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对当代文学是否有影响？当代创作与古代创作是否可以连接？古代文学资源是否有再利用的价值？中国文学传统是否已经断裂？这些问题都值得重新思考。我们且以莫言为例进行反思。莫言多次在演讲与访谈中提到“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向蒲松龄先生学习的道路”，[1]“实际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蒲松龄”[2]等等，可见其文学创作与蒲松龄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的集大成之作，本文以莫言的《生死疲劳》为例，探讨《聊斋志异》对莫言小说创作的影响。
一、《聊斋志异》因果报应观对《生死疲劳》的影响
三生业报，本是佛教的观点。随着佛教逐渐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武器之一，其观点也在文学作品中相应地显现出来。佛教发展至东晋，名僧慧能引佛经宣称：“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生死疲劳》中，主人公西门闹冤死后分别投胎转世为驴、牛、猪、狗、猴、大头婴儿，他的六道轮回即是因果报应的另一种解读。“生报”思想告诫人们：今生修善德，可来生至天界。今生造恶行，来生堕入地狱。[3]而小说中，西门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前世做尽善事，“是一个不该死却被枪杀了的好人啊，连阎王也不得不承认我是被枪杀了的好人”，[4]却每次投胎转世为畜生。作品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黄瞳小时候偷了西门闹的烟卷，被发现后，西门闹不仅放了他，而且还送给他一包茶叶，因为黄瞳他爹是其佃户，还做一手好豆腐，两人交情甚好。可是最终用枪崩了西门闹的却正是黄瞳。显然，这是莫言对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另一种理解与阐释，甚至是一种质疑。书中另一个故事更是强化了作者的这种质疑，一个膝下无子的石匠，为了积德行善，雕刻了一座土地爷神像，第二年，石匠妻子果然就生下了一个男婴。结果，长大成人的孩子却性格暴躁，打骂爹娘，形同禽兽。莫言如此感慨“世事变幻莫测，所谓善恶报应之事，也是一笔难以说清的糊涂账”。[5]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因果报应，莫言更多地是带着一种戏谑的口吻，是一种质疑与颠覆。随着时代的变化，因因果果却很难再说清楚。
同样，这样的现象也出现在蒲松龄《聊斋志异》里。佛教善恶轮回的审判原则大致是：“杀生者当做蜉蝣，朝生暮死；劫道者当作猪羊，受人屠割；淫逸者作鹤鹜麋鹰；两舌作鸱枭；悍债者为骡驴牛马。”[6]虽然由于时代等各个方面的原因，蒲松龄深信因果报应观，而且习惯性地接受了“大善得大报，小善得小报，天道好还不爽”的传统观念。但在某些篇章的处理上，他并不是固守佛教的审判原则，而是加入了自己的判断，正所谓“若人心之所快，即冥王之所善也”。《汪可受》篇，汪可受借住寺庙读书，见僧有牝马产骡驹，爱而夺之。死后，阎王对其生前贪婪凶暴很生气，罚其转世为骡。显然，这一审判是情绪化的。冥王带着宗教的面具，却没有严格按照佛教的审判原则，而是演绎着民间“以怨抱怨”的观念。《三生》（卷一）刘孝廉二世转世为犬时，在冥间受到剥皮及笞挞之刑。这一惩罚显然也是不符合佛教审判原则的。因为“罚作犬”，已是报应之“果”，不需要再借助额外的惩罚。由此可见，远在清代，蒲松龄就在作品中对因果报应观进行了多面解读，而从小听聊斋故事长大的莫言又不自觉地将其表现在作品中。
二、情节的相似与相通
《聊斋志异》将现实与幻想两种成分融合得浑然一体、出神入化，这给莫言带来了极大的启发性影响。他大胆借鉴，深度开掘，通过多种方式吸收《聊斋志异》中的有益养分，为自己的创作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角。
《生死疲劳》开头，地主西门闹在地狱里受尽各种酷刑，大闹阎王殿，鸣冤叫屈的惨象：
我在阴曹地府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酷刑。每次提审，我都会鸣冤叫屈……我想，宁愿再他们的石磨里被研成粉末，宁愿在他们的铁臼里被捣成肉酱，我也要喊叫“冤枉！”
蒲松龄在《席方平》一文中的描写：
（席方平为替父申冤前往阴间）：席至邑，备受械梏，惨冤不能自舒……君负气已甚，官府求和而执不从……升堂，见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词，命笞二十。但席方平却仍坚持初衷，大呼“必讼”。
