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甲骨文图像性强，字符的构型仍保留事物的本意和原形，透过分析其构形，可窥视当时社会状况。本文通过研究甲骨文及卜辞，尝试研究商代畜牧业的发展状况并探讨其原因。
关键词：甲骨文；商代；畜牧业
甲骨文作为商代重要的史料，自从1899年被发现到1928年开始对殷墟进行科学的发掘，我国的考古学取得了重大成就。随着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商代畜牧业有着莫衷一是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商代并不存在畜牧业,因为虽然商代的牲畜数量巨大并种类繁多,但它仅仅只是为统治者服务；有的却认为商代不仅存在畜牧业并且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论及商代畜牧业时说：“当时畜牧发达的程度真真可以令人惊愕”，[1]卜辞中“六畜均用作牺牲，且一次确实有用到三百四百的时候，这不是牲畜最盛德时代绝难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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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商代畜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细致地从甲骨文中分析商代畜牧业的发展状况。一、畜牧业的存在 商人认为国之大事在于祀与戎。对众多的现成的甲骨材料加以利用，我们可以尽情地罗致卜辞说明商代祭祀用牲的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大辛庄考古，“二層台上”殉狗事实的存在表明有专门的人工饲养是存在的。 商代家畜不仅种类齐备，而且后世所有的马牛羊鸡犬豕六畜在当时已经成为了家畜。四十年代，杨钟健、刘东升二位教授将殷墟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进行了鉴定和研究，指出：“安阳之哺乳动物，迄今为止，共二十九种”。[2]有家犬、猪、獐、鹿、殷羊、狐、豹、犀牛、象等等。其中马牛羊鸡犬豕六畜在当时已被饲养为家畜，主要用于祭（综类216页）[4]这样的卜辞成千上万。另外考古学上的发现也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殷墟发掘中，发现专门埋牛的祭祀坑，如安阳苗圃北地的一个圆坑，内埋蜷曲伏卧、四肢被捆缚的牛架一具。据初步鉴定为水牛。[5]在殷墟小型墓中，用整羊或羊肢随葬的现象屡见不鲜，如西区幕M429、M467各用羊一只随葬。[6]二、畜牧业生产技术 上古时期，牲畜在野外生存，自由觅食与活动，既无围栏，也无人照管，捕捉时需用狩猎的方法去射杀。商代时期，有较为固定的牧场进行人工放牧，这可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的牧字得到证实： (5)甲戌卜，宾贞，在易牧，获羌？（《珠》578） (6)中牧于义，攸侯叶鄙？（《合集》32982） 商人放牧有固定的地区，后世称为牧场，甲骨文中称为牧鄙。商王朝的牧场，王畿内外都有，这保证了商王朝进行祭祀和战争时对大量畜牧产品的需要。牲畜的圈栏饲养，在甲骨文中称为“牢”，在牢中饲养的有牛、羊马等家畜。郭宝钧先生根据甲骨文的记载，认为当时“圈牛于牢，圈羊于宰，[8]说明当时饲养牲畜已有比较完善的措施。 商民还注意到牲畜的牝牡，甲文有“牡”“牝”，《说文》：“牡，畜父也。”“牝，畜母也。”康殷先生释牡﹑牝分别为“种牛”“母牛”。[9]为了让牲畜生长得更加健壮，对雄性牲畜实施阉割技术。甲骨文有闻一多先生在《释豕》中写道：“腹下一画与腹相连者为豕，则不连者殆即去势之豕，因之，此字当释豕”。去势目的有三：一是育肥，经过阉割过的牲畜，长膘快，多出肉；二是将劣种体弱的牲畜阉割，不让其繁殖后代，从而更好的选择良种，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三是改变牲畜的性格，特别是作为畜力的马。去势技术的采用，使商代畜牧业保持了较高水平。三、管理体制 畜牧业是商代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为了使生产活动正常进行，在商王国建立了一套管理体制。羌本是西北一游牧民族，善于畜牧。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商人用羌人之所长，将抓获的羌人为其从事畜牧业劳动生产。商代从事畜牧业的直接劳动者是刍。胡厚宣先生根据《周礼•充人》中郑注“养牛羊曰刍”和《孟子•梁惠王下》中赵歧注“刍者，取荛薪之贱人也”认为“刍乃是一种刈草饲养牲畜的奴隶” [7]刍多是由被俘的羌族人充任，卜辞中有直接称为羌刍。由于商代牧场遍布，为加强管理，商王朝还设立了专职的官员“刍正”，专司“刍”的管理。如： (7)贞，呼刍正？（《合集》141正） (8)戊子卜，贞，东克 刍（《合集》21526） 刍正以及其他兽牲管理官职的设立，不仅表明了商王朝对这一行业的高度重视，也说明了商代畜牧业发展的盛况。 甲骨文中有牧这一官称, 牧是主畜牧官，由他调配劳动人手。“掌养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牧”又称“亚牧”，在一些青铜器铭文中记载有“亚牧”之职，如河北省丰宁县出土的一件商代柱足鼎的鼎口内就铭有“亚牧”[8]二字。此外，商代还设立掌管具体牲畜的官员，如掌管牧马的官叫“马亚”（《合集》26899）、“司羊”（《合集》19863）、“司犬”（《合集》20367）、“彘司”（《合集》19884）等。这些官职的设置说明行业内部已经分工细化，管理职责趋向明确，主管对象非常明晰，这说明了商代畜牧业的管理体制已相当成熟。 商王朝对畜牧业颇为重视，因为祭祀和战争这种国家大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畜牧业的发展，所以统治者对牛马很是关心，频频关心他们的吉凶死活。 (9)贞，我马有虎，隹祸。 (10)贞，我马有虎，不隹祸。（《丙》201正） (11)争贞，我马亡 。（《库》411） (13)马不死。（《续》6••8••12） 对牛羊等牲畜的牧养设立严格的管理体制且表现出细微的关切，反映出商人对畜牧业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重视。畜牧业的地位和发展盛况也是可想而知的。四、结论 综上所述，这些甲骨文字和卜辞有助于我们了解商代畜牧业发展状况。从有限的甲骨文材料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牲畜种类繁多；商人对牲畜的选种、饲养和去势技术熟练；日理万机的统治者不仅对畜牧业的发展细微关切而且对牲畜管理设置了系统的管理制度。 参考文献: [1]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记》 [2] 杨钟健、刘东升：《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年。 [3] 《粹》指《殷契粹编》 [4] 《综类》指岛邦男编：《阴虚不辞综类》，汲古书院，1977年版。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和石罄》，《考古》1976年第1期61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59页。 [7] 胡厚宣.甲骨文所见殷代奴隶的反压迫斗争.考古学报，1966（1）。 [8]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 虢望 ，女（1988年——）湖南长沙人，重庆师范大学在读硕士， 专业：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向： 对外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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