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日韩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与前景，目前经贸合作发展状态良好。但受当前世界经济政治不稳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继续推进中日韩合作面临障碍。本文就当前中日韩经贸合作间的障碍进行了分析，提出面对障碍要进一步加强三国政治、经济、人文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加强三国间的政治互信，推进产业结构改革互补，维护区域安全稳定，扩大人文交流，关注历史遗留问题等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中日韩；经济合作；东北亚；区域一体化
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历史悠久。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韩三国都是区域合作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伴随着经济的区域化，中日韩的经济贸易紧密度、依存度相较以往大大提升。中日韩三国坚持推行的自贸区战略，也将中日韩自贸区（FTA）谈判推到新阶段。然而近年来，在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之风盛行的背景下，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日益显示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中日韩三国都对贸易自由、多边贸易有着相同的理念和诉求，是维护多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克服摆在中日韩合作面前的障碍，寻求良性解决路径，继续开展和推进中日韩三国的合作与交流尤为重要，这也是维持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途径。
一、中日韩经贸合作发展状态良好
中日韩间的贸易合作在双边和三边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贸易联系也在逐步增强。中日贸易规模扩大，稳步进行。近年来，中日双边贸易活动开展幅度增加、规模扩大，如今中国位居日本贸易伙伴国第一位，日本位居中国贸易伙伴国第二位①。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中日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039.1亿美元，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21.3%②。即便是全球经济受到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下，截止到2020年5月，日本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1166.6亿美元，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13.6%③。中国和日本作为区域内重要的合作伙伴，在贸易合作上也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中日贸易结构具有互补性。从贸易种类上来看，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产品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包括机械器具、纺织原料、杂项制品等，特别是纺织品及原料、鞋靴伞和箱包等轻工产品在日本进口市场中占据半壁江山。日本对于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主要为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运输设备等，其中化工产品占日本对中国出口总额的比率逐渐增加。二是中日经贸合作的幅度和规模逐步扩大。在经历“钓鱼岛”事件和日本内部经济政策调整的冲击之后，中日进出口金额自2014年之后呈稳步上升趋势。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也由2015年的2698.6亿美元增至2019年的3039.1亿美元。中韩两国自2015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受到萨德部署等问题的干扰，中韩贸易总额不增反降。然而在文在寅政府上台之后，积极缓和中韩关系，中韩经贸自2017年后也逐步恢复正轨，以2018年中韩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双边贸易呈现增长状态。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韩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686.4亿美元，占韩国进出口总额的23.6%⑤。2019年中韩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434.3亿美元，占韩国进出口总额的23.3%⑥。中韩两国的进出口产品也形成了主要集中于中间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其中韩国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为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光学医疗设备等，2019年开始塑料橡胶产品占比上升，成为韩国出口中国的第三大产品。韩国自中国进口的产品主要为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和化工产品等，其中在纺织品及原料、家具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中国优势仍然明显。同时韩国对华投资呈现增加趋势，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等。据商务部外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9年期间，韩国外商在华投资企业数累计共9593家，平均每年约新设1919家。韩国对华实际投入外资金额也由2015年的40.3亿增至2019年的55.4亿美元④。中日韩多边贸易稳步推进，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合作关系。