1920年，康拉德在《间谍》出版12年后补写一篇“作者序”，写道：“我的故事发生在肮脏的环境里，而故事本身又是不道德的。”[1]（p1）这个“肮脏的环境”正是英国伦敦，而当时的伦敦却又享有“世界中心”、“世界大都市之首”的美誉。易言之，伦敦的文本书写与伦敦的发展实际站在了天平的两端，呈现出对立之势。这种情况的出现，究其原因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伦敦的城建等硬件方面成就突出，随之而生的精神信仰、道德价值却消退甚至沦丧，形而上的上帝不再视为精神信仰，现实享受与科技成就变成人类的目标，神性在当时的伦敦失落了。
一 神性失落的界定及表现
1882年尼采在《快乐的哲学》一书中提出“上帝死了”，他又补充说，人们会“提供千年之久的洞穴来展示他的幻影”。上帝死了，其实是神性失落。所谓神性失落是指诸神在世俗生活中的消逝或退匿，世俗生活变成一种无神的生活，从更深层次看，神性失落，失落的只是人们心中预先设定的“神”或“神性”，但“神”永远不会失落，因为预先设定的“神”失落了，人们也会重新设定一个神作为精神信仰与寄托。可以说，神性失落中失落的只是预先设定的神，而人们设定神存在的需要是从未失落的。
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提出模仿说，认为现实模仿理念，作品模仿现实。在现实模仿理念时，它模仿的是神圣、超验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却是人为设定的东西，当现实社会不再跟这个人为设定的东西合拍时，设定的东西也会随着人类认知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亚里士多德时期，神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变得无能，人们看到了神的无效，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主张模仿的对象不再是神圣、超验的存在，而是现实本身，也就是人本身。
于神性失落在文学中的表现而言，神性失落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追根溯源，在神产生之初便带有失落的阴影。公元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基督教与统治者利益联姻，成为维护统治者统治的工具，“精神宗教”向“制度宗教”转化，神也随之失落，13世纪的黑死病、瘟疫等灾难已经让人质疑神性的存在，意识到人自身的力量，人文主义更是突破中世纪的牢笼，让人重新认识了人自己，18世纪启蒙运动更是推崇理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带来经济的大幅度增长，社会分类所依赖的有效的实体，不再是家庭，不再是教会、行会、教区，也不再是任何集体单位，而是个人——他基本上是独自负责确定他所扮演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宗教的角色”[2]（p63）。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提出资本主义时代，人们以事业成功、财力富足、生活优越为标准评判上帝的选民，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原本形而上的、让人追求彼岸生活的神失落了，取而代之的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引人追求经济上成功的“资本主义之神”。
1907年，康拉德的小说《间谍》出版，当时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之时，追求彼岸世界的形而上的旧神失落，新任“资本主义之神”盛行。在新神的引导下，文本书写中的伦敦是什么样的呢？
二 神性失落在《间谍》中的文本书写
《间谍》中的故事发生在伦敦，故事来源于当时发生的一件真实事件。1894年2月15日下午，伦敦格林威治公园发生一起爆炸案，现场位于靠近格林威治天文台的斜坡上，一名年轻男子当场身亡。经查，死者是无政府主义组织“自治俱乐部”的成员。这一事件是否是无政府主义者有意策划的已无法查证，但它给康拉德带来创作《间谍》的灵感。《间谍》的主人公维尔洛克先生，不仅是外国势力派到英国的奸细，还是英国警方的线人，他娶了一位家境贫寒的英国姑娘，在肮脏杂乱的索荷地区开了一家杂货小店，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聚会的地点。故事发生时，米兰刚举行完反恐怖会议，英国依然为各国反政府人士提供庇护。雇佣维尔洛克的外国使馆想策划一次恐怖行动，嫁祸于无政府主义者，就此迫使英国改变态度。维尔洛克先生利用弱智无知的妻弟斯迪威来实施这一阴谋，斯迪威不慎绊倒提前引爆了炸药，维尔洛克被绝望而愤怒的妻子杀死。
