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以明代奇书为研究对象，《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在古代小说中极具特色和影响力，按照通常的分类，它们分别代表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四种题材类型，其中，除了《西游记》描写神怪幻想，与尘世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其他三部小说分别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笔法描绘了城市。本文即以此三部小说为研究文本，在寻绎小说中的城市书写时，因循以下的路径展开：明代奇书中的城市书写作为独特存在，其存在的时代背景如何？明代奇书中的城市书写以何种形态存在？我们能否从特定的角度切入，对这种城市书写的存在形态加以解释？通过分析奇书文本，对由此引申而出的人城关系模式加以阐释，进而尝试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析明代奇书的思想内涵。
一、奇书中城市书写的时代背景和形态特征
古代城市的出现，随之带来了城市文明。这种由乡村到城市的社会形态的转化、生成，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人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文明阶段。西方的一些学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城市出现的重要意义，甚至把世界史看作人类的城市时代史，认为“如果我们不认识到城市由于逐渐地脱离了乡村并最后使得乡村破产，成为高级历史的进程与意义所一般地依从的决定性的形式，我们就根本不能理解政治与经济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②但是，以农业文明为特色的古代中国，由于长期的抑商政策，与西方社会中城市发展轨迹相去甚远，对此，马克思有清醒的认识：“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与乡村无差别的统一”，③其城市的发育程度以及文学对城市的表现完全是另一番面貌，这突出地表现在宋代“中世纪城市革命”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一方面，城市本身发展不充分，且数量较少。城市与乡村在生活质上并无显著差别，而表现出坚韧的同构性。另一方面，古代文人对于城市的描绘也并不充分和典型。由于乡村生活占据主导，城市只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行政据点，城市生活的影响更多表现为行政中心的辐射效应，因而古代文人对于城市生活的描绘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热忱。
在宋以后，这种情况发生巨大改变。宋元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也开启了城市与文学关系的新时代。由于破除了唐代城市“坊”与“市”的界限，商品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的剧增、纸币的采用等一系列标志性经济现象的出现，直接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繁荣。城市数量大增，规模扩大，先后出现了北宋的东京和南宋的临安两个人口达百万的特大城市，元代的大都与杭州亦前后辉映北方与江南。当城市逐步地倾向于商业化、娱乐化，获得了近代意义的城市内涵，城市终于成为白话小说得以孵化成熟的温床，中国第一批白话小说——话本小说的创作也随之勃兴。
之后的明代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社会城市发展的最后一次高潮，明代商品经济更加活跃，一般认为，在这一时期晚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从而极大促进了城市的迅猛发展，其两大主要标志：一是社会分工加剧，从事工商业人口比之前代明显增多；二是工商业城市数量剧增，尤其是市镇经济空前繁荣。④就文学而言，明代既是城市传统形态成熟进而发生变异的开始，也是通俗文学的成熟期。城市与通俗文学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文学作品大量地反映当时的城市生活，出现了不少形态各异的城市书写；另一方面，随着小说创作成为更加自觉的商业活动，城市时刻影响着创作者的生活环境和写作心态，小说的创作、传播、接受，构成一种文化活动的系列，它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讨论的三大奇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问世，而其描绘的内容正与古代城市发展有着无法割断的血脉联系。
