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散文家、诗人侯方域生于名公贵胄之家，其成长也伴随着激烈党争的刀光剑影。父辈们心忧天下，不畏权势，宦海浮沉于国家危亡之时。然阉党方炽，诛伐异己，残酷迫害，矛盾尖锐。这不能不在少年侯方域的心灵世界留下深刻的痕迹。国破后他四处漂泊，颠沛流离，对故国的深深怀恋之情充斥着后半生大半光阴。顺治九年决定江南访友，这期间创作了大量诗文。据统计侯方域之文章，《壮悔堂集》收142篇，辑佚5篇，共存147篇；另著《四忆堂诗集》六卷，《遗稿》一卷，存诗397首。但仅顺治九年南游三个月就创作了100余首诗歌，散文40余篇，占据他一生总创作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侯方域顺治九年江南之行的创作非常重要，是研究侯方域一生创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因为重要，所以考察江南之行的动因尤为重要。
一、政治因素——国破的心灵冲击
李自成的起义、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入主中原，国家灭亡，生灵涂炭。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历史时期之一。侯方域的家族背景令其对大明王朝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联系，故而明亡后他内心的痛苦愤恨比常人更刻骨铭心。顺治二年南明灭亡后直至顺治九年这五六年期间清朝政局并没有稳定，中原虽然稳定，但南方抗清情况并不明朗，豫西豫南山区都有抗清组织，太湖一带也有反清势力，陈子龙失败也并不意味着反清烈火被扑灭，榆园军反清斗争还是如火如荼。明朝到底还有没有光复的希望，南方抗清残余势力的情况，中原也无法深知，偶与亲友通信也只能了解只字片语，所以这一直是侯方域心中的郁结。
二、心理因素——对故国江南的眷恋
潘承玉说：“中国文学史最艰难的士人的人生夹缝，就是明清易代之际；最边缘状态的士人心灵，就是入清不仕的明末遗民。”［1］历经丧乱后，作为前朝遗民的候朝宗自然是悲恸不已。故国不再，江山易主，许多明末诗人都以诗歌抒写对于故国的怀恋，有的甚至寄托着复明的期望。这种情感在各家诗中的表现有的明显，有的隐晦，感情的深浅也都不同。异代之际的文人，必多故国之思，宋元之际的文天祥、谢翱、谢枋得等皆如是，侯方域也不例外，在危如累卵的晚明政局中，经世报国无疑是他最大的梦想，但今国家已经灭亡，他的苦闷是可想而知。他的《四忆堂诗集》中有大量抒发亡国之恨、故国之思的诗文。作于顺治九年秋过江访友时的《过江秋咏八首》可谓是侯方域故国之思的代表作。如：“岂是新亭终有恨，从来故国总关情。”“南极不妨为北斗，漫天老眼望京华。”［21］诗句中处处都凝聚着对故国的追念与哀思之情。明朝支离破碎之际，身在羁途的侯方域“又到西湖上，新愁不易。桥通今日路，花忆去年时”［3］。崇祯十二年（1639），21岁的侯方域到南京参加南闱乡试，他初次南下，曾与复社同志吴应箕、夏允彝、杨廷枢等登山，俯仰之间，大有“极目神州，舍我其谁”之豪情，几个同游者把他比作六朝时的周瑜、王猛。当时的南京是个流彩溢香的金粉之地。灯红酒绿、丝竹管弦、夜夜笙歌。《儒林外史》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可大致领略到其繁华之胜：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城里城外，琳宫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百八十寺！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多处。无论你走到哪一个僻巷里面，总有一个地方悬着灯笼卖茶，插着时鲜花朵，烹着上好的雨水，茶社里坐满了吃茶的人。到晚来，两边酒楼上明角灯，每条街上足有数千盏，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并不带灯笼。那秦淮，到了有月色时候，越是月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何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的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起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何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光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还有那十六楼官伎，新妆袨服，招待四方游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但战火烧过的江南断瓦残垣、七零八碎、水流花谢，不堪入目，黍离之悲顿时涌上心头，残破的不仅仅是国土，还有心灵。他实在不忍心再次看到昔日繁华的政治文化中心如今这副衰落荒凉的模样，但迫切想要了解故国此时真实的情况，所以在极度矛盾的心理斗争下再次走访了这一块被颠覆了的残破的土地。对故国的思念、亡国之痛、社会巨变，都可以说是称侯方域这次江南之行的外在动因。
三、情感因素——对故友的思念