小说中主要有三次空间转换：从维尔洛克先生的店铺到海德公园的一角，再到大使馆驻地，神性失落集中表现在三次空间的文本书写中。
（一）维尔洛克先生的店铺
小说开篇，作者极尽反讽地详细书写了维尔洛克先生开设的商店。商店很小，坐落在索荷区的一条狭窄街道上，店铺积满尘垢，灰不溜秋；白天店门总是关着，到晚上却半掩着；橱窗里陈列着裸体舞女的照片、过期的法文滑稽杂志、不大正经的书籍、印刷低劣的旧报纸等；商店的顾客或是一些年轻小伙子，在橱窗前晃来晃去一阵子才突然溜进去，或是年纪较大的人，竖起衣领斜着肩膀闪进去，生怕撞着门铃让它响起来。除了简陋肮脏之外，商店的位置还非常隐蔽。报童从没来过这里，飘荡在集市上空的叫卖声在还没有到达商店的门槛时就消逝在了肮脏的墙壁之间。这样一家商店，不管什么时候都没有什么生意，维尔洛克先生对经营商店也不感兴趣，而店铺存在的意义在于为维尔洛克先生与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一个安全的聚会场所。而如此肮脏、闭塞的环境，却使维尔洛克先生感到无比惬意。“他就在这座房子里做那种出售一些值得怀疑的货物的生意，履行保卫社会的职责，培养居家过日子的美德。他在家里感到身体轻松，心平气和。”
肮脏、闭塞的环境与世界文明中心的美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可以说是落后与文明的对比。从来没有什么生意，却又要履行保卫社会的职责，两者放在一起，显得矛盾与突兀。按照资本主义新神来看，要想办法争取成功，取得社会地位，但是维尔洛克先生的店铺却没有什么生意，要履行保护社会的职责，做的却是间谍的交易。易言之，在维尔洛克先生的店铺中，想实现的都是现实的利益，传统的形而上的神已经失落了，维尔洛克是一个没有神性信仰的人，即使是新神，也是投机取巧，没有走新神信仰的正途。
（二）海德公园一角
都市批判其实是西方一种传统思想，基督教《圣经》中以上帝的名义，将巴比伦看成是一个“堕落”的城市，就已经包含一种文化批判的精神。当然，这只不过是西方基督徒们对异己文化批判的一种借口。不过这种批判的话语却会在西方文学中复活，成为对工业化时代里城市生活环境的一种描述。在康拉德《间谍》中，这一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对海德公园的描写，凸显了伦敦城市中“堕落”的一面。可以说，海德公园是堕落城市的一个符号，也是神性失落城市的体现。
康拉德如此描绘海德公园：罗登跑马道上，男男女女或疾驰或慢踱或遛马，悠闲地享受生活。维尔洛克先生身边驶过的四轮敞篷马车上，妇人坐在铺着兽皮褥子的车中，礼帽高耸在折叠起来的车篷之上。伦敦特有的阳光照耀着这一切，越发增添了它们的光彩。“满地阳光照出的古老金色墙垣、树木、马匹和行人都没有在地上构成阴影。维尔洛克先生正在弥漫着古色古香的金色粉末的气氛中穿过一个没有阴影的城市向西走去。”[1]（p8）海德公园在康拉德的笔下变成了没有阴影的地方，与维尔洛克的居住区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是发展中的伦敦的表征。
走在公园中的维尔洛克先生却是心事重重的双重间谍，既受雇于英国政府，又为俄国提供情报和服务。面对如此景色，他生出保护城市与人民的想法：“保护乃是富饶繁华的第一需要。他们应当受到保护；他们的马匹、马车、房屋和仆从也必须受到保护；他们的财富的来源，在城市的心脏也好，在这个国家的腹地也好，都应该受到保护；使他们能够过上卫生而悠闲的生活的一切社会秩序都应当受到保护，以免受到不卫生的劳动者的嫉妒。”[1]（p9）而事实上，维尔洛克先生懒散成性，只想过闲适的生活，他认为不管怎么努力都没有什么用，虽然他意识到社会秩序正受到威胁，但觉得“眨眨眼扪心自问”都需要浪费力气。他自己便居住在不卫生的环境之中，是不卫生的劳动者中的一员，却幻想着自己作为城市繁华的保卫者，需要保护这种秩序以免受到不卫生的劳动者的嫉妒。
可见，先进、向上的伦敦城虽然能够刺激人们努力上进，但是伦敦城又是一个引人堕落的地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建设、硬件设施完好，但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却懒散堕落，既没有形成传统的神的精神信仰，也没有把市民培育成靠自己勤劳努力，兢兢业业实现自身价值的新神信仰者，神性失落了。
（三）大使馆驻地
在《间谍》中，神性失落与现代文明联系得却最为紧密，康拉德将神性失落的具体行为——炸掉本初子午线安置在大使馆驻地便是佐证。
康拉德笔下的大使馆区安静而神圣：“街道宽广、空旷，显示了人类的雄伟业绩将永垂不朽。惟一使人想到人终归要死的是停在路边的一辆医生乘坐的孤零零的四轮马车。放眼望去，街两边的门环擦得闪闪发光，洁净的窗户闪耀着暗淡的光辉。一切都静悄悄的……一位身材魁梧的警察看来对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他也是人类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1]（p11）宽广而空旷的街道，是人类雄伟业绩的象征，使人产生庄严神圣之感。大使馆擦得闪亮的门环、闪耀着光辉的窗户，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氛。
