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中庸》凡事(礼记中庸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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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主题:1.谈「五行」立说的思想背景与理论基础
2.论荀子非议思孟五行的思想背景
3.略论荀子的天非 自然 的天
  (一)
  《五行》篇是以「天」的「中」道,其无偏执无曲私的「庸」常之用,作为立说的根基。作者子思认为,上天的「用其中」,成於人的「德性」,大备的一种,就是「仁、义、礼、智、圣」「形於内」的「五行」。
这理论的基础,是可喻之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喜」和「怒」、「哀」和「乐」是人有道而所显的一些实质,於此是以表人天性实体的任何实质,皆具矛盾对待的特性。「未发」,是指无私执。「发」,而能不偏不倚,与物「无妄」的,则是「和」。所以郑玄训「庸」,有说:「庸,常也,用中为当道也。」(《礼记.中庸》郑注)又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庸,用也。」(郑玄《目录》,《礼记正义》引)
故可信《五行》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话内容的关系,也就是篇中所谓「喻而知之」、「譬而知之」,「谓之进之」的关系。也相信「子思之儒」是都明白知晓《五行》立说的这一特色。
因此孔子所说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大可视作是《五行》篇立说的要据。
但对「五行」这「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中庸》第13章),其「行」的「中以行道」﹝例如《小象传》所说的「中以行愿」(《泰.六五》)、「中以自考」(《复.六五》)、「中以为志」(《损.六二》)、「中以为实」(《鼎.六五》)、「中以为正」(《未济.九二》)﹞,也即孔子所说的「中行」﹝1﹞,子思於篇内要不是「幽隐而无说」(例如有关「五行」与「中庸之为德」的关系),就是「闭约而无解」(例如以「有大罪而大诛之,行也」、「有大罪而弗大诛也,不行也」等来言「中行」之道)。对有关「性与天道」的一些问题,其表达方式,竟是如此的「不可得而闻也」﹝2﹞,自易成为荀子要批判《五行》的一个理由。
「五行说」的思要有二:一是人有天生大德者,「五行」俱「形於内」,是所谓「大施诸其人,天也」的「大人」。二是圣人则为天生「圣智」者,既能以其「圣」而「知天道」,又知以其「智」「慎求之於己」,而有仁、义、礼的「人之道」产生(故曰「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又称「圣智」是「五行之所和」),是所谓「圣」之「不形於内谓之德之行」其中的一义(但此一要义的主体显然是智而非圣。因此至孟子乃把「圣」改称作「圣人」,以消弭矛盾。但这一自违与相违,又被荀子批评为「甚违」)。另一义则在其人的「执中」能「致中和」,即能以「常」德生出行远的「功」用,有所谓:「圣智,礼乐之所由生也,五行之所和也。」此所以篇中并举例说:「文王之示也如此。」
  (二)
  荀子的批判思孟五行,主因之一,是认为「五行」之说只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即所治的道但有古「统」而无今「类」,是「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天论〉);如此便易导致儒学的主义过於理想化,其发展因而会失去中正的方向,便不能切合时代的需要和人心的需求。例如五行说就太偏重於言「德」,而尤其强调「圣智」的重要,却只视「礼」为对仁义的体行以及用来推行道德的教化。至孟子更因於「五行」而以「四端」言性善。凡此皆是「愿其所参」的「畸」与「舍其所以参」的「匿」。不知「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都是出於「天之就」,出於同一个性体,所谓「四海之内,其性一也」(《性自命出》)。但尧舜之得成尧舜,乃因其人为尧舜,能自「情」中「隆性」(《荀子.儒效》:「师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这是圣人的「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性恶〉),是所谓「中庸民不待政而化」,(〈王制〉),「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礼义生」。可是桀、跖之成桀、跖,却不是因其人为桀、跖,而是因缺乏师法之化与礼义之教,正如良弓欠缺矫正的工具,就不能自正(见〈性恶〉),是所谓其性「不足以独立而治」者(见〈儒效〉)。故先圣王的「为政以德」,虽为善政;圣人之教,虽为善教;但这於桀之未成桀,跖之未为跖之先,却适足以养成其恶,正如〈儒效〉篇内一句中性的话:「人无师法,则隆性矣」,而卒致有所谓「元恶不待教而诛」(〈王制〉)。孰令致之?就正因人性易趋於恶。在荀子看来,「人虽有性质美」,但它却有若珠玉,要待采凿,始能显发其温润的光泽,否则就有如所谓「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天论〉),故他要强调「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性恶〉),因他认为天赋的美资只是「能」成善的工具,而这工具首先得由心去加体认,进而利用厚生,体现它的能力,这就是「伪」之积。至於人能不能因此而成为圣人、君子,就得看其人如何去积善成德,正所谓:「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後成谓之伪。」(〈正名〉)但偏是这样的本质,却常於未显之先,便已为好利嗜欲等情性因「隆性」所趋而形成的「偏险、悖乱之心」所蒙蔽。故人是须有师法之化和礼义之教,以防范於未然,始能使是桀、纣的也不致成为桀、纣,而「人之性恶」,则可以是「其善者伪也」。
由是亦知,荀子的高调以言性恶,当是因看到孟子偏言性善是会造成偏蔽的这一事实。帛书《五行》之《说》,尝见两引世子之言。而世子即世硕,《汉志》谓其为七十子之弟子,以为「人性有善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荀子的相对而言性恶,显然是有本於此一说法而来,他是视世子的论人性为「中悬衡」的「中道」。而孟子既主性善,则性恶便可成为权衡。而「衡者,平之至」(〈礼论〉),「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解蔽〉)。故人的持见可各异,重要的是哪一种说法最具理据。而荀子的主性恶,则是以「其善者伪也」为权衡。因他相信人的精神实质是可以对立转化。故人的生性虽易趋於恶,但此恶的性向又非不可以变向趋善。
荀子不亦云乎:「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天论〉)人性是天生便具矛盾对待的性质,有所谓:「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大略〉)这在《易》则为《乾》九二、九五的系上「利见大人」之辞,以表乾体中道的能容纳相对差异。所以荀子在〈解蔽〉篇中有云:「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又说:「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赞稽物。」(〈解蔽〉)这正是说的对立转化一义和它的作用。因若能「以赞稽之,万物可兼知也」。故人之於性,又岂可独以性善言之!
