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高新区作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之一，虽未地处发达区域，却有令人注目的综合实力，文章首先通过构建Segal扩展模型，实证检验了集聚效应因素与西安高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西安高新区的园区规模每翻一番计量经济生产率就会提高约42.6%, 即集聚弹性为0.426。进一步得出了一组集聚效应弹性的估计值，但是该组值在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最后提出了管理部门应通过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和加大投资力度来应对这种下降趋势。
一、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党中央开始考虑整个中国经济产业发展和升级的新道路、新途径，酝酿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试验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截至目前，国务院共批准设立53个国家高新区。我国高新区的发展已经度过了探索的阶段，对高新区的功能定位已经十分明确。形成了孵化、辐射、示范、开放、集聚五大功能。在这五大功能中，集聚功能是其它四大功能发挥作用的起点和基础，因为高新区的集聚效应就像一个有着巨大吸引力的磁石，能够吸引一大批各种服务机构在周边分布，而反过来这种成熟的服务环境，又反推与其相同的企业功能向本区域扩散，这便是高新区辐射功能的发挥过程。同时，高新区的孵化、示范以及开放功能都是在这种集聚和辐射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而集聚功能主要体现在对高新技术产业研究开发与管理要素的集聚;对高新技术企业和相关企业的集聚;对生产资本的集聚;对高新技术成果的集聚;对高新技术产业相关信息的集聚。
西安高新区是1991年3月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之一。它地处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然而，这个既不沿边又不靠海的内陆高新区其综合实力却在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区中名列第四位，形成了引人注目的“西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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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西安高新区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集聚效应的发挥呢?本文希望通过对西安高新区集聚弹性的测度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本文进一步估计了该弹性值的动态变化，这样就可以从动态和静态两个层面对西安高新区的集聚效应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二、西安高新区集聚经济效应测度
(一)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关于集聚经济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但是随着国内产业集聚现象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和焦点。大量国内学者从单个区域视角或整个国家角度对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较早的有唐杰等(1989)对城市工业集聚的效果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以天津主要工业部门集聚经济加以度量，提出了内部集聚经济(ISE)、布局经济效应(LOC)、城市集聚经济(UBE)。后来金相郁等(2004)又利用Carlino模型对1987年至2001年期间天津市聚集经济进行实证检验。吉昱华等(2004)将Segal测度集聚经济的经典方法经过改进用于中国城市数据。也有少量学者用对比手法探悉集聚对区域发展的影响，陈迅等(2006)同时利用Carlino模型、Segal扩展模型对东西部城域集聚效应大小进行了测度。但是把集聚效应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联系起来的研究还是不多见的，这可能与中国高新区发展起步较晚的国情有一定关系。田新豹等(2006)对我国高新区集聚功能进行了测度和评价研究，并对全国高新区按东西部地区进行分类评价。如果说田新豹等的文章是从宏观上对高新区集聚经济效应进行研究，本文则是想通过测度西安高新区的集聚效应对这个问题进行微观分析。
(二)选择计量模型
有关城市集聚效应的测度，国外经济学家早有探索，他们一般采用城市生产函数来估计城市集聚效应。其中Sveikauskas (1975) 、Segal , D.(1976) 、Carlino , G.A. (1982) 三人的研究较有代表性，模型和切入点皆有不同。Sveikauskas基于CES生产函数提出了测度集聚效益的一个计量模型并运用美国SMSAs (标准大都市统计区) 的人口数据测度美国分行业集聚效益的大小。David Segal 将希克斯中性的效率因子加入柯布—道格拉斯总量生产函数, 并通过构造不同城市的资本存量估计集聚效益的弹性。与Sveikauskas 不同的是,David Segal 以整个城市经济体而不是单个行业为研究对象。本文研究的是高新区整个区域的集聚经济效应，而不是高新区某个行业的集聚经济效应。从这一点上来说，本文更倾向于使用Segal模型。
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 体制频繁变化导致数据对实证工作的限制十分大, 使得国外一些已有的成熟方法在我国的适用性并不高。再加上高新区统计数据的有限和特殊性(高新区数据来源于科技部火炬计划统计资料)使得Carlino , G.A.模型所要求的一些指标不易取得，如职工工资总额等。所以，本文选用 Segal模型。
(三)对西安高新区集聚经济效应的测度
本文参照Segal模型选用了两投入变量(two—digital)柯布—道格拉斯总量生产函数：
其中：Q为产出，A为常数项，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投入，α、β分别为K、L的产出弹性，g为希克斯中性集聚效应转换因，其中α+β=1，即内部技术规模报酬不变。
对集聚因子g，我们取函数形式：
其中B为常数项，0<γ<1，表示园区生产率水平随着就业人口的增加而上升，但上升的增加随人口增加而呈下降趋势。
将(2)代入(1)，方程变为：
通过在方程两边取对数得：
