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汇率体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从理论上讲，固定汇率制被认为能够促进国际贸易，原因是它排除了由汇率变动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在实证上，Rose[1]发现采用同一货币（货币联盟）使得国家之间的贸易量显著提高。Klein, Shambaugh[2]的研究表明，采用直接钉住汇率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也有显著增加。在近期的国际贸易学研究中，学者们深入探究了贸易流量的内部特征。Hummels和Klenow将出口的深度边际进一步分解为两个指数：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认为一个国家出口深度边际的扩张，既可能是由出口价格提高所导致的出口价值增长带来的，也可能是由于纯粹的贸易数量增长所导致的出口价值增长所带来的。在出口价格和数量的基础上，他们定义了出口质量边际。简而言之，在出口价格不变甚至提高之时，如果出口数量仍然增长，那就意味着出口质量提高。本文将上述五个出口指标（广度边际、深度边际、价格指数、数量指数和质量边际）统称为出口边际。本文研究的是汇率体制对每个出口边际变量分别有什么影响。这项研究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政策价值。从学术角度看，如果固定汇率能够促进出口，那么它是通过广度边际还是深度边际来起到促进出口的作用？对于这个问题近期已有一篇研究论文。Bergin和Lin[5]研究了固定汇率制的两种形式：货币联盟和直接钉住汇率。他们发现，货币联盟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广度边际来实现的，而直接钉住汇率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深度边际来实现的，并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其实证发现。本文不同于Bergin和Lin的研究，研究对象不是不同的固定汇率制形式，而是不同的汇率制度（固定汇率、爬行汇率、管理浮动和自由浮动）对出口边际的作用。从政策角度看，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能够找出每种汇率制度下实现出口增长的途径。研究发现，固定汇率制确实可以通过大幅度地低估汇率来拓展出口深度和广度，从而实现贸易增长，但它是建立在降低出口价格和出口质量的基础上的。而在管理浮动汇率制下，出口增长所伴随的是出口质量的提升。这些实证发现对有关汇率制度的政策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二、变量、数据和实证方法（一）出口边际的度量（二）汇率制度分类在IMF公开发行的关于汇率安排的年度报告中，汇率体制的分类是基于成员国的自我表述。但是很多国家实际上实行的汇率体制跟其官方申明的并不一致，或者说法定体制和实际体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研究中采用Reinhart，Rogoff[7]的分类。汇率体制被分为6个大类、15个细类。6个大类分别是：（1）无独立的法定货币/货币局/钉住制；（2）爬行汇率制；（3）管理浮动制；（4）自由浮动制；（5）自由下降；（6）二元汇率制。和Huang，Malhotra[3]一样，本研究采用前四大类，即固定汇率、爬行汇率、管理浮动和自由浮动。因为本研究针对的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所以出口国的汇率体制需要根据本币对美元的汇率安排进行必要的调整。第一，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对美元浮动，则它的汇率体制就是浮动汇率体制，这样的国家多在欧元区和非洲。第二，如果一个国家将其货币钉住对美元浮动的其他国家货币，则它的汇率体制也是浮动汇率制。第三，和美元之外的货币爬行挂钩的汇率体制也归在浮动汇率制之下。表2给出了本研究所采用的109个国家的样本中汇率体制的分布情况。即出口广度边际、出口深度边际、出口价格指数、出口数量指数和出口质量边际。虚拟变量FXD对于固定汇率制取值为1，否则为0；与此类似，虚拟变量CLW对于爬行汇率制取值为1，否则为0；虚拟变量DFT对于管理浮动汇率制取值为1，否则为0；向量Z代表控制变量的集合。虽然理论上存在许多影响出口边际的变量，但它们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是影响出口边际的实体经济变量；第二类是影响出口边际的金融制度变量。选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L）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实体经济作用的变量②。和Hummels，Klenow[3]一样，GDPL是一个相对值，衡量的是一个出口国的人均GDP除以其他出口国的人均GDP。选择金融开放度（FOPEN）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制度作用的变量。