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易；几何；历史；宗教
the yijing in and out of history
abstract: by relating geometry, history and religion respectively to “simplicity”, “changing” and “unchanging”, the essences of yi advocated by qian zao du, the author deeply discuss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hree aspects of yi, pointing out that they three form a triad for us to approach and fully comprehend yi. therefore, “simplicity”, “changing” and “unchanging” constitute three indispensable elements to yi.
key words: yi; geometry; history; religion
在我个人看来，易学最令人满意之处便是它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四库全书》的编者说的好：“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在此，我将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易经》。其一是几何学与易学，此内容《四库全书》已提及，而另外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历史、宗教与易学，《四库全书》却没有提及。再者，我与《四库全书》编者入《易》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我不像他们那样将经文作为证词，而是将经文作为证据，作为史内和史外的人类从《易经》中寻求意义的证据。如此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已围绕《易经》开拓出了多重知识领域，而每个领域都有其自身的原则，有其差别真伪的方式，即其自身的认识论体系。这些认识之间或相一致，或相矛盾，但《易》却同时存在于它们之中。我将在本文中探讨其中的三个领域，以及它们与《易》相联系的共同的方式及相互关系。因为，众所周知，几何学、历史和宗教以截然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个世界——或者可以说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我为何要讨论这三个领域？这要追溯到汉代的《乾凿度》。该文一开始便托孔子之言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易者，易也”指卦形之间的关系是清晰、明确的：乾坤总是互相对待、互相照鉴。这种关系具有几何学的性质。“变易”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每段时期都各不相同。在占筮过程中由一卦变为另一卦即是这一体现。而“不易”指《易》背后有一个永远不变的道。中国学者认为此不变的道指的是天地的本性。这种说法极具闪米特和印欧传统中的宗教口吻。
现在我们就从最简单的一点，即从《易》与几何学开始讨论。显而易见，《易经》在许多方面都很独特，除《易经》之外，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其它文献是由卦符组成的。《周易》即由这些固定的被明确界定的卦符组成，各卦之间的关系也同等地被明确界定：每一别卦的第三爻不是阴爻就是阳爻；经卦坤到艮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转变。就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一样，《易经》六十四卦系统是封闭的。的确，在许多方面该系统比几何学限定得更死。如就线段、曲线、四边形等几何图形而言，在《易经》系统中只有线段、经卦、别卦三种形式。因而《易》是由一套固定的符号组成的系统，而不是由模糊的、易导致相互矛盾的解释的信息组成的系统。对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这些卦符与数学和几何图形一样具有不可改变性。这是因为，该认识原则即其认识论系统非常严格。它们并不受具体条件、历史时期、个人的好恶和观点的影响。
然而这一知识系统并不十分令人满意。正像其组成一样，它也是受限的。而且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不管它多么高雅，多么精密，只是就它本身而言。就像几何学知识一样，它的广泛影响就在于它的应用。但如果我们把这门知识应用于由变换不定的人类事件组成的历史，就会发现二者根本就不相容。几何学研究的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图形，而历史却置根于具体时间下的事件。
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二门知识——历史。我所谈的“历史”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变换不定的历史事件，一是人们已排过序的历史文献。历史充满复杂、混乱、玩笑，几乎没有确定性。研究历史和研究几何学的方法似乎迥然不同。
当我们研究个别思想家将几何学引入易学的过程，也就是涉及到历史时，这种不同便复杂化了。应该注意的是，他们总是在特定历史的特定的时间，而不是在一种冷静的、像数学一样客观地研究《易》中的几何学，我敢进一步断言，个别思想家对《易》的洞见源于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如宋代的士大夫研究《易》是为了探求天地之理以便将其应用于当下统治的现实问题。并不是只有他们以这种方式解读《易经》，事实上，从宋代追溯到他们前代的易学大家，我们会发现从朱熹到程颐，到王弼，到孔子，再到文王，最后到伏羲，这些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思想家，都在致力于挖掘《易经》的真谛之所在。
这样，令我们大为困惑的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这些人对《易》的解释竟如此大相径庭？这些不同不是由于错误理解而导致的偶然不同，而是一些最有卓见的观点。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为何会产生这种不同，并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一本书为何会产生如此互不相容的解释？
人类历史的多重性使寻求《周易》古经唯一不变的解释的想法陷入尴尬。而我认为对《易经》的多重解释不但不是一种缺陷，而更证明此书的重要性和生命力之所在。实际上，多重解释是任何文献能在人类生活的变换不定的世界展现其重要性的途径。我或许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人们读《易经》的目的是什么？显然是因为《易》能为他们的问题提供答案。这些问题可能是有关预知未来的：我的马能否在肯塔基赛马中获胜？我军能否攻打楚军？也可能是更为深远的问题：何为天地之道？每一个问题都产生于具体的、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特定时间和地点。不管这些问题如何隐私、如何机密，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问题。人们所得到的回答也是《易经》知识对具体历史条件下的问题的回应。这正如《乾凿度》所说的“变易”，它是新知识不竭的源泉，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否定《易经》的这一点就会将其贬低到几何学的位置。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认为这种意义的多重性对《易经》持续适用于各种解释尤为重要。这不仅是说每一文献为了存在下去必须“变易”，而且意味着《易》是作为一部筮书而存在的。因此，其含糊性便铸就了其重要的功能。其一，它使当权者，无论是筮者还是统治者，为他们具体的政治目的的决定找到了神圣的认可。《左传》载有许多此类事例。由于其他人对此比我研究得更深入，在此我就不深谈了。但《易》的含糊性对其生存尚发挥着另一方面的重要作用。因为卜筮本来说具有不确定性，关键是《周易》古经有待于事后的重新解释。因此，当占测不灵验时，将由筮者对其负责，而不是由经文对其负责。