《生死疲劳》对于“下火海”情节的描写：
为了让我认罪服输，他们使出了地狱酷刑中最歹毒的一招，将我扔到沸腾的油锅里，翻来覆去，像炸鸡一样炸了半个时辰，痛苦之状，难于言表……
蒲松龄在《席方平》一文中的描写：
冥王益怒，命置火床。两鬼捽席下，见东墀有铁床，炽火其下，床面通赤。鬼脱席衣，掬置其上，反复揉捺之。痛极，骨肉焦黑，苦不得死。
《生死疲劳》关于西门闹投胎转世的描写：
我（西门闹）看到鬼差蓝脸上的狡猾笑容，还没来得及思考这笑容的含义，他们就抓着我的胳膊猛力往前一送。我的眼前一片昏黄，就像沉默在水里一样，耳边突然想起了一个人欢快的喊叫声：“生下来了！”
蒲松龄在《席方平》一文中的描写：
二鬼趁其（席方平）不备，推入门中。惊定自视，身已为婴儿。
《生死疲劳》对于猪绝食而死的描写：
我宁愿再次为驴、为牛，也不愿意做一只在粪便上打滚的猪。我决心绝食而死，好尽快地赶赴阴曹地府找阎王算账。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描写：
（婴儿）愤啼不乳，三日遂殇。（《席方平》）
（刘孝廉转世为马后，受尽折磨）于是愤甚，三日不食，遂死。（《三生》）
《生死疲劳》中对阎王的描写：“阎王身边那些判官们，目光躲躲闪闪，不敢与我对视。我知道他们全都清楚我的冤枉，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个冤鬼，只是出于我不知道的原因，他们才装聋作哑。”同样《席方平》篇中，阴司冥王皆知其父是冤枉的，但他们收受贿赂，与羊氏沆瀣一气。两相对照，莫言笔下的阎王似乎与《席方平》中的阴司无甚区别。
将人的属性与动物属性结合统一，可以说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写照。当西门闹转世为猪后，它可以听懂人说话，可以阅读《参考消息》，能闻出酒香揭穿人的阴谋等等，这是对动物世界大胆想象地虚幻描写，如此夸张的想象力，简直是对人类世界的某种延伸，通过非人类世界的描写对现实世界进行颠覆及控诉。而这样的现象在《聊斋志异》中数不胜数。鬼、狐、神仙、妖怪，几乎都是“物”幻化成人，他们不仅带有某些物的自然属性，同时又带有人类的某些属性，通过塑造物性人性复合统一的角色，对当时社会提出控诉。《席方平》篇，城隍、郡司、冥府三级冥官与世间的贪官污吏肖似，可以说是后者的真实写照。
毫无疑问，莫言在细节描写上借鉴了《聊斋志异》。《生死疲劳》一文中很多情节都是对《席方平》《三生》（卷一）《三生》（卷七）扩展、润色而成。尤其是对《席方平》的借鉴非常明显。所以，莫言称其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向蒲松龄先生学习的道路。他说自己确实在写（即《生死疲劳》）的时候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向我的祖师爷爷蒲松龄先生致敬。[7]莫言大胆承认自己深受其影响，毫不掩饰蒲松龄作品的魅力，这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致敬，也是对古代小说传统价值的肯定。
三、主要人物的相似性
小说《生死疲劳》中，西门闹被冤处死后在地狱受尽折磨，却仍坚持申冤，投胎畜生时，作为大历史背景下高密东北乡的旁观者，对人类的命运、世事变迁有了新的认识。所谓世事变幻莫测，善恶有报之说在历史中似乎只是个笑话。历经六世，历史的变迁改变了高密东北乡，也一步一步化解了西门闹的仇恨，最后终于转世投胎为人。
《席方平》一文中，席方平愤慨于父亲在阴间被仇家恶役所欺辱，灵魂跑到阴间为父申冤。在地狱受尽极刑仍然坚持申冤，其万劫不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孝行得到神灵的帮助，最终得以一雪耻辱，获得好报。
不管是《席方平》还是《生死疲劳》，在创造主人公时，作者都不是将人物性格的各个侧面依次写出来，而是立足于人物的主要特征，并适度夸张、放大这个特征，使其表现更突出、鲜明。《席方平》开篇，介绍席知其父朴讷必受羊某欺凌，于是赴地狱，代父申冤。一开始，是“抽笔为词”，接着“以官役私状，告之郡司”，结果郡司仍批城隍复案。期间，席受尽折磨，却仍坚持诉讼。作者对极刑的一步步强化，其实是对席必讼决心的一步步加强。后席曲线伸冤，转世为婴儿，却绝食而死，再至阴间，遇见二郎神，才得以沉冤得雪。作者通过一步步地加强、发展、放大席方平所受折磨，将席方平不畏黑暗坚持替父申冤的特点勾勒了出来，使其愈加鲜明。而《生死疲劳》中，作者则是通过转世投胎一步步加强主人公的特性，并使其在轮回中得到修炼，最终消解物性，强化人性。小说开头，西门闹仇恨交加，受尽极刑还坚持喊冤，却被欺骗转世为驴；驴被饥民分食后，西门闹冤魂不散，再次投胎为牛；悲壮一生的牛死后，西门闹面对阎王依旧满怀仇恨，但他开始怀疑作为人的记忆；救人而死的猪并没有审判直接投胎为狗，子孙辈的世事无常，长工蓝脸的逝世以及那句“掌柜的，你也去吧”，西门闹终于得归平静，只剩下些仇恨的残渣，于是转世为猴。作者对西门闹的勾勒更多的似乎是缩小，一步步对仇恨的淡漠，一步步接近人的属性。由物到人的漫长步骤，即是仇恨的逐渐消失、人性的逐渐回归过程。