中日韩三国都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为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三国积极实现高层次对话谈判。2018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一致达成构建“中日韩+X”合作机制，深化人文交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2019年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自2013年开始中日韩FTA谈判的第十六轮谈判，对有效促进区域内经贸合作方案，推动谈判全面提速达成共识。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中日韩三国举行特别外长视频会议，就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开展务实合作达成重要共识。2020年11月15日签署的RCEP协定也进一步加速了中日韩FTA协定的签订。这些都为加深中日韩三国的经贸合作，扩大开放水平和幅度，实现中日韩三国经济新增长带来机遇。
二、中日韩经贸合作中的障碍
中日韩的多边经贸合作已经显有成效，中日韩FTA谈判也历经多轮。但实际上签订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仍需时日，摆在中日韩三国面前的障碍仍然存在。这需要三国继续花费精力，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外交方面继续推进，才能早日实现更全面、更高水平的地区多边经贸合作。因此，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到中日韩深化合作中的障碍，才能采取进一步的改善措施。
（一）政治互信度低
日本、韩国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伙伴关系，但从深层角度来讲，中日韩之间的政治互信程度并不是很高。特别是中日之间，日本对于中国仍然保持着防备心理。从地缘政治层面考虑，日本始终无法忽视中国在东亚地区内的影响力，认为中国是最具有威胁性的国家。伴随着近年来亚洲格局的全新转变，中国的影响力和自身实力逐渐提升，日本来自内部经济困境以及外部国家威胁的不安感剧增。安倍上台之后，立即稳步推进“安倍经济学”。对内推动政治改革经济复苏，对外开展战略性外交。一方面加大政府投资刺激国内经济，实行国内结构性改革，恢复日本国内活力。另一方面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等构想，从军事、外交、对外经济上打造全方位、多角度对外网络，在延续强化美日同盟的基础上，特别加强对东盟国家以印太为重点的地缘政治外交，以实现日本的政治军事大国化战略企图。此外，日本重视发展与韩澳印东盟等的军事合作，目前已与澳法英韩印等国建立“2+2”会谈机制；与澳英加法等国军队分别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与印度军队签署协定的相关准备工作也已经完成。日本加速拓展经贸合作也正在进行时，修订日本-东盟经济伙伴关系（EPA），加强服装贸易领域的交互；与英国达成自贸协定。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欲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构建印太地区的战略框架。日本也试图借美国在印太地区显示势力的东风，加深日美同盟，笼络印太地区国家，实现日本的“大国化”企图，以缓解来自中国的“威胁”压力。安倍上台之后，面对来自中美两方的双重压力，他选择了一种近似于“曲线救国”的对华政策。也有日本政治学者提出，安倍欲在亚洲搞“俾斯麦外交”，在选择稳固日美同盟、构建四国同盟的前提下，日本的对华政策显现出矛盾感或者说是摇摆感。2012年安倍二度执政之后参拜靖国神社，在野田内阁购岛事件上火上浇油，中日关系迅速恶化。2014年中日之间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安倍允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并且逐渐恢复了首脑接触，中日关系明显改善，返回正常轨道。而2020年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新冠疫情的影响，虽然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中日两国的合作受到了双方政府的肯定，但实际上日本紧跟美国步伐再次高呼“中国威胁论”，对华政策瞬间大转变⑧。而菅义伟的上台，依旧无法扭转目前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会继续延续安倍的外交政策和理念。总的来说，日本对华外交政策延续了以往的“接触”与“防范”并重的战略框架⑨，这也造成了中日之间无法增强政治互信的障碍。在中美关系摩擦的过程中，日本无条件倒向美国选择日美同盟，加速推进美日印澳同盟，再度加深了中日间合作的隔阂。中韩间的政治矛盾相较于中日相对较弱。主要是2017年自萨德部署之后，中韩关系曾一度紧张恶化，但经过两国之间的协调和对话，自2018年后逐渐恢复正常。但实际上中韩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未解决，再加上萨德遗留问题、渔业争端、岛礁争端仍然存在等等，这些都是阻碍中韩进一步合作的重要障碍。另外虽然文在寅上台之后对改善中韩关系作出明显的成效，但韩国国内保守势力的压力仍然存在，其对华态度也很明确。这些都成为继续深入开展中韩合作的负面影响。
（二）经济障碍
首先，新冠疫情的冲击，给中日韩经济带来巨大创伤。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给全球供给和需求双方面都造成了冲击，开展经贸活动受到巨大限制。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贸易额将较上一年水平下滑7%~9%。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4.2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2%⑩。根据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报告提供的数据，日本2020财年上半年货物贸易出口额同比下降19.2%⑪。虽然疫情期间中日韩三国政府都在第一时间采取有力措施良好的控制了疫情，三国的联合抗疫也大有成效，但中日韩经济都难逃疫情之害。据统计，2020年1—8月中韩进出口贸易额同比下降3.7%；中日进出口贸易同比仅增长1%⑫。三国间开展的经贸合作严重收缩，合作的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特别是产业链的中断以及人员来往的限制，合作结构与形式可能会重新改版。