至此我已谈到了两门知识。一是关于“易者，易也”的知识，一是关于《易》之“变易”的内涵，即关于人类日常生活的内蕴的知识。但还有一种与人类贴近的知识曾提及它，但它超出经文之外。它也不属于几何学范畴，尽管《易》有几何学的性质。正如《系辞传》所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由此可以看出，在战国末期或汉初，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知识（意）是不能由固定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它存在于其它地方。它在哪里呢？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它呢？
在这点上，朱熹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我先归纳一下他的论点，然后再详细论述。他认为我们可以从原文的表面意思，如他托为孔子所作的《彖传》入手，但我们更应该追求画前之《易》，首先是伏羲《易》，因为伏羲《易》无文字，只有八卦。但八卦也只是一种向导，一种引导人们直接见到《易》义，以明晓天地之理的向导。朱熹称此为一种修心的功夫。从文辞到卦画，再上升到天地之道的过程与心从俗务到澄明再到众知之源的过程是并行不悖的。《乾凿度》称此源为“不易”。
朱熹的这种认识是在讨论占筮时提出的。朱子云：“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书。……元未有许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晓得圣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说道理，纵饶说得好，只是与《易》元不相干。”（《朱子语类·卷六十六》）朱子在此批评了那些专门研究我在上文中所说的那两门知识的人。我把他们称为“几何学的”和“历史学的”，因为我把他们看作是抽象形式与活生生的人类事件的相会。而朱子称此相互作用为“理”，把其作为人类如何循“理”而行的问题。在他看来，多数人因将此扯到这一层面来讨论，而没有看到《易》之本义，即他所说的卜筮，而歪曲了《易经》。为区分这三种层次，他建议：“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读伏羲之《易》，如未有许多《彖》、《象》、《文言》说话，方见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同上）那么卜筮的作用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就占处发明诲人的道理。朱子就此言孔子对《易》之本义的疏失：“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宽阔，急要说出来。孔子之心，不如文王之心宽大，又急要说出道理来，所以（《易》之）本意浸失。”然后圣人修其心，直至“宽阔”“寂然。”朱子云：“《易》无思也，无为也，易是个无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动’；占之者吉凶善恶随事著见，乃‘感而遂通’。”（同上）换句话说，实践（朱子称其为“卜筮”）的完美存在于人心的完全阔开，至此即使《易》之工具——卦爻画也可以摒弃，人们能够直接读出天地之意。这只有人修至“至诚”之境时才能成为可能。因为“《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则其占如是；言无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说。”（同上）
这需要一严肃的修心过程。朱子在其另一论述中详细介绍了这一过程。他说，理会《易》要精、神俱备，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惟如此，方可谓知《易》。
站在20世纪的高度，我认为我们应该称此门知识为“宗教”。它虽以我们所说的心理学为基础，但它亦可超出人心而拓展至最大的宇宙力量，最终成为一无文字符号但比其它知识更为强大的一门知识。
对朱熹来说，这是儒家思想的实质。但我可以断言，它不单纯属于《易》或儒家思想，而更像其它真正宗教知识的核心，并以许多名字见称。在佛教中称为“觉悟”，而在基督教中称为“上帝”。
在这篇文章中，我讨论了三种知识。我首先讨论了可测的简单的几何学原理，它显现于八个卦画之间的关系。然后，我谈到了既不简单又不可测的历史真实，《易》之“变易”性即在于此。最后我谈到一种超越的知识，它始于《易》，但其最终的实现却远远超出《易经》卦符及经文。我最后的问题是关注第三种知识与前两种知识的相互作用。这三种显然相互矛盾的认识能否共存于一部传统的经文？或者换句话说，人类是否能够仅靠其中的一门知识？
首先，如果我们认为《易》中的几何学原理是其真实的唯一显现，我们就严重地限制了我们对《易》的其它可能性理解。而如果我们知道了《易》中几何学原理的确定性，我们将会非常失望。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只选择上述三种《易》学知识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就会脱离其它使我们极有收获的认识途径。
宗教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在许多传统中已进行过探讨。朱熹的结论相对来说是直言不讳的：他认为二者不能相互抵牾，并主张一种知识沿着另一种知识自然地发展，即道德源于天地之道，此天地之道可由圣人觉知，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学到。今天我们感到朱熹如此自信的说教有点单纯：在我们承认他的洞见的同时，我们却不愿苟同其在具体行为上的具有同样权威的指教。许多宗教思想家乐意承认道德之源在于他们的创始者或信徒的洞见上。
宗教与几何学之间的关系更令人困扰。就我所知，将二者最成功地结合起来的当属邵雍。在此我不想展开其学说，只是提一点，邵雍在任何时候都将其图表看作我称之为“宗教”的显现。换句话说，在他看来，二者永远不会有任何冲突，因为二者存在于不同的领域。其唯一的错误或许源于不正确的显现，源于对宗教之真理的不完善的理解和缺乏描述技巧。但其设想本身是完美无缺的。
朱熹的观点首先是极具权威的：天地之道是最高的，而研究《易》中的几何学和伦理历史学知识的人便丢掉了古经最深的寓意。而最高的真义并不总是最实用的，这在许多方面得到验证。首先，朱熹所推崇的“与日月合其明”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是不现实的。另外，许多人，即使是胸怀大志的圣人，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好在一些简单的教诲还存在。朱熹本人也主张，最终要先教伦理应用，而后学筮。
最后，所有这三种知识的形式都是必要的。实际上，我认为只有三种知识合到一块才能称为真正的知识。因而我认为《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在认识《易》的多重性方面为我们开了先河，并激励我们颂扬而且参与挖掘这种多重性。<?xml:namespace prefix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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