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文学史(佛教对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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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佛教与 中国 正统文学

魏晋以后,佛教在中国成为势力最大的宗教,不少文人同佛教有密切的关系①,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中含有浓厚的佛教成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它 自然 也要受到佛教的 影响 。关于佛教在中国正统文学中所起的作用,要精确地估计是困难的。一个原因是,佛教教义经过长期的宣扬、传播,其中一部分已经同中国的传统思想融合到一起,成为影响人民生活的心理力量。这种力量的表现可以是显露的,也可以是含蓄的;可以是强烈的,也可以是细微的。如果是含蓄的或细微的,那就比较难于辨认。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正统文学,从魏晋算起,有一千几百年的 历史 ,其中包括无数的作家,不同的文体,要将这些巨细不遗地指出来是做不到的。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对于中国的正统文学,佛教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持久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仔细 分析 ,许多表面看来与佛教无关的作品,其实是长期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文化的产物。在这方面, 内容 是丰富的,情况是复杂的,这里只能择要介绍一下梗概。以下分作三部分谈:一、诗,二、文,三、诗文评。

  ①其中有的是出了家的,如东晋的慧远、唐朝的皎然等;有的是深信佛法的,如南朝的谢灵运、唐朝的王维等;有的是同出家人有深厚交谊的,如东晋的孙绰、宋朝的苏轼等。韩愈以儒家的正统自居,大声疾呼地辟佛,传说他也曾参谒大颠。

一、诗
对于中国诗歌,佛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的格律,二是诗的语言,
三是诗的内容。

(一)诗的格律
从体裁方面看,中国旧诗可以分作两大类:一类是古体诗,一类是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古体和近体的分别,主要表现在格律的自由和严格上:古体比较自由;近体正好相反,除了句子的长短和多少,押韵有一定的规矩以外,在声音的平仄方面还要受严格的限制①。近体诗讲究平仄协调,同中国语言文字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字是方块的,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加以字音有声调的不同,所以易于讲求对偶,讲求
平仄协调。但是声律学说在南朝齐梁之际兴起,因而促成近体诗的迅速形成和 发展 ,却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中国在南北朝以前,文人写作,也重视声音和谐,但只是“始判清浊,才分宫羽”②。有关声律的比较细密的 理论 ,是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谢朓等提出来的。《南史·陆厥传》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微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①扼要地说,就是上句(单数句)和下句(双数句)中对称的字,声调要平(平声)仄(上声、去声、入声)不同,例如“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李益),上句是“仄仄平平仄”,下句是“平平仄仄平”。
②《隋书·潘徽传》。

又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里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
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又《梁书·沈约传》说:
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沈约等人倡导的永明体,在中国诗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从此以后,中国诗才有意识地走向格律化。永明体关于格律的规定是所谓“八病”说,就是在诗句中要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病态①。八病说的理论基础是有关四声的知识,也就是“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至于四声的发现以及四声说的成立,据陈寅恪考证,是受佛经转读的影响。他说:

  ①避免八病,目的主要是求得平仄协调。据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考证:
“其实‘八病’之说也非全出于沈约。……且据《南史》所载,也只有四病

我们想,沈王之时还是草创,以后愈演愈繁,到李百药才完备。”(中册389页)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 英语 所谓pitch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ā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之入声皆附有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平上
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 应用 于中国之美化文。①

六朝时期宣扬佛法,有导师,有经师。导师擅长唱导。“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②也就是用通俗的语言,随缘设譬,宣扬佛教教义。经师擅长转读。转读是用有韵律的语言歌咏佛经经文。“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

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③慧皎《高僧传》为不少经师立传,说他们“响韵清雅,韵转无方”,“响调优游,和雅哀亮”,“巧于转读,有无穷声韵”。④至于经师转读为什么偏偏在南齐永明年间影响沈约等人创立四声说,陈寅恪认为:

①《四声三问》(《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
②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③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④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建康为南朝 政治 文化之中心。故为善声沙门及审音文士共同居住之地。二者之间发生相互之影响,实情理之当然也。经声之盛,始自宋之中世,极于齐之初年。竟陵王子良必于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以前即已娴习转读,故始能于梦中咏诵①。然则竟陵王当日之环境可以推知也。鸡笼西邸为审音文士抄撰之学府,亦为善声沙门结集之道场。永明新体之词人既在“八友”之列,则其与经呗新声制定以前之背景不能不相关涉,自无待言。……与沈约一为文惠之东宫掾属,一为竟陵之西邸宾僚,皆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四声说之创始于此二人者,诚非偶然也。②