本文所谓的“城市书写”指的是以城市为背景，正面或侧面叙述城市的物质景观与精神生活的文本内容。以此考察三部奇书的城市书写形态，其最醒目的特征应是描写的普泛性和不均衡性。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三大奇书有关城市的叙述内容与描写手法，尽管浓淡深浅，各有差别，但其城市书写几乎贯穿全书始终，如《三国演义》以涿县三英结义开篇，以孙皓石头城降晋收尾；《水浒传》的正文从高俅发迹说起，以徽宗梦游梁山结束，基本上以东京始以东京终；《金瓶梅》则借宋喻明，除了少部分内容写到东京、扬州等城市，其故事大都发生在山东清河县城，城市生活是其描绘的主要内容。
另一方面则是不均衡性。根据叙述内容的显隐与描写手法的深浅，奇书中的城市书写形态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背景点染型、世情写实型和意蕴象征型。其中《三国演义》属于第一种类型，《水浒传》与《金瓶梅》则是世情写实与意蕴象征兼而有之。
《三国演义》几乎写及了三国时期所有重要城市，如长安、洛阳、徐州、许昌、下邳、襄阳、荆州、冀州、益州、武昌、建业等无不出现在小说中。但是小说在写到这些城市时，并不关注城市景观与民众生活，而着意于描绘城池的攻伐争夺。《三国演义》中最著名的“空城计”一段，即是关于城市描绘的典型段落。第九十五回“马谡拒谏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云：
忽然十余次飞马报到，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时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已分一半先运粮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军在城中。众官听得这个消息，尽皆失色。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尘土冲天，魏兵分两路望西城县杀来。孔明传令，教“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各守城铺，如有妄行出入，及高言大语者，斩之！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如魏兵到时，不可擅动，吾自有计。”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
却说司马懿前军哨到城下，见了如此模样，皆不敢进，急报与司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军，自飞马远远望之。果见孔明坐于城楼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宝剑；右有一童子，手执麈尾。城门内外，有二十余百姓，低头洒扫，傍若无人，懿看毕大疑，便到中军，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⑤
在这一段落中，我们明确感受到被描写的主要场景在城市之中，但是作者对城市生活却着墨甚少，主要聚焦于城楼，因为后者乃是抵御敌人的前沿阵地，所以城市描写被简约为对城楼的描写。这种对城市背景稍作点染的写法正是《三国演义》城市书写的主要特点。
《水浒传》走的是世情写实的路子，所写城市繁多，主要有东京、大名府、东平府、渭州、孟州、江州、济州、蓟州、登州、华州、沧州、高唐州、沂水县、华阴县、郓城县、阳谷县等，小说对这些城市的描写大致出于两种情况：一是作为梁山好汉生活的场所和活动的背景被侧面提及；二是通过好汉们的活动引出对城市街景民俗的正面描写。其中以东京着墨最多，小说中多个故事段落可视为真实生动的东京城市生活志，如宋徽宗纵欲逸乐，采花石纲，建造艮岳；鲁智深相国寺出家；林冲被诱白虎堂；杨志东京卖刀；李逵元夜闹东京等，既写了醒目的城市建筑，如大相国寺、樊楼、宣德楼、酸枣门、封丘门等可与《东京梦华录》记载相参对的地点，同时通过描绘东京元宵节的歌舞升平、穷奢极欲，也写出了街市的繁华和帝都的威严，展示了东京城广泛的社会生活面。《水浒传》的城市书写在文本形态上还引入了传统都城诗赋的写法，如在第七十一回就有“州名汴水，府号开封。逶迤按吴、楚之邦，延亘连齐、鲁之境”等多篇赋文歌咏东京，此外，还有不少诗词渲染都城景观。
在三大奇书中，以《金瓶梅》故事的城市属性最为显豁。《金瓶梅》描写的最重要城市：一是清河，一是东京，所采用的叙述笔法并不相同，对于前者是款款曲曲的世情写实，小说以清河为故事发生地，以城市生活为描写场景，写尽了西门府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如论者所言：“在家庭之外，《金瓶梅》描写了跨越地域的不同性别、年龄、身份、性格人物的种种交往，使清河县城成为人生大事迹的聚集之地，因而也成为各种文化相互影响、撞击、斗争、较量的是非之地。”⑥《金瓶梅》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清河县，具体情节的相应地点都有较明确的交代，因此，小说情节展开的过程就是城市空间不断转换呈现的过程。
