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艺术根植于宗法社会，宗法思想对中国古典艺术有深刻的影响。刘道广先生在《中国艺术思想史纲》前言中指出：“中国艺术思想受制于传统宗法意志和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思想也在挣脱宗法意识的制约中有所变化。”元代戏剧向来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期间涌现的许多大剧作家都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作品，其中最优秀的就是关汉卿。下面笔者以这位最优秀戏剧家的卓越代表作——《窦娥冤》为例，探究作者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对宗法思想的接受与超越。
一、宗法思想与古代中国社会的关系
简单地说，宗法思想是对宗法制度所内含的一系列社会关系进行的理论概括的总和。毫无疑问，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广泛存在的宗法关系是它的基础。起先，这种关系体现的只是宗族内部的组织原则，以及根据与首领血缘的远近而排列的财产分配、继承系列。特别是当国家产生以后，宗法关系就由狭隘的宗族内部关系改制为具有国家法律意义的权力再分配制度。待其逐渐成熟后，进一步对我国古代封建伦理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形成了极大的补充，主要表现在强调血缘关系和等级特权的忠君孝亲，构成了极具宗法特征的“三纲五常”道德体系，不知不觉成了中国人不可磨灭的“精神基因”的重要部分。因此，在古代的中国，不管人们处在社会的哪个阶层，也不管人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多么的迥然不同，他们的社会观相通的。也就是说，对绵延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而言，家庭是社会的微缩，社会是家庭的放大，国家、社会、家庭是同构的。如此一来，没有“逃脱”，没有“幸免”，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文化等等，时时处处、方方面面都贯穿了“伦理至上”、“伦理即法”的精神。而艺术家们，或者说是中国古代的文人，他们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也无一不受到这一宗法伦理体系的浸染，进而他们把这种思想无形地灌注到文艺创作之中，滚雪球般地影响了更多的受众。
二、从《窦娥冤》看关汉卿对宗法思想的接受
关汉卿最重要的代表作《窦娥冤》几乎家喻户晓，作者在剧本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角色，从中可以看出大师分明的爱憎。对于这位艺术家一心所肯定的角色，对于一些能明显看出作者流露出钦羡感情的情节，无不可以看出宗法思想在其身上所打下的深深烙印。
1.对以孝道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极力称颂。
孝是宗法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精神核心。窦娥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完美体现者，是恪守妇道、处处孝顺的典范。作为童养媳，十多年来她勤恳侍奉婆婆；因为担心婆婆受刑，主动屈招是自己药死张驴儿父子；在被押赴刑场时，为了避免惊扰婆婆的痛苦，要求绕路而行；就算到最后鬼混复仇完要离开人世的时候，还请求父亲代为尽孝。关汉卿在刻画窦娥这一人物个性时，竭尽所能地夸赞她的孝道和善良，毫不避讳地体现了自己对这一伦理道德观念的极力称颂。
2.对妇女再嫁的否定与谴责，极力维护父权意识。
封建礼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统治者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其中包括如大家熟悉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尊女卑。这些封建礼教的伦理纲常，都是独尊父权，表现在两性关系上，则是女子成为男子的附属品和驯服的工具。在《窦娥冤》剧本中，这种独尊父权、维护父权意识的例子俯拾皆是。作者要么借窦娥之口强烈谴责婆婆答应改嫁张驴儿父亲的“不贞不洁不守妇道”；要么把窦娥誓死不再改嫁之举作为正义的行为来歌颂；要么借窦天章之词，大谈恪守妇道、维护男权意识和封建礼教的正义性和不可违背性。显然，关汉卿正是通过这样鲜明的对比表现了自己对妇女再嫁的否定态度，体现了其男权思想的本质所在。
3.期望通过“科举”达到参与政治，实现“治世”的理想。
在中国传统社会，如果说宗法思想对女人的最大伦理道德要求是“节、孝”的话，那么体现在男人那里，更多的是“忠、义”。“忠”的要求主要体现在高中科举，荣宗耀祖，忠君报国。因此对于传统文人而言，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转变穷困的境遇是毕生的追求。作为封建时代传统知识分子的关汉卿，他同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渴望能够通过科举之道实现其“治世”理想。可悲的是，元朝统治者中断了长达77年的科举考试，使得他和当时广大被压迫的人一样沦为“老九”。于是他便将这种向往寄托到了《窦娥冤》里窦天章的身上，通过他窦天章成功的肯定和赞许，侧面、间接体现了艺术家受到宗法思想的深刻影响。
三、从《窦娥冤》看关汉卿对宗法思想的超越
作者通过对剧本《窦娥冤》的创作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他原以为像窦娥这样一个贞孝两全、对封建传统伦理道德极力信奉和维护的忠诚良民，本应该得到统治者相应的表彰和嘉奖，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这样一个温顺的下层女子却遭受到了最无情、最彻底的毁灭。这样的一个社会，不仅对它的反叛者没有任何包容，甚至还将魔爪伸向了它的顺民。想安分守己做下人，做奴隶都要遭到毁灭。因此关汉卿借窦娥这一形象，向她所在的吃人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控诉。可以说，在那样一个时代，作为一个毫无背景的深受宗法思想影响的艺术家能公开表达出自己对封建皇权、封建社会的不满，这无疑是一个对自身，对宗法思想的巨大超越。关汉卿是时代激越的反抗志士，也是时代冷峻的批判者。无论是反抗的高度，还是批判的深度，都体现了封建社会一个仁人志士忧国忧民、与命运作殊死抗争的过程。
四、结语
我们在评价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时，是不能绝对超越其所生活的社会背景的。关汉卿生活在元代封建社会，必然要带有那个时代的社会属性，更何况他是一个饱读儒家经典的文人，深受儒家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浸染，作品中透出这些根深蒂固的思想底蕴正是其本身所无法挥抹去的主流文化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关汉卿及其作品都无可避免地具有了文化思想判断上的积极性和消极性。但就其敢于向强大的封建社会提出质疑和抗争这点而言，若将其置之于元代那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来审视，则无疑是具有巨大的积极进步意义的。哲人有言：对于古人，我们不是看他比其后人少做了些什么，而是要看他比其前人多做了些什么。对于关汉卿及其作品也应当如是评价。从这样的唯物史观来看，关汉卿确实称得上是我国最早、最伟大的戏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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