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印度文学在表现作品主题时主要采用(结合印度电影的特征,分析电影音乐所起到的艺术功能)

中国论文网 发表于2023-01-25 00:01:49 归属于社会艺术 本文已影响484 我要投稿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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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人”的叙事立场
  现代叙事学认为,作者的叙事立场表征着叙事者与他所叙述的故事之间内在深层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作者叙事视角在小说创作技巧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西方文学史上,有作为的作家或作品所发出的声音大都和主流意识 (统治意识) 处于对立或游离状态,对主流意识的解构过程正是他们个人权威的构建过程。”[1]英国著名小说《印度之行》之所以能够焕发出亘古弥新的艺术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于作家福斯特的“东方人”的叙事立场。
  《印度之行》是福斯特惟一的一部以印度为题材的小说,在小说《印度之行》中,作者摒弃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在英国殖民者与殖民地印度人民这两个对立面之间,站在印度人民一边猛烈抨击殖民主义者霸道虚伪和冷酷无情,讴歌印度人民友好、善良与淳朴。福斯特的这种“东方人”的叙事立场源于其内心强烈的人本主义意识。福斯特出生在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和慈善精神家庭,他的曾祖父是当时一个既富有又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一生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他反对欧洲白人对非洲黑奴的残酷统治和压迫,热衷于支援和救济国内的贫苦人民。他的父母同样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和社会道德责任意识。福斯特就读的剑桥大学英王学院有自由、开放的人文气息和文化氛围,此外,希腊人本主义的思想也深深感染着福斯特。可以说,人本主义意识观念伴随他整个人生历程。正如学者叶君健所言:“他从人本主义出发,而最后落脚到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块基石上……他灵魂深处,潜藏着一种严肃的社会责任感。他既不满于英国全盛时期维多利亚朝代的文学说教,也不愿苟同孤立于社会而以个人为中心的那种所谓心理学派的创作实践。”[2]福斯特的这种人文主义意识和人道主义关怀在其小说《印度之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福斯特探讨英国殖民者和印度人之间的“联结”关系时,无情地揭露了市长特顿先生、卡伦德上校、警察局局长麦克布赖德、治安法官朗尼以及特顿夫人、卡伦德夫人等为代表的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无知、虚伪、傲慢和冷酷。作者通过借印度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来揭露了特顿、朗尼等殖民者对待印度人的冷酷无情、特顿夫人“只受贿,不兑现”的虚伪,无情地讽刺卡伦德上校“为了显示他的权势,每到这个时候(吃饭时),他就想法来打扰我们”的傲慢,卡伦德夫人“对本地人,我们最仁慈的做法就是让他们死去”的种族歧视。在揭露殖民统治者丑陋嘴脸的同时,福斯特还对处于英国统治下贫困痛苦的印度人民给予深切的关注和同情。小说中的阿齐兹是福斯特重点刻画和同情的主人公之一,他为人勤劳、善良、淳朴,有一份在印度人看来很不错的工作,而且对工作兢兢业业,却依然过着“低等小职员的生活”,他对英国殖民者彬彬有礼、富有热情,却一直被上司卡伦德上校等人不断羞辱和嘲讽,甚至由于他的热情好客,而被指控在马拉巴山洞里对阿德拉实施了性骚扰,险些陷入牢狱之灾。这些都反映了福斯特的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意识。福斯特说:“如果我不得不在背叛祖国和背叛朋友之间作出选择,我希望我有胆量背叛祖国……奉献给个体的爱和忠诚能对抗国家的利益。”[3]如果我们从小说的审美意象的维度来分析,福斯特这种以对“个体的爱与忠诚”来“对抗国家利益”姿态,正是其小说《印度之行》中“东方人”叙事立场的一个有力注释,而这种“东方人”的叙事立场也是《印度之行》审美抵抗意象的彰显。
  审美意象的抵抗性
  《印度之行》是一部具有浓烈抵抗性的审美意象的小说。无论是从宏观的文本结构来看,还是从微观的文本所描绘人文景观来看,都呈现出抵抗性的审美意象。
  (一)小说整体结构审美意象的抵抗性
  我们联系《印度之行》的写作背景,会发现小说的三个部分其实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环形审美抵抗意象。小说叙述的历史背景是英国殖民者对印度昌德拉普尔城进行殖民统治,欧洲的工业文明、工具理性、精英意识全面侵蚀到印度的各个方面,这样不可避免就会出现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间、殖民精英意识与印度本土平民意识之间的对抗。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要探讨的就是以英国殖民者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和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在诸多对抗性之间“联结”的可能性。在小说第一部分清真寺中,福斯特描绘了穆尔太太与阿齐兹初次会面的场景,初步揭示了英国与印度之间的文化冲突和对抗情绪,但经过两人的深入交流,他们之间的对立情绪很快消解,阿齐兹还亲切称穆尔太太为“一个东方人”。