维尔洛克见到俄国大使馆的弗拉迪米尔，被安排了炸毁本初子午线的任务。因为“人人都迷信科学，认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他们莫名其妙地相信科学是物质财富的源泉。他们确实是这样想的。策划这样一次荒唐、残忍的事件，要比把一条街上的人或者满满一戏院子的人杀光更为惊心动魄。”[1]（p28）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便是炸掉本初子午线。
188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经度学术会议上，正式确定以通过英国伦敦的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作为全球的零度经线，并以此来计算世界标准时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子午线所在的格林威治天文台不仅代表着制定现代时间的权威科学机构，而且是“世界时空秩序绝对的中心”的象征，同时还代表着西方理性的社会政治和思想体系以及建立在此体系之上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易言之，本初子午线正是新神的表征，而维尔洛克等人却要对之进行破坏，想要摧毁自己的神，自己的信仰，可见新神已经在维尔洛克等人的心中彻底失落了。
三 伦敦中的城市与反城市现象
为何《间谍》中的伦敦书写会有神性失落呢？原因之一正是伦敦发展建设中出现了城市与反城市现象。所谓城市与反城市现象是指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与建城初衷相反、相违背的现象，先进与落后、文明与蛮荒共存、形成张力的现象。
（一）伦敦城建简史
整体而言，伦敦经历了从中世纪的伦敦古城发展到19世纪的伦敦市（Country of London），再发展成为20世纪的大伦敦区（Greater London），最后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现代世界大城市之一的城建过程，其建城历史大致如下：
伦敦的城建始于古罗马统治大不列颠的时代。此时期的伦敦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塞和行政中心，而且已经成为一座沟通欧洲大陆的繁华商埠。到1700年，伦敦已成了欧洲最大的都市。18世纪初，伦敦发展速度不断加快，金融贸易机构不断涌现，资本主义商业运营的架构体系不断成熟。根据历史资料显示，这时期的伦敦城掌控着英国80%的出口贸易、69%的进口贸易和86%的转口贸易。伦敦在商业贸易和城市经济的作用上逐渐取代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主要的金融和商业中心。“18世纪中期，伦敦人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就曾说过伦敦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很多游客到伦敦是为了一睹古英国快乐的容颜，但结果往往是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整个世界。”[3]（p1）19世纪，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的成果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军事上确立了海上霸权地位，经济上依托遍布全球的海外殖民得以迅速发展，政治上一派祥和，鼎盛辉煌，综合实力超越西班牙、荷兰与法国等国，位居世界前列。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伦敦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活力最强的城市，人口从200多万增至800多万，号称世界的政治、金融和贸易之都。1851年5月1日，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了万国博览会。博览会向全世界展示了日益强盛的英国形象，维多利亚女王更是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什么都能做。”将当时英国人的自豪感与对未来的信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伦敦城建中的城市与反城市现象
