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志体是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十分重要的史书体裁。本文拟对近代典志体史书的种类、典志体史书的划分、典志体编纂的特点等作初步梳理和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近代典志体史书的种类
典志体史书《四库全书》称为“政书”是中国历史编纂学中十分重要的史书体裁，它分门别类地汇辑与缀合各方面典章制度,在历史编纂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四库全书总目》依据政书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把政书分为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六小类。但至近代,典志体史书日益浩繁，中央和地方对于典志的需求以及学者对典志书认识不断深化，故有关典志体的分类更加细致而丰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接续四库馆臣分类的基础上,将晚清典志体史书进-步细分：“今日官书,如品级、处分、赋役、漕运、盐法、税则、学政、科场、枢政、军需、刑案、工程、物料、台规、仪象志、各部则例之属，各有专书，所司掌之《四库》皆不著录。各省官司以吏牍编纂成书者尤多，其纲要已具《会典》诸书，并散见《经世文编》中”。这种分类，_方面扩大了典志书范围，-方面反映了晚清以来曰益复杂的典章制度细分之需要。民国时人范希曾根据民国政治的新特点，对典志体史书种类作了进一步补充：“此所云今制，已成古制，民国以来之政制，当于法令、议案、报章、年鉴等种求之。”这反映出因时代变化，典志体史书亦须适应时代之变化。民国时期，对于典志书的分类更为详细,有通制，典礼(通礼、祭礼、万寿、大婚、临幸、谥讳、纪元、科举、宫闱、杂仪)，职官(官制、官箴)，邦计(理财、全国财政、各省财政、关榷、漕赋、海运、盐法、捐税、货币、荒政、杂录)，邦交(总录、中俄、中曰、各国、租界及领事裁判权、商约、国联)，军政，律例，诏令，章则，奏议，议案，实业，交通，教育，党务，公报(中央、省府、市县)，杂录，等等。及至当代，学者对典志体的类目设置又有了崭新的思考。比如，在重修〈清史》的过程中,修史专家提出《清史•典志》新设《思想文化志》的必要性，认为需要从当代的历史观和历史视野重新梳理及解读清代思想文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为清代‘思想文化’立专志，正是在对传统史观进行反拨,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因此，新修《清史》为〈思、想文化志》立项，将体现新时代的新的史学认识，是历史编纂学上的创新”3。由此可见,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典志体史书的分类越来越细密和完善。
近代是典志体史书辉耀史坛的历史时期。典志体史书因为其与社会政治和制度运作密切相关，又与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思潮相契合，故在官修和私撰两个层面都受到了极大关注，出现了一批价值较高、影响较大的典志体史书。官方层面，主要有《大清光绪会典》以及中央各部的则例、翰林院开馆编纂的《各国政艺通考》等。私修层面，主要有刘锦藻的〈《青朝续文献通考》、各朝会要以及魏源、徐继畲、黄遵宪、王先谦等爱国史家先后撰成的名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日本国志》、《五洲地理志略》等。
清末“新政”因学习西方政艺，所以急于编纂成书，但该书搜采不易、部帧繁富，虽历六年葳事，该书在门类上与各书局所编纂的政艺之书仍然略显疏略。究其原因在于编纂部头较大、且涉及西方政艺之学的百科全书，需要编纂者具有开阔的西学视野、明确的编纂宗旨、强有力的编纂班底以及丰富的西学原典史料,但翰林院诸臣在西学素养和史料来源方面不具有任何优长及优势。
(五)西方历史地理类典志体史书编纂关于这一类典志体史书，学术界对其分类有不同的观点，有一些港台学者认为这类史书不是纯粹意义的典志体史书，但我们认为这类史书主要仿照典志体而来，是适用近代客观历史现实而创制的崭新的典志体史书。正如陈其泰所指出的：