另一种则是象征性的写法。在细细碎碎的城市生活描摹之外，《水浒传》和《金瓶梅》写城市的另一种笔法也颇值注意，本文将之称为“意蕴象征”。我们从《水浒传》中东京故事的演变，可以看出东京怎样从一个世俗化、享乐化的都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政治强权的象征。如《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李逵元夜闹东京”，⑦一方面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东京的城市面貌，而同回另一主要内容却是梁山好汉大闹东京。在这里，作者似乎有意识地描写了以巍然的城池、森严的禁苑为象征的封建政治强权和来自民间山林的反抗力量及两种力量之间的对立。从《水浒传》部分情节脱化而出的《金瓶梅词话》，将东京的这种政治象征表现得更加充分，小说中对东京几乎未多费笔墨，但是东京作为巍然的政治中心，却始终存在于幕后，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对西门府产生重大的影响，关系着西门庆的性命和前程。直至小说第七十回封建特权扶助西门庆攀上了人生的最高点后，东京意象才逐渐淡出西门府，此后，西门庆无可挽回地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⑧
当我们对三部小说城市书写的内容与手法做了以上的简要分析之后，接续而来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从特定的角度切入，去解释这种城市书写形态的存在？
二、“城—都—市”职能演进与作为典型文本的三大奇书
追溯城市的起源，人们曾有过讨论，“世界上第一座城市究竟是起源于政治中心城市，还是商贸城市，或是军事要塞城市，或是三者兼而集之的城市，今天人们已不得而知。但从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城市的经济功能越弱，政治和军事职能在城市职能中的比重越大”。⑨中国早期的城市亦是如此，它们更多的可能是军事和政治的中心，而不一定是商业中心。其后随着商业贸易活动的逐步繁荣，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渐趋繁多。
正如中国城市职能的发展经历“城—都—市”的演进过程，⑩由突出军事功能的城堡逐步变为侧重于政治功能的行政治所，再变为经济贸易的集中地。古代文学中的抒写也展示了这种演进：由先秦文学关注城池攻守、建毁的内容，强调城墙的意义，到汉魏的都城赋、都城记和唐代都城诗，突出城市的政治文化内涵，表现出意蕴丰富的“都城情结”，再到宋以后城市形态发生重大改变。“市”的形态和功能得以强化，宋元话本和明清通俗小说开始深刻表现“市”的新面貌和新变化。
明清通俗小说是古代城市书写最具代表性的文体样式，也是最完善的文本形态。以城市职能演进的角度来看通俗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为我们开辟了全新的研究视野。明代小说三大奇书恰恰与这种城市职能的演进与发展对应和暗合，并细腻地将这种演进投射到小说中。如果说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小说，是描写早期城市互相征战的历史演义，对于城的描写就是突出了“城”的抵御功能，那么，《水浒传》中的城市皆可视为与山林江湖对立的政治中心——“都”，大至帝国中心东京、小到郓城县衙门，无不与草莽江湖巍然相对；《金瓶梅》则是典型的“市”小说，这是市井小说(或曰世情小说)抒写的必然，它对城市商业生活的浓墨重彩，描绘代表了明清通俗小说对“城市”之“市”的历史性选择。
(一)《三国演义》——“城”的典型文本
一部《三国演义》就是一部城池的争夺史。小说中将士冲锋陷阵、前仆后继，谋士运筹帷幄、计谋百出，尽皆为此。各方诸侯都以夺城、守城作为兵家立身之本。小说前半部，得志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以攻城克关为能事，于是城多势众，兵马雄壮；失意如刘备，之所以惶惶然四处奔窜，归陶谦、刘表等，几未有一城可依。其之未有自家城池，即如曹操所云，如同蛟龙未逢水也。有了一城，便有了安身立命的政治资本，刘备自投荆州始，据有新野小城，才逐渐摆脱困境，直至西蜀，建立自己的基业。
在小说中，几乎没有哪一回不涉及城的争夺攻伐，以前十回为例，第一回青州之战；第二回阳城之战、宛城之战、渔阳之战；第三、第四、第五回是各方诸侯攻洛阳，包括汜水关之战、虎牢关之战等；第六回荥阳之战；第七回冀州之争、樊城之战、襄阳之战；第八、第九回王允使美人计杀董卓，李傕、郭汜攻陷长安；第十回马腾攻长安，曹操战青州。以此管中窥豹，可见书中所写，无论是武将力敌，还是谋士智取，其重点皆在于城市的攻守。即使许多战役并不是发生在城市附近，甚至远离中心城市，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争夺城池。典型的如第三十回官渡之战，袁绍南下与曹操会战于许昌之北、黄河之南的官渡，正是欲由河北进军河南，剑指汉献帝所在的许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城市表现为单纯的抵御功能，在很多情况下的战役中出现了体现城市抵御的简约化方式——关隘，它突出表现了“城”的原始含义，即在险要的地势上建造坚固的城墙以防守。