故知脱胎自《五行》的性善说,当可视为是荀子批判思孟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其中一个思想背景。
  (三)
  荀子尝云:「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谓止於哪一层次才配称为人)?曰: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非相〉)
人的学习辨别异同,而有所区分,并通过体会而知所体认,例如服从强者(圣人的「行道」,则能做到「无强也」,见〈解蔽〉篇。这也是《周书.官人》所说的「强立而无私,……曰有经者也」),且进一步还能有所明理,这就是「义」的产生。故荀子要把「知」与「义」连言,曰:「禽兽有知而无义。」而人,则是「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
荀人又说「义」之大者,便是明理於天,曰:「大参乎天,精微而无形,行义以正。」(〈赋〉)故「义」也是所谓「宜」,是如孔子所说的:「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庸》第20章)因此荀子说:「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富国〉)这是说万物是在没有所谓「宜」与否下而得生成,人也就是这样自有其用而成为人,这是人在「天有常道,地有常数」中所得的命数。﹝3﹞这里既指出天道的成物是无妄私之为,亦指出物的有差异不同,本就是天地之常理。因此荀子的明大理於天,就是以「天」,也即以「中」道「无妄」为「类」。此一取义,当同於所谓「先祖者,类之本也」(〈礼论〉)。
所以荀子说:「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天论〉)这是他对天道有所取舍以善立「人之道」的话。因若就天的「中」之道来说,「畸」与「匿」便一样是天之所道。而这也是天道的能「大」。故这话当是说,人要讲求善道,则中道的「畸」与「匿」俱可从。荀子就尝谓:「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天论〉)但若偏於畸偏於匿以言人之道,例如「思孟五行」,要不是「大惑」,就是「不可为」。
而对天道之能「大」,孔子乃说:「唯天为大。」但孔子跟着又说:「唯尧则之。」(《论语.泰伯》)此因尧是最先以「中」来表天之为大的圣哲。而这「大中」之道,就是「帝」道的「中」。故《周易》是以「无妄」来言天道。《无妄》卦辞:「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试拿这话与上引荀子所说「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作一比照,则荀子称「善为《易》者不占」,这不是很有道理,很重视建立人文精神的话来吗?
对於畸与匿之为「中」之道,《易.乾》之九二与九五,早有说着。此二爻皆系上「利见大大」之辞,是即以「正」与「不正」皆为无不宜的「中」之道,故曰「利」。此「利」也,《乾.文言》有说白:「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因这利乃出於中道无妄,是无往而不利,有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彖传》),有所谓「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孟子.尽心上》)。不过虽然性命於天道来说是无不正,但於人所立之道言,则可有正与不正的区分。所以《中庸》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而又因天道有畸有匿,故惟独圣人者能於「人无师法」之下,化性而起伪,成为「中庸民不待政而化」。这是其人的能「敦於反己」(郭店简〈穷达以时〉),能率性於无妄的「中」之道,自能隆性而起伪,「修道之谓教」。
所以《乾.文言》称「利者,义之和也」,又说「利物足以和义」。这是说「利」是足以使各差异之物,能相合其自有所宜之成,而为「和」。因此其道能和於天的荀子,有说:「以义制事,则知其所利处。」(〈君子〉)又说:「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荣辱〉)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王制〉)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富国〉)凡此皆是说的相对差异原是天下事物共存的一种本色,正如〈荣辱〉篇所称:「故曰:『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夫是之谓人伦。」而「治辨」与「别异」则是人治大道的根本要义,有所谓「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非相〉),有所谓「礼别异」(〈乐论〉),有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有所谓「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议兵〉)。
故知礼的建立也是「义法」的建立。此所以荀子每以「礼」与「义」连称,并把礼义置於德义之上,有曰:「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故〈强国〉篇曰:「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
是知《乾.彖传》的说「保合大和,乃利贞」,意就当指「大和」乃是「大中」之道的不避「畸」与「匿」,是「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王制〉),是「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齐均」(〈赋〉)。换言之,万物的畸与匿早有无妄私的天意,而由万物行之。故人道的建立,是要面对由上天中道而来的各种「性命」。儒家孔子因此主张对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至荀子则进一步以「义」为「中」(例如他就尝视世子的人性论为中道之类,这是他治大道的既有古「统」而又有今「类」)、「礼」为「中」,有云:「曷谓中?曰:礼义是也。」(〈儒效〉)而「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贪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正所谓:「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富国〉)