在这里福斯特给我们营构一个东西方文化“联结”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审美意象。在小说第二部分山洞中,福斯特对“清真寺”所营构“联结”意象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和彻底的颠覆,神秘的马拉巴山洞隔断了东西方相互联结的“精神纽带”,阿齐兹被指控在马拉巴山洞里对阿德拉实施了性骚扰,并由此引发了英国殖民者与印度民众的强烈对抗,而法庭对阿齐兹的公开审判,更是将英、印之间的对抗仇视情绪推向高潮。“清真寺”“联结”的审美意象被 “山洞”所营构的对抗性审美意象所取代。在“阿巴拉山事件”中,由于阿德拉在法庭上澄清事实的真相和印度民众的强烈抗议,阿齐兹被宣判无罪,并当庭释放,英印之间白热化的矛盾似乎将出现缓和的意象。为此,福斯特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寺庙中,试图构建一个东西方“联结”的新意象,但这一美好的愿望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寺庙”是印度“爱神黑天”降生的地方,爱神不仅是印度人民“一种内在精神力量”,而且“爱神……是宇宙的大神,他完全超越了人类的作用。”[4]253在神殿祭祀“爱神”的仪式场域中,“人们都将沉浸在、亲热的氛围中,简直像一剂慈善的药被煮得沸腾起来。”[4]254小说这种描绘祭祀“爱神”的狂欢仪式似乎在预示着英、印之间再一次“联结”的可能,从仪式所呈现的审美意象来看,小说设置神殿狂欢仪式具有一种审美修复的功能。然而,这种试图审美修复的意象很快被审美抵抗意象所取代,在小说的最后,阿齐兹对他的英国朋友菲尔丁说:“无论如何要打倒英国佬,这是确切无疑的。滚出去,你们这些家伙!……我们将把每个该死的英国人都统统赶到大海里去。”[4]289-290至此,英国殖民者和印度人民之间对抗性情绪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境地。为了使小说的这种对抗性审美意象推向极致,福斯特还借助自然事物的审美意象来强化英、印“联结”失败而呈现出的对抗性效果——“那些寺庙,那个大湖,那座监狱,那座神殿,那些飞鸟,那个兵营,那座宾馆……它们异口同声地喊道:‘不,你们现在还不能成为朋友!’苍天也在呼叫:‘不,你们在这儿不能成为朋友!’”[4]290小说至此结束,它留给读者的是一种强烈、持久而又耐人寻味的抵抗性审美意象。
 (二)人文景观呈现审美意象的抵抗性
  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无论是描绘自然景观还是刻画人物形象都呈现出一种对抗性的审美意象。在小说的第一章中,福斯特给我们呈现了两种对立的自然景观:印度土著居民区,街道简陋,混乱无序,寺庙冷清,巷子里垃圾成堆,令人望而止步,“在印度人居住区,看不到任何绘画艺术,也没有什么雕刻作品,树木好像是用泥做成的,居民走在街上则好像泥土在移动。在这儿所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卑微而败落,那么单调而无生气。”[4]3-4而英国殖民者居住区则是布局合理,井然有序,“这个地方没有丑陋的东西”,甚至“简直是个一座花园之城”[4]4。福斯特这组对抗性的审美意象有着非常丰富深刻的寓意,这组对抗性审美意象表征着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使印度人民生活在艰辛、困苦之中,而英国殖民者在印度优越富足的生活正建立在对印度人民的压迫和奴役之上。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福斯特所营构的这种对抗性审美意象也是对印度自然景观片面的、边缘化的书写,只要我们联系印度作家泰戈尔笔下的印度自然景观,两者之间的差异可谓非常明显,表现了福斯特对印度的偏见,也反映了他反殖民主义和殖民主义双重审美意识形态。
  福斯特在对小说人物的刻画上,也给我们呈现出一种对抗性的审美意象。从总体上看,小说主要描绘两类人物,即以特顿、卡伦德、麦克布赖德、朗尼等为代表的英国殖民统治者和以阿齐兹、戈德博尔等为代表的印度人民。这两类人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方面都是处于一种对抗性的状态,两类人给予读者的审美意象是“坏人”与“好人”的对抗性存在。从英国殖民者内部来看,同样也存在着一种对抗性的审美意象。以穆尔太太、菲尔丁、阿德拉为代表的英国殖民者,是想了解真实的印度和真心想与印度人民“联结”沟通的“好人”意象,而特顿、卡伦德、朗尼等人则是被福斯特认为具有“发育不良之心”的殖民统治者,也正是这些人的冷酷、傲慢与无知使得东西方之间的“联结”归于失败。此外,从福斯特描写的印度人的形象也呈现出一种对抗性的审美意象。一方面,福斯特对阿齐兹、戈德博尔等为代表的印度人民正直、热情、好客的优秀品质给予了肯定和颂扬;另一方面,他对印度人民有着很深的偏见,认为“生活在纬度三十度以内炎热气候里的土人都是牲畜”,将阿齐兹描写成不仅是一个多疑、奉承、冲动的穆斯林教徒,而且对自己的同胞也抱有偏见,对印度具有强烈民族自卑感的人。而把戈德博尔教授描写成一个懒惰、不诚实、不人道的、不负责任的、滑稽的老家伙。体现了福斯特无法超越他的阶级局限性及其反殖民主义与殖民主义双重声音表达的矛盾心理。
  [参考文献]
  [1] 李倩,韩晓霞.个人叙事声音后的集体诉述[J].江西社会科学,2003(05).
  [2] 叶君健.一位盛名不衰的小说家[A].E·M·福斯特.印度之行[C].杨自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5.
  [3] 陈家俊.文化身份的嬗变——E·M·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63.
  [4]E·M·福斯特.印度之行[M].杨自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宿桂艳(1981— ),女,广西桂林人,在职硕士研究生,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国文学、英语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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