小说对此也多有描写。如小说第三回至第五回各方诸侯闯过汜水关、虎牢关，直逼洛阳，第二十七回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第六十七回张鲁等计以阳平关阻挡曹操；第七十回张飞智取瓦口关，等等。小说中的对敌交锋往往更为尖锐，从而将城市攻守功能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总而论之，《三国演义》包容了城市攻伐的种种方式，成为中国古代城市战争的百科全书，在后来几乎没有何种文学形式可以在这方面超越它。可以说，它是秦汉以来以文学形式对城市军事职能进行的最全面总结。
(二)《水浒传》——“都”的典型文本
《水浒传》中的城市大都扮演“都”的角色，作为政府所在地，也就是统治阶层发号施令的政治中心，它们的每次出现几乎都是作为梁山好汉的对立面，小至华阴县、郓城县，大到一国之都东京，所构成的等阶分明的多级政治中心，都成为迫害和镇压江湖豪杰的强权堡垒。此关系通过“各级政治中心与受磨难梁山好汉对应表”(表1)可以一目了然。
除了主要情节描写梁山好汉与各级政治中心的对立与抗争，《水浒传》中有不少篇幅大力渲染和突出城市的政治强势。既为政治中心，则是国家行政机器之所在，衙门、军队、校场、刑场等构成了城市主要场景，这在《水浒传》中表现得极为充分。一方面写行政长官的贪酷，皇帝身边的巨奸大恶，如高俅、蔡京、童贯等，个个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地方官员则上行下效，横行无忌，如第三十七回：“原来那江州知府姓蔡，双名得章，是当朝蔡太师蔡京的第九个儿子，因此江州人都叫他做蔡九知府。那人为官贪滥，作事骄奢。为这江州是个钱粮浩大的去处，抑且人广物盈，因此太师特地教他来做个知府”，可知国家机器是由政治强权人物所控制。
另一方面则强调了城市中行政机构的威严和恐怖，以显示政权的强大威慑力。如第十二回杨志身陷开封府死囚牢：“推临狱内，拥入牢门。抬头参青面使者，转面见赤发鬼王。黄须节级，麻绳准备吊绷揪；黑面押牢，木匣安排牢锁镣。杀威棒，狱卒断时腰痛；撒子角，囚人见了心惊。休言死去见阎王，只此便为真地狱”；第四十回描写江州刑场的可怖景象：“狰狞刽子仗钢刀，丑恶押牢持法器。皂纛旗下，几多魍魉跟随；十字街头，无限强魂等候。监斩官忙施号令，仵作子准备扛尸。英雄气概霎时休，便是铁人须落泪。刽子叫起恶杀都来，将宋江和戴宗前推后拥，押到市曹十字路口，团团枪棒围住”，皆极尽渲染能事，凸现“都”的威权形象。
(三)《金瓶梅》——“市”的典型文本
《金瓶梅》是一部西门庆的发迹史，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环境为西门庆提供了表现野心、进取意识和才能的舞台，他从清河县一个只拥有生药铺的破落财主，一步步不断向前迈进，谋财娶妇，巧取豪夺，终于登上了人生的顶峰，成为山东一省炙手可热、权势熏天的大商人、大富豪。小说中透露出丰富的商业经济信息。
不少研究者认为，《金瓶梅》中的“清河县”应在当时山东临清附近。(11)《金瓶梅》第九十八回写陈经济在临清码头开张大酒楼，“一日开张，鼓乐喧天，笙箫杂奏，招集往来客商，四方游妓……见一日也发卖三五十两银子”，集中体现了明代临清地区四方杂处、客商云集的商业景观。在明代中叶以后，临清成为山东东昌府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据《明实录》宣德六年二月条：“御史耿定言：临清等处官氏之家多有塌房店舍，居停商贸，宜依在京例收钞。”同书万历三十年九月条记载，在山东临清等地沿河商埠，商家密集，“随查各关监督预呈文案，在河西务关，则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座)，今止三十余家矣。在临清关，则称伙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独存两人矣；又称临清向来段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矣”。(12)通过这两则材料，我们可以了解临清等沿河商埠曾有的繁荣。再如《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东昌府部汇考六》云：“临清州，州绾汶、卫之交而城，齐赵间一都会也，五方商贾鸣櫂转毂，聚货物坐列贩卖其中，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人仰机利而食，暇则置酒微歌，连日夜不休。其子弟亦多椎理剽掠，不耻作奸。士人文藻翩翩，犹逾他郡”，则是明中叶以后临清及其附近地区的真实历史写照。
依仗着临清位于运河边的地理优势，西门庆在商业活动中纵横捭阖，左右逢源。更值得注意，同时也表明对于前代市井小说的大大超越的是，《金瓶梅》第一次在通俗小说中郑重提出并极力倡导“市”之理念，这也是小说关于“市”描写的标志性内容。