此外在经济衰退的大环境影响下，许多国家都出现了“闭关锁国”的做法，更多地考虑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国内产业链的自给自足。2020年4月，安倍下令将大幅度从中国撤资，将在华生产线转移至国内或其他地区，调整在华生产线。其次，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不仅仅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影响，也波及到日韩两国。中美贸易争端对整个东亚区域的价值链、供应链都产生了冲击，日韩两国必然难以独善其身。中国作为韩国第一大进出口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后，中国对韩国进出口额明显下降。除此之外，2018年开始美国对日本加征关税，日本对美国出口额也同比下降。另外，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因产品大多出口美国也受到冲击。实际上中美贸易战的开启，不仅仅是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冲击，甚至造成了世界贸易的混乱。在这场贸易战中，中日韩三边的贸易关系受到了伤害，也承受了很大损失。再次，日韩经济上的危机意识是继续拓展中日韩经贸合作的阻碍。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中韩两国经济互补性的重合度越来越高，韩国与中国的合作由原来的互补性良性合作，转变为现在带有竞争性质的合作。实际上韩国并不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持续高涨，文在寅还是希望能够利用三方的牵制，使韩国在东亚的经济开展上占据主动位置，在东北亚地区提高韩国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基于此，韩国所提出的“新北方政策”和“新南方政策”就是推行韩国主导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依据，目的是强化与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东盟的合作。另外日本也存在和韩国一样的思路，担心中国的经济力量更加强大之后，日本将会作为以中国为主的经济圈的附属。当前中国成为日本进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再加上日本国内本身经济就处于疲软状态，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大幅提高。日本担心在依赖度提高的同时，中国日后将会把中国市场作为对日本经济制裁的一大利器。这也是日本在努力构建印太同盟时经济方面的考量。最后，日韩之间的贸易争端也是不可忽视的。2019年7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将加强三种半导体核心原料对韩国的出口管制。之后双方多次对话却无疾而终。接着日本又将韩国排除在“白色清单”之外。两国关系一度紧张，韩国掀起大规模抵制日货的活动。实际上日本并不想轻易地取消对韩国的经济制裁，想利用对韩国的强硬态度来获取国民的支持度加快完成政治策略。但直至今日双方也没有顺利解决此问题，还处于观望状态。
（三）外部因素
在亚洲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就是美国的干预。美国虽然不是亚洲国家，但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力量在亚洲也足以存在。这一因素可谓是进一步发展中日韩经贸合作的隐藏关卡。对于美国而言，他所希望的是霸权而不是均势，当然不希望看到中国经济腾飞。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贸组织体制的漏洞显露，建立区域性的自贸机制成为最具有优势的战略选择。而中日韩三国一旦达成FTA协定，注定将会削弱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影响其控制亚洲政治的主导力。为此美国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意图牵制中国在东北亚区域的经济合作。日本也选择了加入，这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当然也可以看做是从美抗华的政治选择。实际上美国干预不仅仅是美国单方面的从国家利益出发遏制中国的发展，更多的是日韩对于安全的恐惧，在与中国拓展市场提升经济水平和美国的安全保障之间选择了后者。自上个世纪起建立的韩美同盟、日美同盟直到今天还在延续。虽然在今天同盟关系能够看出有所松动，两国也都想寻求完全的自主权，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两国军事上对美国的严重依赖，从整个国家的独立性来看，是受到很大制约的。多年来频繁挑起的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等等都是美国“对华强硬”态度的展示。一旦中美两国真的在南海、台海上挑起战争，对于日韩来说可谓是致命的安全威胁。此外还未完全解决的朝核问题，给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注入了不安因素。因此，这样的军事需求在美国笼络日韩继续成为其东亚战略根据地的情况下，成为了双向选择。
（四）历史遗留问题
中日韩三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二战期间，日本发动的战争行为对中韩两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并没有从战争的惨痛教训中醒悟反省，无法正确认识历史，甚至肆意扭曲历史。尤其是日本政坛长期处于右翼势力把控的局面，对于历史问题的解决并无任何积极作用，反而为中日韩三国的关系增添了负面影响。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惯用伎俩。2014年中日间达成了共识，安倍在任后期并未参拜靖国神社。但宣布辞职后，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又立即被爆出。不仅如此接任日本首相的菅义伟也在任期开始不久，就向靖国神社进献祭品。另外日本教科书问题，“慰安妇”问题都严重伤害了中韩两国人民的感情。还有中日间的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之争，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日韩间的竹岛问题，强征劳工问题也作为矛盾基础多次引发争端，日韩关系多次紧张恶化。这些问题都是摆在中日韩合作间悬而未决的历史矛盾。因此日本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历史，主动承担因发动战争留下的历史责任，客观公正独立清晰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关键所在。只有这样才能重建三国人民间的信任，才能在推进中日韩合作上增添动力。