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越开放，其资本和贸易的流动越自由，就越能引发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模式的改变，从而导致出口边际的积极变化。金融开放度所依据的是IMF发布的关于汇率安排的年度报告中的4个二元虚拟变量（即是否存在双重汇率，经常账户的开放程度，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是否强制结汇）。金融开放度指数越高，该国在跨国交易方面就越开放。金融开放度的数据来自Chinn和Ito[11]。第二项研究是汇率估值对出口边际的作用。为此设定如下的回归方程式： 上式中的变量UNDER衡量的是以购买力平价为基准的一国汇率的低估程度。在Penn World Tables中有一个GDP价格水平指数（PGDP），它以美国的GDP价格水平为基准（100），任何其他国家的GDP价格水平隐含着那个国家相对于美元的汇率水平。因此，一国货币相对于美元被低估的程度等于UNDER＝1－PGDP/100依据上述公式，UNDER＞0表明这种货币被低估，而UNDER＜0意味着这种货币被高估。例如1994年墨西哥的PGDP值为65.5，意味着当年墨西哥比索的价值被低估了34.5％。同年，德国的PGDP值为125.9，意味着德国马克被高估了25.9％。到了2001年，墨西哥的PGDP值为74.8（即低估了25.2％）；同年德国的PGDP值为88.5，意味着欧元被低估了11.5％。③ 计算显示，UNDER的数值分布于区间［－0.938，0.914］，平均值为0.432。第三项研究是将汇率制度和汇率估值相结合来分析其对出口边际的作用。为此设定如下的回归方程式：上式是在回归式（R1）中增加了固定汇率、爬行汇率及管理浮动汇率与衡量汇率低估程度的变量UNDER的耦合变量。三、实证结果表3列出了方程式（R1）的回归结果。研究发现，所有出口边际变量都与人均GDP呈正相关，也就是说，越是发达的国家，其出口的品种越多，出口的份额、出口的价格、出口的质量也都越高。表3显示了出口边际变量和金融开放度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金融开放度越高，它的出口价格指数和出口质量边际就越高，而它的出口数量指数和出口深度边际就越低。对于金融开放度较低的国家，其出口的增长更依赖于提高出口数量；而对于金融开放度较高的国家，其出口的增长更源于出口质量的提高。这一发现显示了金融制度对出口边际的重要影响力，其背后的微观机制值得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关注的是汇率体制对出口边际的作用。表3的回归式中包含了三种汇率体制，即固定汇率、爬行汇率和管理浮动体制（自由浮动在这里作为基准汇率体制）。在五个回归式中，三种汇率体制和出口边际的相关性都很显著。过去的实证研究发现，固定汇率制比浮动汇率制对出口更有促进作用[2]。表3显示相对于自由浮动体制，这些灵活性较小的汇率体制，无论是出口广度边际还是出口深度边际都较高。也就是说，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出口深度和出口广度两个边际来实现的。表3进一步发现，相对于自由浮动体制，这些灵活性较小的汇率体制与较低的出口价格指数和较高的出口数量指数相联系。这表明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对出口的促进作用是通过降低出口价格和提高出口数量来实现的。表3中质量边际的回归式表明，虽然固定汇率、爬行汇率和管理浮动体制都通过降低出口价格来促进出口，但固定汇率和爬行汇率体制下，低出口价格是和低出口质量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固定汇率制和爬行汇率制可能被有关国家用来作为出口补贴的手段。而管理浮动制下，出口价格的小幅下降伴随着出口数量的大幅提高，因此管理浮动制下出口质量较高。这个关于出口增长方式在不同的汇率体制下不同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表4列出了方程式（R2）的回归结果。表中UNDER衡量的是以购买力平价为基准的汇率低估程度。汇率低估程度越高，出口的数量指数就越高，出口的价格指数就越低。汇率低估有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出口深度边际，但对一个国家的出口广度边际没有显著的正效应。④ 值得注意的是，汇率低估会导致出口质量边际的下降。⑤表3和表4的结果显示汇率体制和汇率低估都对出口边际有显著的影响。在不灵活的汇率机制下，汇率低估是出口补贴的一种手段。运用回归方程（R3），本文研究在每种汇率制度下汇率低估需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对出口边际造成某种影响。表5列出了回归结果。表6汇总了固定汇率制下出口边际效应所要满足的汇率低估条件。固定汇率制之所以对出口的广度边际和深度边际产生正效应，是因为在这一制度下，有近85％的样本国家将汇率低估了30％以上。这个发现在经济学文献中是第一次，它解释了固定汇率制促进进口的机制。同时由于90％的固定汇率制国家将汇率低估了20％以上，因此固定汇率制下数量指数的正效应很显著。从价格指数和质量边际的效应来看，固定汇率制会很确定地降低出口价格，并有极大的可能性降低产品质量（因为对应质量边际正效应的UNDER的最小值0.877接近于UNDER的取值范围上限0.914）。