西门庆通过其灵活的经营逐步产生了自己的商业理念，即所谓“省的金子放在家里，也只是闲着”，“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好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也只是天生应人用的”，这一观念与当代资本“利在运转”的理论是完全相通的。
西门庆将这一理念付之于紧跟时代多种多样的经营方式上，一方面在当时商品经济繁荣、商路不断开辟的社会背景中，西门庆看好了长途贩运的前景，他不断派人到杭州、湖州、松江甚至辽东等地去贩货，如小说第五十一回，写他派伙计韩道国和崔本到扬州支盐，发卖后紧接着到杭州、湖州贩运丝绸；第六十回又写伙计来保贩来货，“连行李共装二十大车”；第六十七回又写到派韩、崔二人往湖州买绸，差来保往松江贩布。长途贩运的差价给西门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西门庆以合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合伙(店主出资，伙计经营)、向别人提供贷款等方式开展经营活动，如小说第五十一回就写西门庆与其亲家乔大户合资经营盐行买卖；第三十三回西门庆开绒线铺，与伙计韩道国按力股、钱股三七分利，就是合伙经营；第三十八回李智、黄四“派了年例三万香蜡等料”，需资万两，向西门庆借贷了一千五百两，“每月五分行利”，等等。
西门庆在使资本不断增殖的过程中，也使自己的经营策略日益成熟。在获得相当雄厚的资本之后，他进一步扩大商业活动，在小说第二十回写到西门庆“又打开门面两间，兑出两千两银子来，委傅伙计、贲地传开解当铺”，再后来开起了“绒线铺子”，从而形成多种经营的规模。在具体策略上，压制同行搞垄断经营则是其高招。当蒋竹山也开出一家生药铺时，西门庆指斥为“在我眼皮子跟前，要撑我的买卖”，于是唆使无赖整垮了蒋竹山(第十九回)；再如当西门庆得知朝廷派给山东收购二万两银子的古器，意识到这是一笔利润大的买卖，因此拒绝与张二官合资经办，“比是我与人家打伙而做，不如我自家做了罢”，以此自主其权，可以独擅其利(第七十九回)。此外，西门庆还表现出重视商机，能够充分调动伙计积极性，善于利用社会关系等多种具有现代意味的经营意识。
三、人城关系模式与奇书主题
由此，明代小说三大奇书建构了值得注意的三种人城关系模式：
(一)城与城的对抗——以城池为目标的政治争夺
城与城的对抗，乃指人城合一，与城市结成利益共同体，与别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进行对抗，其内涵既包括个体对城市安全的依赖，更强调以城池为目标的利益争夺，这是最为古老的一种人城关系模式。战争时代的个体对于城市有着较为强烈的依附心理。《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刘、关、张失散，关、张寻兄，关公劝张飞先据古城静候，“张飞便欲同至河北。关公曰：‘有此一城，便是我等安身之处，未可轻弃。我还与孙乾同往袁绍处，寻见兄长，来此相会。贤弟可坚守此城’”。再如小说第八十二回：“孙桓引败军逃走，问部将曰：‘前去何处城坚粮广？’部将曰：‘此去正北彝陵城，可以屯兵。’桓引败军急望彝陵而走。”这都凸现出战乱时代“城”的意义。
小说《三国演义》中对于“城”的争夺，方式各异，为取胜而不择手段，其出发点大致有几种情况，或出于军事目的，占据具有险要地势的城池，有利于攻守；或为经济利益，具体说就是争夺粮草财物。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描写城与城的争斗时，多有关于“借粮”的细节。如第七回：“且说袁绍屯兵河内，缺少粮草。冀州牧韩馥，遣人送粮以资军用。谋士逢纪说绍曰：‘大丈夫纵横天下，何待人送粮为食！冀州乃钱粮广盛之地，将军何不取之？’”再如第十一回黄巾军管亥率部向北海孔融借粮。而夺取粮草的目的又是为了养军，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城池—军队—粮草的利益链，相互影响、循环，而所有这些最后都归结为政治资本的争夺。
正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说：“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什么可以独立的东西。”(13)城与城在战争中的拉锯与相持，其最终目的无疑都是以此作为政治筹码，以实现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这在割据势力烽烟四起的三国时代尤其如此。《三国演义》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战争时代人城关系的完整呈现与深刻总结。
(二)人与城的对抗——市民对都市强权的反叛
在人类社会逐渐告别城市的纯军事功能，城中的市民阶层开始崛起壮大，产生自身政治诉求的背景下，人城关系的重心也由城外转向了城内。《水浒传》中的城市大都扮演“都”的角色。从行政机构底层的华阴县、郓城县等县城衙门，到皇皇国都的东京，这些政治中心既等阶分明，又彼此勾连袒护，形成行政网络，在几乎每一个人物故事段落里，它们总是以强权的身份出现，对市井豪杰实施禁锢和打击。