但人的立教,首先是以道;立道,则先取之以德(郭店简《尊德义》:「先之以德,则民进善矣」),而「德,天道也」(《五行》)。这在《周易》,就有要本於阴阳之义与刚柔之德而来的中正、中而不正、正而不中、不中不正此「四象」之区分与设立,并系上一些不言之教,成为《周易》的「德义」思想(帛书《要》记孔子言《易》有谓「我观其德义耳也」);在《说卦传》则有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而对此,孔子则是由尊中道之德(《书.酒诰》:「作稽中德」),而立义以言礼,有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因「中」之为道与成德,是既要讲畸、匿及不畸、不匿,例如《五行》的说「不匿,不辩於道」(第37-38简),《中庸》之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第10章);但又要讲匿而不蔽及畸而不蔽,例如孔子尝对颜回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又力主对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是以荀子乃誉孔子为「仁智(按:这智是指知所敬中守中,故《中庸》说『成物,智也』)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解蔽〉)。而最怕的是人求「中」却滞情蔽塞於「畸」与「匿」。所以荀子要强调说:「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天论〉)他并因此而视「中道无妄」为其「心」学中所谓「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天论〉)和「虚壹而静」的「类」本(〈解蔽〉),而有曰:「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以其本知其末。」(〈大略〉)这「本」这「末」,就是「礼类」。「其本」即谓中道无妄,也是《礼记.礼运》所说「夫礼,必本於大一」的「大一」。﹝4﹞「其末」则指礼之祀、礼之制、礼之则等而言。此所以荀子说:「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天论〉)又说:「制礼反本成末,然後礼也。」说:「礼者,本末相顺,终始相应。」(〈大略〉)反之,有所偏蔽的畸与匿,则是本末不相顺,终始不相应,是所谓「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解蔽〉)。
对於修道者其德行之有所偏颇蔽塞,致中道不行,孔子尝感慨言之,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中庸》第4章)
故荀子又说:「文理繁(同篇:『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裹,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这也是所谓:「使本末终始莫不顺比纯备(『纯备』两字依梁启雄之说补),足以为万世则,则是礼也。」(〈礼论〉)
故知畸於「德义」,而忽视了「礼乎礼」在「制中」之事上的重要作用,当是子思《五行》篇被荀子批判的一个要因。
  (四)
  「类」与「统」是荀子哲学中两个极重要的概念,它本自荀子的天道观,而荀子的天道观又深受孔子天道思想的影响,是认为天有其修,也有其职。﹝5﹞
天帝的道,是修至成「帝」的主宰义之隐而不蔽,有所谓「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天论〉),是为「中」道无为,也是天道的「诚」。而此「无为」的成物,是如《周书.官人》所说的「廉隅而不戾,……曰有经者也」。它使得物能自成自道,也使得帝道的变化,几近於自然,但又不是自然无为,因帝的知能本在,天志也在。
荀子尝把「帝」的主宰义之隐匿,比喻为势位至尊的天子之「持老养衰」,但其「智虑取舍则无衰」。
他将此称作:「居如大神,动如天帝。」(〈正论〉)
「大神」就是:「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王制〉)
故知「大神」意乃指帝道的无私匿,也知帝之行道的可贵处(〈强国〉:「贵之如帝」)。而对所谓「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则又可引〈儒效〉篇的话深加演绎:「如是,则可谓圣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谓一?曰:执神而固。曷谓神?曰:尽善挟治之谓神(按:故〈赋〉篇有谓『通於大神』)。﹝曷谓固?曰:﹞万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神固之谓圣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6﹞归是矣。」
而「动如天帝」则是谓:「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齐均。」(〈赋〉)「隆」与所隆之「物」,当是指天帝有修及所修成道之「无妄」言。故《五行》之《说》的言「性」,有谓:「不循其所以受命也,循之则得之矣。」(帛书《五行》第331行)这是说,「循人之性,则巍然〔知其好〕仁义也」;但这并非依於人在天道无妄下所得的赋性而知,而是由於人中有能化性起伪者,「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以此而知人是有好仁义之性,并经此而体认得知上天也有隆修,而成其「巍巍然,唯天为大」的天。
故知天之生物,可说是既有知,又无知的。「有知」,例如天志的「或厚或薄,帝不齐均」即是。所以〈王制〉有谓:「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而「无知」当然不同於人执「一偏」便「自以为知道」的那种「无知」(〈天论〉),而是指上天无妄私之智,无蔽执之知。《礼记.礼运》把此义称作「大一」,以表「天」之所动乃是无妄的一体,并以人头上一片既无私覆又可派生出「大一」的「天」,作为能健行「无为而治」之道,但却不是没有知察之能的上帝存在的表徵,有所谓:「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而荀子,同样是以「大一」为有情有信的道。他说:「变化代兴,谓之天德。」(〈不苟〉)他这是视对天德之修乃「复情以归大一也」(〈礼论〉)。
由於帝的道是中道无为,所以荀子在〈天论〉开篇即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又说:「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而天功的这种神妙,其之在人者,就是人的「形具而神生」;圣人更是能利用这「神」而「知天道」,知「天行有常」,行的乃是「不为而成,不求而得」这无为而治的「天职」。所以荀子谓「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解蔽〉),又说「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之谓也」(〈修身〉)
荀子并因「帝之则」,而在〈性恶〉篇说了一段这样的话:「曰:『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