①慧皎《高僧传》卷十五《僧辩传》:“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
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觉。……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集第作声。”
②《四声三问》。

由此可见,在南朝齐梁之际,沈约等人是受到佛经转读的启发,才提出四声的理论;然后把四声的理论运用到诗的格律上,因而开创了永明体。永明体是唐朝严格的律诗的前锋,此后,近体诗迅速地成长、发展,不久就取得主宰诗坛的地位。推源溯流,这个影响是很重大的。

近体诗重视格律,限制多,流弊是引导人们重形式而轻内容,因而阻碍了诗体的自由发展。但是也要承认,格律的形成,是要求诗的声音具有 音乐 美的自然趋势。比较下面四首诗(前两首是齐梁以前的,后两首是唐朝的),我们就会知道,在词句的精炼方面,在音韵的铿锵方面,近体诗在诗的演化史上是向前迈了一大步。

1.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古诗十九首》之一)

2.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之一)

3.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4.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球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之一)

(二)诗的语言
除了少量的民歌之外,中国的诗都是文人的赠答抒情之作。语言是文人习用的典雅的文言,要有辞藻,有韵味。佛典里有大量的叙事说理的颂赞,译成中文,成为语句匀称的质朴无华的白话诗。这样的诗,风格与中国本土的诗迥然不同,辞采、音律都不很讲究,但是内容深厚,语句通俗,有很强的劝说的力量。隋唐以来,佛教经典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于是就影响一部分诗人,用质朴的白话写一些明道言志的诗。这里面最出名的是唐朝初年的王梵志。他的诗集早已失传,近年来在敦煌的写本里发现了一些。下面举几首为例

1.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2.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3.吾有十亩田,种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树,绿豆两三窠。热即池中浴,凉便岸上歌。遨游自取足,谁能奈我何!

其后还有传说的诗僧寒山。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
相笑倘不止,东边复西边。

2.出身既扰扰,世事非一状。未能舍流俗,所以相追访。昨吊徐五死,今送刘三葬。
终日不得闲,为此心凄怆。

3.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
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①

①均见《寒山子诗集》。

出身士大夫阶层的文人不喜欢通俗,致力写这类诗的不多。但是这类诗在民间相当流行,唐宋之际的村塾里甚至用王梵志的诗作习字课本。文人也有欣赏这类诗的,如宋朝江西诗派的大诗人黄庭坚就曾引王梵志“梵志翻着袜”的诗,说“一切众生颠倒,类皆如此”①;范成大的诗里有“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的句子,这显然是模仿王梵志的。②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六。
②《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八《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

(三)诗的 内容
魏晋以后, 中国 文人生在绝大多数人信仰佛教的 社会 里,不知不觉会受到佛教教义的熏陶。有的文人是虔诚的信徒,例如南朝的谢灵运,在《临终诗》里有“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的诗句。唐朝大诗人王维,字摩诘,连命名都来自《维摩诘经》。有更多的文人同僧人有深厚的交谊,例如东晋的孙绰同支遁,南朝的宗炳同慧远,宋朝的苏轼同参寥,来往都很密切。这种情况 自然 要表现在诗作上。我们翻阅六朝以后的诗集,到处会嗅到佛教的气息,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佛教 影响 诗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题材,二是思想。

在题材方面:中国有大量的诗,内容是歌咏佛寺的。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2.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杜甫《游龙门奉先寺》)

3.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

4.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枫桥夜泊》)

5.普慈寺后千竿竹,醉里曾看碧玉椽。倦客再游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参白足知禅味,苦厌黄公聒昼眠。惟有两株红百叶,晚来犹得向人妍。(苏轼《书普慈长老壁》)

也有不少的诗是投赠僧人的。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三乘归净域,万骑饯通庄。就日离亭近,弥天别路长。荆南旋杖钵,渭北限津梁。
何日纤真果,还来入帝乡。

2.我闻隐静寺,山水多奇踪。岩种朗公桔,门深杯渡松。道人制猛虎,振锡还孤峰。
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李白《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

3.随缘忽西去,何日返东林。世路无期别,空门不住心。人烟一饭少,山雪独行深。
天外猿啼处,谁闻清梵音。(钱起《送少微师西行》)

4.萧然一世外,所乐有谁同。宴坐能忘老,斋蔬不过中。无心为佛事,有客问家风。
笑谓西来意,虽空亦不空。

5.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苏轼
《赠龙光长老》)