有压迫必有反抗，所谓“官逼民反”。从王进负气出走，到林冲逼上梁山；从宋江仗义入狱，到卢俊义毁家落草，由前列的表1可知，《水浒传》的情节正是在一个个江湖好汉与官府的交替对抗中向前发展的，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第七十一回“梁山英雄排座次”。小说中除了个体与都市的对抗，还有大量的山头与都市的对抗，也即是山林啸聚与官府号令的对立。如少华山之与华阴县，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之与青州，清风山之与清风寨，枯树山之与寇州，梁山之与东平府、东昌府、北京城，等等。当个体汇集成小山头，又由小山头整合成总山头，对抗整个政权的山野力量也就终于形成了。它表明，长期以来人与城的对抗、民间与政府的对峙、朝野观念的碰撞在此时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在《水浒传》描绘市民对都市强权的反叛中，本文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起义主体的人员构成。小说起义主体以新兴的城市势力为主，其构成成分较复杂，包括了“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第七十一回)，其中以下层缺少资产的城市游民人数最众，但是市民阶层中的上层主导了起义的方向，提出了反抗现实、分享政治权利的诉求；二是起义队伍的市井意识。因为城市游民占了队伍的很大比重，他们更偏重形而下的世俗快乐，如吴用劝阮氏兄弟入伙造反为的是“大家图个一世快活”，梁山好汉在攻克了一个个行政堡垒之后，大肆分配金银财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一再表现人生享乐的集体要求，带有鲜明的市井生活印记；三是起义的目标。梁山好汉反抗的是腐朽的上层统治者，但并不反抗体制，也不反对传统道德，所以他们反权臣、反贪官、反酷吏，但不反皇帝，不反伦理秩序，这是封建时代市民阶层的局限性。这种反抗的不彻底性，注定了他们最后必然被封建体制所梳笼和招安。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水浒传》描绘市民反抗都市强权的意义在于，它首先通过有个性的情节叙述和人物塑造，将城市与人分别置于新的界面上进行审视和解析，然后从人与城对抗的角度切入，对其动机、方式和最后归宿做了富有时代感、又颇具代表性的全面演绎，从而开创了人城关系的新模式，树立了新类型。
总言之，《水浒传》的这些描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鲜明的示范意义，作为一部被封建统治者视为“诲盗”祖师的巅峰之作，它无疑喊出了民间反抗的最强音，得到了后世的许多回应，这种以“反抗都城”为主旨的文学书写即成为此后明清通俗小说作品常见的题材内容之一。(14)
(三)城对人的操控——个体在城市中被“物化”(15)
《金瓶梅》主要通过城市生活的精细描绘来表现城对人的操控，这种操控反映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个层面。如果说，政治控制与文化浸染还属于表象层面的话，城市对小说人物的核心控制则来自于城市经济活动以及衍生出的思想意识，并通过物质对人的压迫与操控来实现，其突出标志就是个体在城市里逐步被“物化”，人性被物欲追求所扭曲。
有研究者认为：《金瓶梅》“支撑表面结构的根据是善恶报应的道德秩序，而支撑内在结构的秩序却心理化了，西门庆命运的盛衰不是被道德秩序即善恶循环的天道所左右，而是由他个人的行为方式、个人的性格发展所决定的”。(16)作为财运亨通的大富豪，西门庆随着财富的膨胀，他的社会地位也跟着扶摇直上，凭借着金钱的力量，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所要的一切，行贿得官，结党营私，巧取豪夺，连太师府第和招宣阃帏的门都向他敞开着，这些都使得西门庆开始迷信于物质的力量，于是才有了小说第五十七回那番惊世骇俗的人生宣言：“咱闻那西天佛祖，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褚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这一言论表明，西门庆已不折不扣地成为拜物教的信徒。
此后，他将巨大财富投入奢侈的非生产性消费中，走上了发财后是纵欲，纵欲后再发财的人生闭合之路。西门庆的人生轨迹鲜明地表达了个体在极度物质化后的自我分裂。当将感官满足的享乐主义奉为人生基本原则时，西门庆在官能世界里完全丧失了自我，有欲无情的追逐注定了其性行为的非人性本质，如马克思所认为，人的行为不仅仅包括人对动物的超越，而且还包括了人对自身“自然行为”的超越。(17)而西门庆固执地停留在性行为的生物意义上，甚至堕落到动物交媾的层面。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提出人需要的不同层次，即生理的、安全的、爱和归属的、尊重的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西门庆的需要几乎没有层次可言，他尽管有时顾及安全，但对于爱和归属、尊重却并不在意，他夸张地把生理需要无限上扬，达到了自我实现的高度，他的最高需要就是与人类温情和尊严无关的生理欲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之为“非人”正是《金瓶梅》中个体“物化”的必然结果。