前面提过,荀子对天的看法,是深受孔子天道观的影响。在孔子看来,所谓「帝之则」,就是指帝道的「中」是以「无为」的体式,派生成物的道,也让有道之物在一既定序式的变化中,可无固定程式和格式,并不限任何形式地生变,而善自体道和取化於「大道」,自强自适地自化以成。此义孔子是称作「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礼记.哀公问》),也是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一语的真义。〔7〕他并因这一悟道而有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又知讲求心的虚以持中,即所谓「叩两端」,〔8〕故他对人於言於行上的一些执着,又有说「我则异於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而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荀子所谓「可以而不可使也」其涵义的要在。
正因「天功」是有其「神」,天的神知又是「以无知知者也」(借用《庄子.人间世》重言人物孔子之语),而这是人的思想所无法加以超越的事,故荀子说人的天职是「不与天争职」,意即要在信道不疑下,学治天职而不妄为。故荀子对所知天道职能之「深、大、精」,是「不加虑」、「不加能」、「不加察焉」,这也是他对「帝心」、「天心」的肯定与认取,是他所明的「天人之分」。由此亦知,他是深明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这话的精义所在。
对「天」之有中道无妄的德修,《易.乾》的由九二而九五,自中而不正到中正,其系辞早见有「不言」之教在。故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大略〉),并於〈儒效〉尝试申明这一义理,曰:「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
先王是以「中」为「类」(《论语.尧曰》:「允执其中」),以「仁之隆」为「比类」,也是圣人的「以类度类」(〈非相〉),而仁则为「本统」,所谓:「今夫仁人,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非十二子〉),这也即舜所取法於尧的「允执其中」,而「舜亦以命禹」。
故知以中为类,就即是以无妄为德之类,所以〈富国〉篇说:「先王明礼义以壹之。」反之,则是所谓「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正论〉)。这是荀子的尊德义,重「圣人之知」,故又有谓:「忠信以为质,端慤以为统;礼义以为文(例如《诗》、《书》。所以〈荣辱〉篇有说『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伦类以为理。」(〈臣道〉)但虽如此,荀子却又认为论礼义法度,後王实胜於先王,曰:「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观圣王之迹,则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非相〉)所以他要强调:「儒者法先王,隆礼义。」又说:「法後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是雅儒也。」说:「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是大儒者也。」(〈儒效〉)
要之,荀子是以「仁之隆」为「统类」,而以礼义法度为比类。於是「其言有类,其行有礼」。这既是所谓「以古持今」,「知通统类」和「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也」(〈儒效〉),亦所谓「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非十二子〉),「以类行杂,以一行万」(〈王制〉),「古今一度也」(〈非相〉)。
故荀子乃以「类」来称所治的天道,曰:「类不可两也,而知者择一而壹焉。」(〈解蔽〉)又说:「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天论〉)又立「无妄」以为「统」,是为「统类」的大法,曰:「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天论〉)他并视「天地」乃不过为上天中道无为的大用之物,因此他说「财(『地有其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这是指大地上各种各类的资源,虽非「天君」(心)所治的「耳、目、鼻、口、形」五官之类,但人是可凭藉「天有其时」,「地有其财」的相生,而养治五官及其「统类」;就只看人是如何去养「其天养」。故荀子曰:「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天论〉篇又提到「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这话当是对「故明於天人之分,可谓至人矣」一句的深化而言。它与〈大略〉篇「善为《易》者不占」之句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之「不占」是因善知於《易》而能善为。而圣人的不求知天,亦正因其能知天;人知天便「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
在荀子看来,「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荣辱〉),这话的内涵显然亦关乎〈性恶〉篇「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一语的义指。「性质美」是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性恶〉),也是人所以致善的工具,它包括「志」、「德」和「智」,讲求的是「智类」的明於天人之分,「德行」的积於善,「志意」的养就一个「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解蔽〉)能「知『道』」的心〔9〕。故荀子言修身是看重「养心」,有所谓「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修身〉),有所谓「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所以荀子又说:「若夫心意修,德行厚,智虑明(按:於此亦知帛书《五行》的言「五行」,以「智」仅居於「仁」後,序列第二位,绝对是有理由的),生於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天论〉)在他,圣人的德是积善所致,有所谓:「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劝学〉)有所谓:「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也即是说,世上是否能有圣人的出现,以及人的积善是能否做到不息而得成为圣人,皆在乎人,不在乎天。故乃曰:「天地生之(按:谓人之生具性质美),圣人成之。」(〈富国〉)曰:「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天论〉)曰:「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王制〉)所以帛书《五行》说「圣」之「不形於内谓之行」,良有以也!
荀子并因此而立「礼义」为大「统」,曰:「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儒效〉)这当是以「中」为「类」之大者,「无妄」为其大「法」,由是而类、法、统遂成「道贯」(〈天论〉)。荀子亦正本此以批判思、孟,特别是子思的《五行》!