伦敦的快速发展意味着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更集中、更社会化和更高效化，随之而来的则是“城市病”现象日益严重，城市化太快，城市过大，短时间过多人口往城市集中，不可避免地导致淡水和能源供应紧张、交通拥挤、犯罪增加、环境恶化、失业增多、贫富差距加大等等危机，背后隐藏着反城市的倾向。
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把19世纪的伦敦描述为一座新型的城市——“焦炭城”，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详细介绍了“焦炭城”：在1820年到1900年间的大城市中，“破坏和混乱的程度正与该城市（焦炭城）拥有的设备和劳动大军成正比例。在城市建设这个新领域中，人们必须注视着银行家，企业家和机器发明家的脸色行事。他们对于城市建设中大部分的以及全部坏的东西应该负责。……工业主义，19世纪的主要生产力，产生了迄今从未有过的极端恶化的城市环境；因为即使是统治者的聚居区也被污染，而且非常拥挤。”[4]（p462）
科技发达、工业进步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带给中上层阶级财富和享受，却让下层劳动者处于贫穷与凄惨的生活境遇。工厂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滚滚浓烟昼夜不停地排放到空中，使伦敦成了闻名于世的“雾都”。“伦敦城又脏又乱，从这肮脏的下水道里流出人类勤奋的洪流，肥沃着整个的世界，从这油腻的阴沟里流出纯质的金子，人性在这里发展得最完备，也最粗野；文明在这里创造奇迹，但文明人几乎退回去变成野蛮人。”[5]（p110）
《间谍》中的索荷区正是伦敦焦炭城的产物，它在伦敦工业区附近，曾是19世纪中叶英国大批流亡者躲避当局镇压、逮捕及监禁的主要避难地。大批流亡者乘货轮经泰晤士河来到伦敦。他们成分混杂、民族各异。大部分人到达伦敦时一贫如洗，因此渴望尽快建立彼此间的联系，以寻求帮助。于是，一些地区便常常成为流亡者的活动中心，以索荷区为代表。那里有着便宜的住房，有新型的分间出租的住宅，还安装有供穷人使用的少得可怜的卫生设备。其实，在小说中，康拉德经典化了伦敦的贫民区。维尔洛克先生的商店代表了遍布伦敦的贫困之所，代表了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在贫民救济院、监狱、贫民窟、昏暗狭窄街道等场所艰难生活的困境，这种肮脏、闭塞和恶臭的环境，使得长期居住于黑暗拥挤房间中的人们备受煎熬，不仅身体上遭受着折磨，心理上也随之发生扭曲，城市的光鲜繁荣无法遮蔽其晦暗的一面。伦敦一直是危险的居住地，多数来到这里的人都很贫穷，找到财富的希望也很渺茫。虽然重建已经改进了街道与房屋，但每年在伦敦死亡的人数总是多于出生的人数。大都会贫富差距极大，却没有传统的组织结构可以保护贫病者免于冻馁。[6]（p264）
随着城市的发展，自然环境也遭到破坏，只有在城郊或公园中能感受到纯净自然景象和树林绿地。开阔美丽的海德公园的惬意舒适与城市中心的喧嚣形成强烈对比，人们远离周围的牛津街、帕丁顿、肯辛顿和骑士桥等繁华的商业区，来这里释放都市的压力，寻找心中的绿地，有人曾把海德公园比喻成“伦敦的肺脏”，在工业革命后空气严重污染的伦敦，人们只有到这种大公园里，才可以吸上几口比较新鲜的空气。
19世纪的伦敦正如狄更斯所言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正是伦敦城建中的城市与反城市为城中民众输送了追求功利、现实享受的营养，也助力了神性失落的脚步。
四 康拉德的伦敦体验
哈罗德·布鲁姆在《伦敦文学地图》总序中提到“城市是文学的摇篮”。伦敦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书写伦敦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每位作家都会根据自身的伦敦体验书写各自心中的伦敦，康拉德也不例外。
康拉德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和爱德华时代前期，可称得上是英国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整个世界动荡不安、战争频繁的时期，西方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社会秩序都受到极大的冲击。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利维斯称康拉德是英国文学史上难得的天才作家之一，这种天才就表现在他对英国社会现状及人们精神变化的敏锐察觉之上。