《金瓶梅》中除了个体的“物化”，还有更多的人与人关系的“物化”，人性在金钱的魔力下被扭曲的又岂止西门庆一人！宋惠莲、王六儿、叶五儿、如意儿等都把能够获得西门庆的眷顾作为她们满足物质欲望的绝佳机会，于是即便在交欢的时刻，总是不忘向西门庆索要钱财、首饰或衣物，两性关系在这里成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还有，当物质高居于一切之上时，委顿的人格就只能匍匐于脚下，五十六回帮闲常时节因无钱养家，多次被妻子肆口辱骂，及至得了西门庆周济的十几两银子，归来便傲气十足，其妻也立即变得低声下气。这些描写都尖锐地反映出人性在金钱的驱使下是何等的可悲与可怜。
我们认为，当城市中人的命运逐渐被商品意识所左右时，“市”对人的物化与操弄也就发生了，城市对人的控制主要通过物对人的控制来完成，因此，“物化”程度的判断视角颇具有启发性，有学者在研究“城市文学”时曾指出：“在真正的城市文学中，必须包含物和商品的理念，人的命运和他们彼此的冲突、压迫，不论表面上看起来是不是采取了人格化形式，必须在其背后抽取出和归结到物、商品的属性。”(18)由于明代城市还不具备商品经济时代现代城市的本质内涵，因此《金瓶梅》显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作品，(19)但是，就城市中的商品意识对人的影响而言，小说对城市人“物化”的表现与反思已初露端倪。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尽管向来不为大家所关注，对人与城市关系的探讨其实一直是中国文学较为重要的一条线索。检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描写人与城市的诸多作品：从《诗经》中的建城描写直至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中的近代城市景观，概而言之，不外乎两类：一是“人城谐和”主题，一是“人城冲突”主题，两者相互渗透又各有侧重。前者主要表现为城市对人的庇护和包容，而城市居住者(曾经的和现实的)则表现出对城的推崇与怀恋，这类作品以两汉的都城赋、唐诗宋词中的城市歌咏、明清时代的“西湖小说”等为代表，它们对于城市的描摹大都沉浸于历史文化故实，专注于民俗生活内容，努力在古与今、真与幻、雅与俗的美学变奏中塑造作家心目中较为完美的“城市映像”，从而建构出谐和的人城关系。而“人城冲突”则在城市书写中着力于表现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等的深层冲突，《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三大奇书的卓异之处正在于此，它们选取了中国传统城市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阶段作为背景，涵括了古往今来人城关系最尖锐、最典型的三种情形：以城池为目标的政治争夺、市民对都市强权的反叛、个体在城市中被“物化”，来表达对传统城市与人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的深入思考。如通常人们对悲剧的美学理解，“悲剧呈露在人类追求真理的绝对意志里”，“它代表人类存在的终极不和谐”，(20)城市是纠结着人类各种社会关系的一个复杂综合体，城市与人的冲突正是“人类存在的终极不和谐”的重要表征。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本文的核心结论：描写人与城市的冲突及其后果应是明代三大小说奇书的主题内涵之一。这种冲突一方面聚焦于历史现象层面，如《三国演义》真实地记录那个以“固若金汤”为最高追求的战争时代的政治争夺，城市攻守是手段，同时又指向最终目的。小说对于这一题材的选择很好地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命意，使得城市的攻守兴废成为历史兴亡主题的一个重要载体；另一方面，这种冲突更深入到文化意涵层面，如《水浒传》、《金瓶梅》，将视线转入城市的内部和深层，描绘城市内部政治等级差异所引发的紧张和矛盾，揭示城市商品经济的强大网络对人的束缚与控制，这些描写凸现出以市民为主体的城市社会在逐步发展为各种关系的综合体过程中，所不得不面对的社会观念的对立与碰撞、城市与人的冲突与激荡。从这个意义来说，明代奇书之所以成为不朽的杰作，正是对这种不可缓解的、不和谐的表达和呈现，从而使三部小说获得了强大的故事张力和深沉的思想内涵，它们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将悲悯的目光投向了城市中的芸芸众生，在对人城关系的思辨中探讨生存的哲学和生命的终极意义，同时发出了深沉的历史慨叹。
注释：
①参见葛永海：《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②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0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0页。
