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侵财型案件已成为刑事犯罪类型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当前侵财型案件呈现出多发态势，使其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的一个突出问题，如何有效打击此类犯罪行为，是公诉机关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作为侵财型案件审查起诉中工作之一，涉案财物价值的准确认定，牵涉到刑案中行为人罪轻与罪重问题（如抢劫罪，涉案财物价值影响量刑结果），甚至是罪与非罪问题（如诈骗罪、职务侵占罪，以财物价值数额较大为起诉标准）。但在司法实务中，由于个人认知主观性差异和涉案财物类型的多样化、特殊化等因素，导致案件承办人对财物价值的认定存在诸多疑问。
论文关键词 侵财型案件 价值鉴定 案件类型
一、贵重物品价值鉴定
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程序化处理模式和办案教条思想，导致很多人养成了“唯价值鉴定论”的思维方式，对价值鉴定存在盲目奉承思维，不考虑价值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和可行性与否，这样就容易影响案件处理质量。
案例：2011年1月8日凌晨，黄某携带其在网上购买的开锁工具至被害人李某家，采用技术开锁的方式进入住宅，盗走李某家中所藏的13瓶茅台酒（其中两瓶茅台酒被黄某盗窃后喝空），1瓶诗仙太白酒和一部黑色金立牌手机。经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被盗财物价值共计人民币95780元（其中13瓶茅台酒鉴定价值为93600元）。
分析：该案黄某盗窃事实清楚，但涉案财物价值鉴定结论缺乏核心的证据支持，即无茅台酒的真伪鉴定。之所以存在该问题，是基于常人思维考虑到在茅台酒被市场经济炒作出高价的同时，不断有造假商品被查处，收藏的茅台酒是否就代表是真茅台酒，显然答案是否定的。本案涉案茅台酒系伪劣产品就会导致黄某盗窃财物的总价值变化（其可能从十年以上的刑期降到三年以下），虽然价格鉴定机构作出了价值鉴定结论，但该结论的前提是基于涉案财物是真品。价格鉴定机构只能对财物价值作出鉴定，却不能对财物真伪作出评价。因此只有在对茅台酒作出真伪鉴定后，再决定能否起诉，后检察机关委托具有相关机构对涉案茅台酒进行产品鉴定。经鉴定，被盗的13瓶茅台酒中有8瓶是真酒，3瓶系假酒，另外两瓶茅台酒因为被黄某开瓶后喝空导致无法进行真伪鉴定。而本案的最终涉案价值也从之前的95780元的降至为人民币6万余元。
黄某盗窃案提醒我们，价格鉴定结论不是科学结论，其客观真实性应予质证和审查。由于鉴定意见的专业属性强，检察人员对于鉴定事项来说往往是非专业人，在审查起诉时应充分考虑到常识、常理后再深入分析，如由技术人员出具审查意见帮助承办人员审查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对于常见的鉴定人不具有鉴定资质、鉴定分析前后矛盾、鉴定结论偏离客观等情况应尤为注意。
二、灭失物价值鉴定
大量侵财型案件，由于侦查机关的启动侦查往往距离案发后较长时间，因此案件侦破时涉案财物已灭失，此时涉案财物是非金钱性物品时，往往在对物品进行鉴定时缺乏相应的证据支撑。如何确定涉案财物价值成为考验案件承办人办案技能的难题。
（一）被害人已提供票据的灭失物
购物发票、收据等票据是被害人提供的涉案财物价值最直接证明材料。因发票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其对涉案财物的价格、品牌、型号、买卖双方等信息描述比较具体，因此对于发票只要在证据的真实性上进行核实后，依据该票据作出的价值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证据在案件中予以采信。实践中，由于被害人在买卖中缺乏税收责任意识，其经常只能提供购物收据而没有正式发票材料，对于依据收据而作出的价值鉴定，本人认为应当全面证实该票据真实性的基础上，重点审查该票据是否具有价格、时间、品牌型号、购买人、售出方这五方面信息，对于具备上述五方面的予以采纳；反之，应补充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后，方可采纳依据该票据而作出的价值鉴定。
（二）被害人不能提供票据的灭失物
实践中，经常遇到涉案财物系灭失物且无任何有效票据证明的情况。此时，要准确认定财物的价值，必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运用生活中的常识进行处理，在法律层面上恢复出涉案物品的原貌。对于有具体固定品牌型号的灭失物（如：手机、家电等），可以依据各方对物品型号、新旧程度等特性描述相吻合的情况下（为强化证据，可以要求嫌疑人、被害人对与涉案财物同类型的物品进行指认），将物品进行价格鉴定，最终采信鉴定价值。对于没有具体型号的物品（如家禽、牲畜等）价值确定，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各种方法来恢复涉案物原貌，进而为鉴定提供可靠依据。