以上这种性质的诗,作者未必都信奉佛法,但是诗的题材都来自佛教,其为受到佛教的影响是显然的。

在思想方面,佛教影响中国的诗,情况比较复杂。思想的内容不同,影响的程度不同,因而表现在诗作里也就有种种情况——有的明显,有的隐晦;有的直接,有的间接。为了简明扼要,这里分作两类:一类是明显表现佛教教义的,可以称为佛理诗。这类诗,有的是出家人作的,例如

1.夜夜池上观,禅心坐月边。虚无色可取,皎洁意难传。若向空心了,长如影正圆。
(皎然《南池杂咏》)之一)

2.灯引飞蛾拂焰迷,露淋栖鹤压枝低。冥心坐睡蒲团稳,梦到天台过剡溪。(齐己
《默坐》)

3.是是非非竟不真,落花流水送青春。姓刘姓项今何在,争利争名愁煞人。必竟输他常寂默,只应赢得苦沉沦。深云道者相思否?归去来兮湘水滨。(贯休《偶作因怀山中道侣》)

也有很多是一般文人作的,例如:
1.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菁英。(谢灵运《净土咏》)

2.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将候远山僧,先期扫敞庐。果从云峰里,顾我蓬蒿居。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鸣磬夜方初。已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

3.整顿衣巾拂净床,一瓶秋水一炉香。不论烦恼先须去,直到菩提亦拟忘。朝谒久停收剑佩,宴游渐罢废壶觞。世间无用残年处,只合逍遥坐道场。(白居易《道场独坐》)

4.雪山马口出琉璃,闻说诸天与护持。此水遥连八功德,供人真净四威仪。当时迦叶无尘染,何事阌乡有土思。道力起缘非一路,但知瓢饮是生疑。

5.合成四大本非真,便有千般病染身。地火水风都散后,不知染病是何人。(范成大《题药篇》)

另一类是山水诗和隐逸诗。这类诗是六朝时期释道思想融合文人雅士的生活的反映,所以虽然没有明白宣扬佛教教义,却也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下面举几首为例。

1.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
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秋菊
兼糇粮,幽兰间重襟。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左思《招隐》之一)

2.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菱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3.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
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谢朓《游东田》)

4.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5.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
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李白《寻雍尊师隐居》)

此外,神韵派的诗曾受到佛教顿悟说的影响,以下“诗文评”部分还要谈到。元明散曲大多是表现隐逸思想,也可说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这里从略。


附说“词”
词是花间尊前的乐歌,一般是写“杨柳岸晓风残月”之类,所以内容受佛教的影响很少。但是间或也有歌咏佛教或者表现佛教思想的,例如

1.大圣堂,非凡地,左右盘龙,唯有台相倚。岭岫嵯峨朝雾起,花木芬芳,菩萨多灵异。  面慈悲,心欢喜,西国神僧,远远来瞻礼。瑞采时时岩下起,福祚当今,万古千秋岁。

上中台,盘道远,万仞逍迢,仿佛回天半。宝石巉岩光灿烂,异草名花,似锦堪游玩。  玉华池,金沙泮,冰窟千年,到者身心颤。礼拜虔诚重发愿,五色祥云,一日三回现。(敦煌曲子词《苏幕遮》五台山曲子之一、之四)

2.归依众,梵行四威仪。愿我遍游诸佛土,十方贤圣不相离。永灭世间痴。
归依法,法法不思议。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了法更无疑。
归依佛,弹指越三只。愿我速登无上觉,还如佛坐道场时。能智又能悲。
三界里,有取总灾危。普愿众生同我愿,能于空有善思惟。三宝共住持。

3.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二、文
佛教影响中国正统文学中的“文”,情况同诗有相类的地方。六朝时期的骈体,到隋和初唐更加兴盛,格调更加讲究,这也是四声 理论 推波助谰的结果。禅宗盛行以后,士大夫模仿语录的语言,创造了与文言迥然不同的语录体。这都是文体方面的事情。对于一些作家的文章的气势、神理之类,佛教也有不小的影响。中国文人有不少是熟读佛典的,佛教教义的广博精微,行文的繁衍恣肆,自然会使他们的文笔受到熏染。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朝的柳宗元,苏轼说他“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①苏轼自己也是这样,钱谦益说:“吾读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之类,平铺直叙,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以为古今未有此体,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读《华严经》,称心而谈,浩如烟海,无所不有,无所不尽,乃喟然而叹曰:‘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②

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因为形迹不很显着,这里不能详说。以下谈谈另外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文的题材,二是文的思想。

①《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
②《初学集》八十三《读苏长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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