表5显示爬行汇率和汇率低估变量的交叉项的估计值在统计上不显著（除了质量边际以外）。在爬行汇率制下，出口的广度边际、深度边际和数量指数的效应为正，而出口的价格指数效应为负。对质量边际效应的估计显示，一个国家的汇率越低估，爬行汇率制对质量边际的负效应就越大。从表5看到，管理浮动制和汇率低估变量的交叉项的估计值在统计上显著（除了质量边际以外）。管理浮动制对出口广度边际、深度边际和数量指数的正效应在汇率低估时得到了加强，而管理浮动制对出口价格指数的负效应在汇率低估时也得到了加强。关于汇率低估程度在管理浮动制下能够强化出口边际效应的发现在文献上是第一次。四、结论在现有文献中，固定汇率制被认为能促进出口。在本文中，将一个国家的出口份额分解为出口广度边际和出口深度边际的乘积，将出口深度边际进一步分解为出口价格指数和出口数量指数的乘积，并且定义了出口质量边际。对于这些出口边际变量的定义参照了Hummels和Klenow的文献[3]。同时根据Reinhart和Rogoff的文献[7]将109个国家的实际汇率体制分成了固定汇率、爬行汇率、管理浮动和自由浮动四类。运用1992－2001年各国对美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数据，以自由浮动为回归方程的基准，估计了固定汇率、爬行汇率和管理浮动体制对出口边际的影响。作为本文的一个创新，将汇率体制和汇率低估程度结合起来研究了固定汇率、爬行汇率和管理浮动体制对出口边际产生某种影响所要求的汇率低估程度。本文的主要发现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相对于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水平起伏较小的固定汇率、爬行汇率和管理浮动体制平均而言对出口有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是通过出口广度（即产品类型）的拓展和出口深度（即市场份额）的提高来实现的。而出口深度的提高则是由出口价格的下降伴随出口数量的增长来实现的。第二，固定汇率和爬行汇率体制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显著低于管理浮动体制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第三，一个国家的汇率低估程度越高，其出口的深度边际和数量指数就越高，价格指数和质量边际就越低。第四，固定汇率制度对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的促进作用是和汇率低估程度紧密相关的。估计表明，只有当汇率低估程度达到30％以上时，固定汇率制度才对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起到促进作用。第五，管理浮动制对出口广度边际、深度边际和数量指数的正效应在汇率低估时得到了加强，而管理浮动制对出口价格指数的负效应在汇率低估时也得到了加强。本文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对于一个希望促进出口的国家而言，它所选择的汇率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国促进出口的方式。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了汇率变动较小的固定汇率和爬行汇率体制，那么该国很可能会将汇率低估使得出口水平的价格和质量变低，由此促进出口份额的提高。与此对照，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了汇率变动较灵活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虽然该国也会通过降低出口价格来促进出口份额的提高，但该国同时也会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来促进出口。从短期看，选择在固定汇率制下大幅低估汇率确实能够促进出口，但这个发展战略是以出口产品质量的下降为代价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选择管理浮动汇率制能够抑制通过降低价格来促进出口的程度，使得提高质量成为促进出口的手段。这个战略无疑更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保持长远的出口竞争力。［收稿日期］2011－09－01注释：① 在计算质量边际时我们参照了Hummels和Klenow[3]的相关文献，将δ设为5。② 关于实体经济变量对出口边际的作用，请参阅Armington[3], Krugman[4], Flam和Helpman[9], Grossman, Helpman[10]的相关文献。③ 尽管欧盟从1999年开始采用了统一货币，欧元区国家的PGDP值仍有细微差别（由欧元在这些国家的购买力平价决定）。例如，2001年法国和意大利的PGDP值分别为86.3和80.6，有别于德国的88.5，而它们都是欧元区国家。④ 由于UNDER和金融开放度之间较高的负相关性（相关系数等于－0.55），金融开放度的作用部分地被UNDER这个变量的作用所吸收，其估计系数在表4中变得统计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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