根据中国火炬计划统计资料，作者得到了西安高新区1991—2006年的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固定资产投资等的数据。在此，本文用高新区年末从业人数来表示园区规模，用营业收入来代替产出水平，由于无法获得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总量来计算园区人均资产量，本文用以永续盘存法计算所获得的固定资产存量来代替园区人均资产量。
运用Eviews软件，本文对所得的数据根据(4)式进行最小二乘估计，我们约定c(1)、c(2)、c(3)分别代表(4)式中的c、γ、α，得到西安高新区集聚效应的结果如表1:
从表1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代表集聚效应弹性的c(2)的估计值约为0.426，且它的t检验是显著的，从而我们可以认为西安高新区的园区规模每翻一番生产率提高约42.6%，这个结果是很振奋人心的，因为它不仅说明西安高新区具有正的集聚效应，而且弹性还不小。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代表资本投入弹性的c(3)的估计值竟然为负值，而且t检验也不显著。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就此得出结论：资本投入对产出并没有显著影响，而且就算有微弱的影响，也是有负效应?当然不能。而且这显然也与经济理论不符。笔者认为，产生错误结果的原因应该是代表K的数据出现了问题，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原因：其一，由于找不到高新区流动资产的数据，本文只得用人均固定资产代替人均资产总量，这样就低估了园区的人均资产水平。其二，本文用永续盘存法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了处理，得到了固定资产存量，由于没有现成的高新区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这就涉及到笔者所选用的折旧率是否合适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只想获得c(2)的值，而暂时不去考虑资本投入弹性的话，这个模型还是可以利用的。而且不论其修正的拟和优度R2=0.553，还是t检验值2.561，都是令人满意的。
但是c(2)=0.426这样一个结果，只能说明西安高新区存在不错的正集聚效应。我们的研究也不能止步于此。所以，本文用移动平均法对1991-2006年西安高新区的有关数据分时段进行时间序列回归。其中分段的时间跨度根据计量分析中样本数一般为方程中解释变量数5～10倍的要求，确定为10年。
运用Eviews软件，对(4)式进行分时段时间序列回归后，得到的结果如表2：
通过表2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西安高新区的集聚经济效应一直都是正的而且明显，且t检验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显著的。这与我们上面得出的结论是吻合的。但是，该模型在经过分时段时间序列回归后，我们可以得到高新区集聚弹性的一个变化轨迹。从图1中我们更是可以直观地看到西安高新区集聚弹性从总体上是下降的。这个结论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究其原因，其一，可能是由于本文对人均资产水平的估计偏差，其二，可能是由于本文忽略了人力资本的影响，高素质人才在职工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也对结果有影响。其三，根据边际报酬递减法则，当一种生产要素投入量达到一定数量后，它的产量增量出现递减趋势。对于回归结果的一种可能解释是园区规模已经增长到一定规模，但是资本投入的增长水平跟不上园区规模的增长水平，导致生产率增长受阻。当然这是在资本投入数据不全的基础上得出的推论。数据的限制使我们不能进一步对其进行确认。
三、结论及政策启示
将集聚纳入区域经济研究范畴已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本文以西安高新区为例，通过构建C-D生产函数模型，实证检验了集聚效应因素与西安高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一些结论：总的来说，西安高新区存在着明显的集聚经济效应，但是其集聚弹性却有逐步下降的趋势。
所以，我们既要看到集聚经济效应在西安高新区经济的总体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已经成为推动整个园区经济的主要动力源之一。但是也要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有逐渐减弱的趋势。对集聚弹性下降原因的分析，使我们最终将注意力集中在两方面：优化高新区的人力资源配置和加大投资力度。
1.优化人力资源配置。虽然西安市高校密集，人力资源供给充分，但是西安仍然缺乏外贸类专门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尤其是政府部门，缺乏熟悉国际金融、国际商法、国际经贸理论与实务的高素质人才，政府工作人员对新的招商模式比较陌生，在实际工作中运用WTO规则办事的能力还不高;企业则缺乏具有企业家精神、敢于冒险、勇于创新的高层管理人员。职工人数中高素质人才所占的比例直接影响到园区规模弹性的大小。所以西安高新区应积极制定政策留住现有人才，同时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员加入园区的建设。这样就能不仅能做大，更能优化园区规模。
2.加大投资力度。虽然我们得不到总投资的数据，但是通过固定资本投入值的变化我们也可以大体上了解西安高新区总投资的变化轨迹。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95-02年西安高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一直以缓慢的速度增长，96和99年甚至还出现了倒退。但从03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出现高速增长。这得益于西安高新区进行的“二次创业”，其特征是：促进当地资源与外部市场资源的整合，就是在继续坚持创业、创新的基础上，加大投资力度，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自2003年“二次创业”以来，西安高新区主要经济指标平均增长30%左右。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二次创业”已经成为吸引更多国内外优质资本投资西安高新区的契机。
作者：袁晓玲 王 芳 许 杨 来源：经济师 2007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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