注释

﹝ 1 ﹞   《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这「中行」之辞,在《孟子.尽心下》是称作「中道」。  

〔 2 〕   《论语.公冶长》记子贡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笔者於拙文「论郭店简之《尊德义》篇可推定为孔子的着述」之「余说」中,对这则话有新解。见拙着《学校与学术之间》第 272-273 页,香港明报出版社, 2005 。  

〔 3 〕   见上引书第 222 页。  

〔 4 〕   这与道家的言「太一」言 自然 无为,其无为的「稽式」虽一,但实存在着本原上的不同。(见前引书 p.203 页)  

〔 5 〕   有关孔子隐言治天职的话,可参见前引书第 204-220 页。而笔者对孔子天道思想的看法,参看《尊德义篇「尚思则无为论」》一文,简帛 研究 网, 2005 年 6 月 13 日。  

〔 6 〕   「道」字依刘台拱之说补。见王森「《荀子》白话今释」,中国书店出版, 1995 。  

〔 7 〕   见〔 5 〕所提简帛研究网之拙文,并可参看前引书 p.244-248 页。  

〔 8 〕   语见《论语 . 子罕》。说详拙文《论语「民可使由之」章解读》之注释〔 11 〕,前引书第 197-198 页  

〔9〕   《荀子.解蔽》:「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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