康拉德曾是波兰贵族身份的康拉德作为伦敦城市中的他者，在放弃了本民族弱势文化而认同强势文化时，经历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康拉德晚年拒绝了英国政府授予的爵士荣誉，这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他内心拒绝被英国彻底同化，他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英国的繁荣富强，另一方面他与英国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以思想敏锐性和创作的独特性保持着对英国社会甚至是欧洲社会的深度思考。
康拉德1857年出生于沙俄统治下的波兰，17岁离开家乡来到法国当水手，之后随英国商船队航行于世界各地，他29岁获得英国国籍成为英国公民，结束海员生涯后选择英国作为最终定居点。康拉德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曾是失去家园的漂泊者，是波兰贵族兼爱国诗人的后代，是扬帆远航的水手，是拒绝英国爵士封号的外来人，是用非母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作为一个精神漂泊者，他对伦敦的情感投射有着独特的韵味。伦敦带给康拉德一种奇幻体验，他将自身的伦敦体验记录了下来，“漫步在最伟大的城市之中，就像是一位旅行者进入了广阔的、无人探索过的荒野。”伦敦满足了他探索海洋时的新奇感，他在这座城市中“去寻找那些隐藏于航海图之上的庭院，迷失在密密增长的房屋之中，仿佛是丛林深处的一渊深潭。”[7]（p19）伦敦仿佛变成了令人迷惑的迷宫，穿梭于其中的街道间，常使人产生怅然若失之感。在《间谍》的作者序中，康拉德再次描述了对伦敦感受的变化：“那里人烟辐集，人口甚至比有的大陆还要稠密。那城市有着巨大的动力，人造动力而不是天然能力，却仿佛对上天的愁眉苦脸或微笑漠不关心；它在残酷无情地吞食着光怪陆离的世界。这座大城市有的是地盘，足够安排任何故事；有足够的深度使人们发泄激情；有变化无穷的场景演出各式各样的戏剧；黑压压的一片足以埋葬五百万生灵。”[1]（p5）康拉德这种特殊的伦敦体验，正是促成伦敦书写中的神性失落有如此文本形态的主要原因。
文学作为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包含着对社会生活反映的同时，也力图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作家，一方面享受着城市提供的舒适生活，另一方面也敏锐的感知城市发展中的诸多弊端，并思考诉诸笔下，康拉德就是这样一位与主流意识保持反语距离的作家。他以作品来表达神性失落的思考，在《间谍》中，伦敦不只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更是在世界主义一体化与工业化道路上对神性产生破坏性的代表。尽管伦敦成为19世纪中期世界政治、科技和贸易之都，但反城市的城市病与城市的快速发展一样引人关注。在21世纪的今日，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依然面临着贫富差距、环境污染、恐怖爆炸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神性失落依旧存在，这种信仰危机的产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带来的后果，康拉德以超越时代的敏锐观察和充满忧患意识的文学书写警示我们深思。
[参 考 文 献]
[1] （英）康拉德.间谍[M].张健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
[2] （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M].高原，董红钧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3] （英）唐娜·戴利.伦敦文学地图[M].张玉红，杨朝军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4]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5] 钱乘旦.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6] （美）贺利思.伦敦的崛起[M].宋美莹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
[7] （英）弗莱切. 约瑟夫·康拉德[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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