三、进一步推进中日韩合作的措施
（一）加强三国政府间的政治互信
多边政治关系会影响多边贸易的开展，良好的政治互信是开展经贸合作的政治基础。中日韩三国应增强政治互信，在美国宣扬“中国威胁论”的情况下明辨是非，客观公正地看待各方的发展，将对方的发展看作是自身发展的机遇，努力抓住机遇，创造发展平台，实现共同发展。中日韩三国要深刻认识到东北亚区域是一个共同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要增强东亚共同体意识，加强互为合作伙伴的战略意识。为此要加强三方高级别、高层次对话，搭建高层次、多角度、国际化的对话交流平台，进一步维持发展三边关系，共同维护区域内的和平稳定。特别是对于三国关系内存在的争端与争议，要直观面对理性对待，应该采取富有灵活性的解决措施，在严控矛盾升级的前提下推动解决。
（二）加快产业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合作战略协调，拓展新领域的合作
中日韩三国在产业结构上有相当可观的互补性。中国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在日韩市场上优势明显；日本在智能创造技术开发等领域有比较优势；韩国在工业技术研发等方面领先。并且日韩相较于中国发展较早，处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上游，而中国起步较晚，处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较下游位置，三方之间的互补性可见一斑。然而近年来中国低劳动成本和劳动力丰富的优势逐渐降低；日本由于产业海外转移也引发国内经济低迷；韩国也因国内市场狭小而颇受局限。这都要求中日韩三国要重新研判国内外经济情况，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改革。三国应充分发挥各自的相对优势，大力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外，活用各国经济政策，推动经济政策对接。例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韩国提出的“新南方政策”、“新北方政策”，虽然两个政策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对接也是具有条件性的，但是不影响其在两国经济合作某些领域方面的指导作用。
（三）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
台海问题、朝鲜核问题等等都是中日韩三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这些安全问题，不仅是日韩在某些程度上大幅依赖美国的重要原因，也有可能会引起中日韩三国之间的摩擦。反言之，如果能够保障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那么将会弱化韩美同盟、日美同盟，推动中日韩关系发展。安全问题最有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就是展开军备竞赛。但历史证明，军备竞赛是不可取的，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安全威胁，反而有可能造成局部战争和地区性冲突。因此中日韩三方应在安全方面达成共识，减少分歧，严格控制矛盾冲突，防止双边关系倒退。在台海问题上，日韩应该尊重历史，客观公正的进行判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对于朝鲜无核化问题，应该主动引导各方对话，例如采取重启六方会谈，或将其程序化和固定化等积极措施，加快朝鲜无核化进程。三方应共同努力主动承担责任，进一步完善安全保障机制的建设，提升国防对话级别，加强互信和沟通，共同致力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
（四）扩大人文领域的交流，强化合作的民意基础
新冠疫情期间中日韩三国的联合抗疫，受到了国际上的瞩目，为全球抗疫树立了典范。这也进一步促进了中日韩三国的民间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各自民众的负面认知和情绪。在继续这种局面的同时，扩大人文交流规模，丰富人文交流内容，创新人文交流形式。进一步扩大政府间的宣传，倡导舆论方向向好发展。进一步推动中日韩三国学术界、文艺界等各界的对话交流，开展高层次、高频率、高水平的接触。发挥各国之间民间友好人士的作用，支持民间友好团体和民间友好人士的交流与合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促进国家间旅游业的发展，刺激经济的同时，身临其境感受对方国家的风土人情，加深民众对对方国家的深入认识。
（五）历史遗留问题不能视而不见
中日韩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中日、韩日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是进一步深化三国合作中的障碍。长久以来，日本政坛主要以右翼势力占上风，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不但踌躇不前，甚至有所激化。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要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坚持尊重史实的原则，对于曾经侵犯国家主权的历史行为，予以强烈谴责并严肃有力应对。特别是日本方面，要正视历史，承认历史，反思历史，杜绝出现类似于篡改历史教科书等歪曲历史的行为。但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历史遗留问题并不是中日韩三国关系的全部，也并不是中日韩三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应让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影响三国深化经贸合作关系的绊脚石。应从大局出发，防止因历史遗留问题引发国家间的摩擦与冲突。加强各个领域间的合作交流，用良好的合作关系推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以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促进合作交流的广度和深度。
作者：李南希 单位：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