案例：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了朱某放养于山上羊群中的两只山羊，并以每只350元价格在集市卖与一陌生人，后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分析：张某盗窃事实清楚，但由于找不到收买赃物的下家，所以无法继续寻找赃物下落。因本案盗窃属非行为型盗窃，如何对涉案财物（羊）进行价值确认，关系到张某能否被追诉。如何确定被盗羊只价格，合理方式有以下几种：
1.类似推定法：让张某指认朱某剩余羊群中与其盗窃的两只羊大小相差不多的样品，并将上述指认出的两只羊进行称重，从而确定被盗两只羊的重量，在依据这确定出来重量委托价格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从而确定被盗羊的价值。
2.最小值确定法：将两只羊分别标记A、B，让张某在朱某剩余羊群中进行指认，针对A羊的重量认定：让张某在羊群中找到两只羊，目的是A羊的重量介于两只羊的重量之间；针对B羊的重量认定：同样让张某在羊群中找到两只羊，目的是B羊重量介于两只羊重量之间；这样就分别获得A、B羊的最大重量和最小重量，再依据该重量分别得出A、B羊最大总价值和最小总价值。如最小总价值高于盗窃罪数额较大的立案标准，则张某构成犯罪。
3.平均值法：将两只羊分别标记A、B，让张某在朱某剩余羊群中指认，目的是分别找到2只以上（一般最好三只以上）和A、B羊体型大小相当的山羊进行称重，得出两个平均值是A、B两羊重量，再据此重量鉴定两只羊价值。 上述三种方法各有可取之处，应当依据客观条件进行，考虑到刑事案件证据的严肃性、充分性，类似推定法得出的准确度最低，平均值法次之，而最小值确定法是最具有说服力证明。
三、毁坏物价值鉴定
毁坏物价值鉴定作为定罪量刑依据存在于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等罪之中，因被毁财物价值关系到罪行轻重，甚至关系到行为人行为性质，所以相关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如果不能第一时间对被毁财物作出准确认定，则会造成案件处理陷入困境。
案例：2010年11月1日，王远X（王XX、王永X的父亲）因琐事与罗XX开办石场工人发生言语纠纷，后赵XX和王XX、王永X等人，携带钢钎、锄头等工具到达采石场，共同采取用钢钎打、用锄头挖等方式，将罗XX采石厂内多台机器及供电设施损毁。2010年11月4日侦查机关对该现场进行勘察，并依据现场勘查等材料鉴定被损毁的机器设备（潜水泵、动力电缆等）总价值人民币8060元（含800元的修复工时费）。
分析：侦查机关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将该案移送公诉机关审查起诉，证据表明：王XX等人故意毁坏财物事实清楚，但在认定被毁财物价值依据上面存在两个疑问。
（一）现场勘查存疑
赵XX等人的打砸行为发生在2010年11月1日，并且民警在接到赵XX报警后就已经赶到现场，但是本案现场勘查时间却在11月4日，侦查机关未能在案发第一时间进行现场勘查，该期间内存在其它人为或自然因素影响现勘的准确性。
（二）鉴定结论存疑
石场机器设备属于毁坏物而非毁灭物，其毁坏后仍有剩余价值，但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却按照毁灭物的价值计算，尤其是潜水泵、动力电缆等设备的价值比较大，应当存有剩余价值，对该剩余价值依法予以扣除，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够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且800元修复工时费鉴定依据不足。
故意毁坏财物罪中立案标准（本地为5000元）不是财物被毁前价值，而应当是财物被毁的损失，即财物被毁之前价值和被毁剩余价值之差。赵XX故意毁坏财物案中的两个疑问，直接导致赵XX等人故意毁坏财物行为是否达到追诉标准存疑，并且该案进行两次补充侦查后仍然无法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标准，在侦查机关不撤诉的情况下，公诉机关依法对该案进行了存疑不诉处理。
对于财物价值的准确认定关系到案件处理的最终结果，也直接影响到公诉机关对于案件的审查起诉质量，因此必须要严肃对待。犯罪行为涉及财物的广泛性、复杂性和特殊性，要求在司法实务中必须秉持常识、常理、常情的思维方式，充分运用各种科学方法对物品进行准确的“复原”，从而为鉴定结果的可行性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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