④据有关统计可知，明代全国大概有大中城市100个、小城镇2 000个、农村集镇4 000—6 000个。这一时期的工商业城市已密布全国各地，主要有南京、北京、苏州、松江、镇江、淮安、扬州、杭州、福州、武昌、荆州、南昌、广州、开封、济南、桂林、太原等，此外还有号称四大名镇的景德镇、汉口镇、佛山镇、朱仙镇。参见郑宗寒：《试论小城镇》，《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⑤《三国演义》，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以下所引书中文字均据此本，不再注明。
⑥张之：《面对〈金瓶梅〉的文化思索——〈金瓶梅与中国文化〉序章》，《徐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
⑦《水浒传》，黄霖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以下所引书中文字均据此本，不再注明。
⑧《金瓶梅词话》，戴洪森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以下所引书中文字均据此本，不再注明。
⑨戴均良主编：《中国城市发展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⑩较早从“城—都—市”角度谈论城市与文学关系的是李书磊的《都市的迁徙》(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认为具有封建行政色彩的“都市”是从“城”到“市”的中间阶段，随着“市”的功能不断强化，从而实现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一观点颇具启发性。
(11)参见王萤：《〈金瓶梅〉地理背景为今山东临清市考》，王连洲：《〈金瓶梅〉临清地名考》，见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学会编：《〈金瓶梅〉作者之谜》，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12)《明实录·宣宗实录》卷七六，第1777页，《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七六，第7072—7073页，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明实录》。
(13)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张啸译，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38页。
(14)在《水浒传》之后，除了《水浒传》的续书如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陈忱的《水浒后传》、俞万春的《荡寇志》等之外，还有描写瓦岗寨英雄的“说唐”系列，描写北宋杨继业家族的“杨家将”系列等。当时通俗文学中“反抗都城”观念应当颇为盛行，比如在明代纪振伦的《杨家府演义》故事最后，以世代忠勇著称的杨门之第五代杨怀玉出现，将杨府全家引上太行山落草，这与梁山好汉的落草看似不同，但其精神内涵却有相通之处。
(15)在讨论城市人与城市关系时，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多使用“异化”概念。一般认为，“异化”是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有着密切联系的特定概念，用来分析《金瓶梅》所处时代似乎不恰，故本文选择了相对中性的“物化”一词。
(16)高小康：《试析〈金瓶梅〉中的世界图景》，《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
(17)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2页。
(18)李洁非：《城市文学之崛起：社会和文学背景》，《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3期。
(19)本文认为中国城市文学的产生以1890年代《海上花列传》的问世为标志。“城市文学”的内涵不仅在于文学场景的城市属性和故事人物的城市属性，更在于带有反思或批判色彩的城市意识，这是城市文学的核心内涵。而《海上花列传》的意义正在于通过不动声色的细致描述，传达出对城市生活的警惕和劝诫。参见葛永海：《扬州—上海：晚清小说中都市繁华梦的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20)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亦春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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