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改革措施影响(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不足之处)

中国论文网 发表于2023-01-12 00:31:24 归属于综合论文 本文已影响389 我要投稿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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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文帝整体上顺应了北魏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后,大大提高了鲜卑族的封建文明发展程度,促使北魏完成了封建化的发展历程;加速了民族融合,等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北魏社会发展的诸多趋向,却与改革者的初衷大相径庭。盲目迁都与全盘汉化的消极后果逐渐凸显,一个政权过早地走向了衰落。
  北魏初期的统治造成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使北魏政权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实际是北魏传统政策与现实情况不符的表现。自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后,统治区域扩大,与各民族交往日益增多,矛盾也随之增多。这些说明,北魏原有的统治措施不再适合国家发展的趋势,必须变革旧的统治方式、经济制度和风俗习惯,以适应封建政权的发展,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484年,孝文帝开始改革。改革之后,拓跋部和北魏社会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制度,还是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都走向了封建化。改革也加速诸民族融合的进程,使北方少数民族的经济由游牧或半农半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实现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封建化。改革还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使北魏国力强盛,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但孝文帝改革由于一些措施过于激进或施行的方法不当,致使空前繁荣的局面也包含着一些隐患。这些隐患,与北魏后期的政治走向有着间接或直接的联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封建化,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繁荣是整个社会生活繁荣的表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繁荣”却演变成了“腐化”。繁荣与腐化之间是怎样一种转变?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转变?这与统治者推行政策的态度和方法有着紧密的关系。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迁都和全盘的汉化政策。
  一、迁都的负面影响
  迁都洛阳取得的成果最多,失误也最多、最严重。
  首先,这是违背“民愿”的迁都。保守的贵族及官员不主张迁都,更不主张“汉化”。废太子元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而孝文帝对这一点是了解的。“(高祖)乃独谓澄曰:今日之行,诚知不易。”“孝文知北人之不乐徙边,乃借南伐之名以胁众。”
  其次,考虑不周的迁都。自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即今天山西省大同市古城遗址)以来,平城一直都是北魏的首都。迁都解决了粮食和柔然干扰等问题,但在迁都之后,六镇的管理就成了最大的问题。北魏设置六镇是为了拱卫平城的安全,所以守卫这里的将兵地位很高,迁都之后六镇的地位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守卫六镇将兵的政治经济地位下降,与迁都洛阳的鲜卑贵族相比更是天地之差,久而久之矛盾与问题产生了。
  孝文帝的迁都,是为了推行其“汉化”政策做铺垫。迁都之后的主要政策是推行汉化,那么,汉化政策实行的又怎么样呢?
  二、盲目汉化,造成不良后果
  孝文帝在迁都之后,立即推行汉化政策,内容涵盖范围极广,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禁胡服、断北语、改籍贯、改姓氏、定氏族,提倡胡汉通婚、改革官制和刑律、尊孔尊儒、兴复礼乐等。这些政策,可以说是使迁都之后的鲜卑人与之前北方生活的彻底切断,取得了成果,也酿成了不良后果。
  首先,鲜卑贵族的迅速腐化。
  初到中原的以孝文帝为首的鲜卑贵族只看到了当时洛阳的繁华,却从不去考虑那样的繁华是经过几世的积累,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文化积淀。关于这点,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须知鲜卑本无文化可言,要有学术文化,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孝文帝的断北语,一从正音,只是为鲜卑贵族进入文化士族开了一扇门户而已。”
  其次,执政能力下降。北魏自世宗、肃宗以后,官场腐败,贵族官僚沉湎于聚敛钱财,追求享乐,鄙视世务,逐渐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喻好文章,时引才人宋世景等,共申燕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所得谷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与弟广平王怀,颇相夸尚,竟慕奢丽,贪纵不法……”他们把拥有财富的多少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却忘了作为统治阶级自身所应承担的那份责任。
  此外,孝文帝推行汉化是急促的,为了达到高速度甚至以消灭鲜卑文化为代价。这严重违反了民族融合的历史规律。民族融合强调的是“相互”,优秀的东西得以保存,各族人民共同分享,以求共同进步;糟粕要予以舍弃,避免本民族停滞不前。鲜卑族强健的体魄就是其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但在盲目汉化中没有被保留下来。
  迁都和汉化本来都是为了保卫北魏政权的安全、建设和发展,但由于孝文帝缺少了作为统治者应有的周全考虑,导致整个贵族阶层的迅速腐化并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终使北魏政权过早地走向衰落。孝文帝的这个失误是值得后世封建王朝引以为戒的。
  参考文献:
  [1]魏收.《魏书》卷二十二《废太子恂传》.中华书局.1974年.590页.
  [2]魏收.《魏书》卷十九《任城王澄传》.中华书局.1974年.464页.
  [3]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14页.
  [4]魏收.《魏书》卷二十二《京兆王愉传》.中华书局.1974年.590页.
  作者简介:刘旭,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研究方向: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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