中国史学发展到晚清,新的时代需要推动历史编纂的发展,一批见识卓越的史家均重视对典志体的改造。这一现象实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典志体史书有两大特点:_是内容包涵宏富，适于记载典章制度和社会各方面情状;二是篇目设立极具灵活性，可根据需要增减、扩充，储备新知识，发表新见解。
笔者赞成陈其泰先生的观点。魏源、徐继畲、黄遵宪、王先谦等史家先后撰成的名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曰本国志》、《五洲地理志》，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独具特色的编纂方式,在近代史坛大放异彩。这些史书能够突破传统典志体史书的编纂方法，在编纂的指导思想方面，以某一志目为全志的“总纲”来结构全篇。例如《海国图志》以《筹海篇》为全书之总纲，其他志目则从不同层面呼应该志目。再如《日本国志》以個统志》为纲总揽全书,显示了黄遵宪高超的驾驭典志体史书的技巧。上述典志体史书,还根据晚清变化发展的形势，力图设立新的志目，扩大典志体史书记述典章制度的容量，尽可能包蕴所记国家的重要典章制度。如王韬撰著《法国志略》的目的在于‘‘一国的典章制度，粲然以明”，故其典志的叙述根据法国历史的实际，对近代法国出现的新制度加以反映，如设立“银肆’教会’、“邮政”等细目来记录。
而王先谦编纂的《五洲地理志略》则是学习西方思潮与传统编纂方法融为一体的重要著作。王先谦认为：“向来说地，诸家图志不能兼备，学者病焉。”(《卷首》)所以，他以汉学考证家的功力，以求新求变的史地学思想，准确地介绍西方的历史地理和典章制度。王先谦以开阔的视野和丰厚的史料，建构一种独特的五洲地理图景，因而该书编纂的重要特点在于荟萃群集、依史志之法编纂。王先谦在致缪荃孙的信中说：“先谦近撰《五洲地理志略》，欲荟萃诸书，以史志法为之。搜书不多，尊处有好译本外地志否?上海有《万国通史》续编，前编蔡尔康所译，乞代购。”说明该书编纂依传统地理志之法,在分洲分国记述的同时,着力阐释一国重大典章制度和新近出现的历史地理大事，比如书中对议会制度和苏伊士运河及巴拿马运河的介绍，皆属于其中突出的例证。王先谦编纂《五洲地理志略》，虽将中国放在首位，但其著述重点在于对西方强国的分析和记录，故尤详于英、法、美、日等国的地理沿革状况、政治制度等的梳理和阐释。总体而言，该书将学习西方思潮与传统的编纂方法融为一体，在纂辑各国典志方面取得了一定收获。
典志体史书在近代的勃兴并不是偶然的,它首先就与近代国家政治的特点以及学术思潮和时代思潮的激荡密切相关。清代以“例”治天下，近代则例、律例编纂虽遭到官方和学术界的批评，但仍然编纂了各种不同的则例、律例;与社会政治相契合,通制类、类编类典志体史书亦应运而生，以反映中外典章制度的变化。其次，统治者的奖掖也是促成典志体史书勃兴的重要原因。如1859年咸丰帝上谕：“大学士、六部、理藩院、尚书侍郎、都察院堂官等，国家设官分职，在内部院衙门司员御史，原欲其谙练政体，详求例意。”光绪帝也要求翰林院的学官讲究实学：“嗣后编检以上各官，应专课政治之学，以《大清会典》、《六部则例》为宗，旁及古今政书、直省通志，凡有关经济者皆当究心，他如条约、公法以及天算、格致诸书，听其分门肄习。”(卷167)再者"经世致用”学风和西学潮流也推动了史家研究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如地理类典志体史书和《通商约章类纂》、《各国政艺通考》的编纂,即是在上述潮流激荡下结出的硕果。典志体由于体例上的优长，有可能担负起介绍中外典章制度的使命,在近代大变局的时代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记录中国典志、学习西方科技、制度、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贯通中外历史、典志的“经络”。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记历史上的事，如图人之躯干;传达历史上的人,如赋人以灵魂，而经纬历史上的典制则为贯通人之经络”。由此可见，在近代多种因素的共同激发下，近代典志体史书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对近代史学转型产生了独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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