故国已不复存在，故友或存或亡。亡者悼之，生者见之。故友情结，又是一动因。侯朝宗顺治九年底的《哀辞九章》是悼念故友的代表之作。尤其是最后一首哀李雯则感觉悲风四起，哀婉缠绵。李雯曾经“雅志托皎日”，可人生遭际无常，“岂知蹉跎久，白首终为郎。秋月照粉署，殊非旧明光。仰视天汉星，泪下不成行，我今朱颜丑，何以归故乡？”［4］黄玉琰在《论侯方域的四忆堂诗》中提出：“他早年与陈子龙同倡几社，清正自持，但鼎革之后，陈子龙坚持抗清，以身殉国，李雯却屈节辱志，出仕清朝，不免惭悔交加，泪下如雨。后乞假南还，郁郁成病而死。”郭曾炘《杂题国朝诸名家诗集后》云：“哀辞独为舒章谅，相惜惺惺倘自伤。”并云：“实不啻自哀也。”言其与李雯之真正悲哀所在，或有可相通之处，结合侯方域入清后的遭逢，确更见沉痛。
世事变迁，经历了那么多人生磨难，曾与侯方域切磋诗艺、宴饮唱和的好友都一一离去。故地重游，追忆他与故友饮酒赋诗、慷慨悲歌、指点江山，批评时政的日子，仿佛还在昨日，但前六子四人已经作古，故友的离去使他对朋友的怀念也倍增伤感。方以智明亡后随桂王抗清，杳无音信，吴应箕组织抗清斗争战死，生死离散，感慨和悲伤都深深地勾起作者怀念故国故友的无以言状的情思。
四、河南乡试——隐忍负重
明清易代之际，许多明末的士大夫都面临着民族气节与对旧朝的忠诚的问题，这往往也成为他们对历史评价的主要依据。这其中有著名的或者无名的诗人学者，遗老，遗民等。原本归隐家乡的侯方域在顺治八年意外参加了清廷的乡试，着实让很多学者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很多人说是被逼无奈，碍于清廷的高压政策；亦有人说是自愿参加乡试，说法不一。如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称：“他自己虽应清廷考试，而当吴伟业应诏北上之时，却曾致书劝止。”（见《壮悔堂集·与吴骏公书》）又于顺治九年，他过阳羡，邑人宴会，他亦曾不胜“江山之恨，禾黍之悲”（见《阳羡讌宴集序》）［5］。由此可见，他虽应乡试，似非出自热衷，只为免祸，亦未可知。乡试之后，也未必不悔。故此后不久，即病逝乡里，年仅三十七。这样看来，这样一段经历极可能是导致其早逝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个自幼受儒家思想教育的传统知识分子莫不愿以忠臣孝子自期。在天下无事之时，忠孝两种德行固然能并存，但在改朝换代之际，正是许多知识分子必须做出抉择的时代，侯方域这位在明季以名节大义立世的世家公子，也毫不例外，当时亦有好友奋起抗清殉国而死，也有许多虽没有殉国壮举但也相约终身不仕。侯方域属于后者。因此在清初这一时期的诗文中他始终表达着自己的这一抉择，诗文字里行间都充溢着怀念故国旧朝的悲戚之情，有时甚至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他多次借物抒怀，赋诗明志表达自己不仕新朝甘做遗民的心情，但最终时势的逼迫迫使他做出无可奈何的抉择，使其在悔恨中度过了一生中最后几年。因此有人说他将书房命名为“壮悔堂”，表明他对顺治八年的乡试的愧悔。
侯朝宗的一生与他所期许的人生可谓相差甚远，他一生都心怀匡业之志，可始终壮志未酬。从早年的《早发抒怀》：“安得延津剑，划然肃清朗。元侯二十四，际与萧曹仿。”［6］就能看出其政治理想。只可惜他不仅没能像父辈那样位居高官，反而是在战乱逃难中度过了大半光阴。他时常拿侯嬴自比，希望能像侯嬴那样垂名史册，成为一个千秋英雄，但他的人生生涯实在是太憋屈，致使他的整个人生主旋律都是悲戚失落的。南游访友归来，重整思绪，回想起自己的一生，不禁悲慨丛生：“乾坤羞髀肉，日月误雕虫。”“我思三径外，一采愧蹉跎。”［7］
遁世归隐的他却意外地参加了清廷的乡试，内心的滋味可想而知。少年时就怀有济世心理的侯方域却因时不与我，虽有鸿鹄之志却是披荆斩棘却变得异想天开。故时而悔恨，时而激愤，时而悲戚，可谓是百悲俱上心头。他经历了种种人生磨难、追忆故国，怀念昔日挚友，心里的苦闷无法抒发，只有借诗歌言志。侯方域基于这样的一个心境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开始了他三个月的江南之旅。我们在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急于定论，因为很多时候动因更为重要，因为这直接反映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参考文献：
［1］潘承玉.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3］［4］［6］［7］王树林.侯方域诗集校笺［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5］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8］夏维中.侯方域晚年心境考略［J］.东南文化，1993（6）.
［9］王树林.略伦侯方域的文学历程［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2（2）.
［10］王树林.侯方域民族气节重议［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11］扈耕田.侯方域晚年心态与顺治八年乡试［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
［12］黄玉琰.论侯方域的四亿堂诗［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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