四、结构设置的相似
文学史上，一部洋洋洒洒的长篇小说可能随似水流年埋没于无情的历史尘埃积淀中，而某些玲珑之短篇，却能够经历史年代之久而独放异彩。成书于清代的《聊斋志异》在古代文学长廊之中，其情节设置应堪称独具一格。英国小说家福斯特说：“美感的出现常是也必须是出其不意的，而奇诡的情节最能配合她的风貌。”[8]如果情节缺乏波澜，没有矛盾冲突，叙述平铺直叙，一览无余，小说的艺术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也很难吸引读者的注意。因此，如何从总体上设置全篇的情节框架，以容纳作品的生活内容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内容，成为叙事性作品情节结构需首要解决的问题。
《生死疲劳》这部小说中，作者出其不意的情节设置，将西门闹悲剧的一生刻画得淋漓尽致。文章开头西门闹“大闹”冥间，却莫名其妙转世为驴，悲剧的驴一生结束，结果又开始了牛、猪、狗、猴以及先天性不可治愈疾病的大头婴儿的轮回。西门闹六次转世轮回，目睹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东北乡农民的一生。六道轮回，不仅使矛盾冲突发展的时间进程较长，而且是作者顺着物性的逐渐消失、人性的逐渐回归来设定的。
中国古典小说一向注重情节的曲折多变和出人意料，蒲松龄更是这方面的高手。《聊斋志异》中的大部分作品，作者基本上是按照一定的线索，设置一个纵向推进的情节框架。《三生》即是如此。缙绅刘孝廉因行为多玷，被冥王罚转世做马，“主人骑，必覆障泥”，则必受主人鞭笞，于是愤甚绝食而死。再次转世为犬，“啮主人脱股肉，主人怒，仗杀之”。再次转世为蛇，因一念之善，最后才投胎成人，且聪明绝顶。而在《生死疲劳》中，每一次动物的轮回，作者都是以顺叙的方式，设置情节结构。在西门闹转世为“猪”的一生中，先是因人性的附着以猪为耻，一心求死。随着黄合作的抚爱，猪的物性加强，甚至摆脱了人性的束缚，西门闹作为一只拥有特异功能的猪活了下来。接着与东北乡的人们斗智斗勇，为着活命逃离，西门闹成为野猪之王，物性也发挥到最大。多年过去，猪觉得该回去看看东北乡的人，终因救人（即西门闹的孙子）再次转世。猪的一生，在物性与人性的斗争中向前发展，最终也因人性的最大凸显而死。
在莫言的其他作品中，如《翱翔》中走投无路时突然飞起来了的燕燕，《铁孩》中吃铁的小孩，《夜渔》中的白衣女人，《嗅味族》中嗅味而饱的族类等，似乎都隐约有着蒲松龄的影子。在中国作家热衷模仿西方文学经验的时候，莫言却在多种场合直言深受蒲松龄——一位中国清代的短篇小说家的影响。当代文学该如何面对西方文学经验与古代文学传统，随着莫言的得奖，势必又会引起新一轮的讨论。学习现代小说理论，并不忘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寻找养分，对本土化的再创作，对传统的重新认识与运用，帮助莫言找到了一条源源不尽的创作之路，而且得到了世界文学的肯定。
注释：
[1][2][7]莫言：《我的文学经验》2007年12月在山东理工大学的讲演。
[3]黄洽：《<聊斋志异>与宗教文化》，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68页。
[4][5]莫言：生死疲劳，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89页，第222页。
[6]李昉等编：《冥祥记》“赵泰”条，《太平广记》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97页。
[8]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广州：花城出版社，1971年版，第73页。
参考文献：
[1]莫言研究会.莫言与高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2]黄洽.《聊斋志异》与宗教文化[M].济南：齐鲁书社，2005.
[3]张稔穰.聊斋志异艺术研究[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张旋子 福建厦门 集美大学文学院 36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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