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人力资本流动及其收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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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载《商业研究》 作者简介: 孙东生(1964-),男,黑龙江克东人,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哈尔滨商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管理学博士,龙江学者,研究方向:企业战略管理;易加斌(1978-),男,四川阆中人,哈尔滨商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知识管理。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G201132;黑龙江省第三产业重点学科群建设规划项目(2012-2015)资助。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既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也是促进国家发展的原动力。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除了有形的物质资本、生产技术与自然资源之外,还包括人力资本的有效累积、改善和充分运用。而人力资本的投入与运用,除了需要通过不同教育水平与训练方式的配合之外,还需要诸如成人教育、在职培训、卫生保健等其它条件的支持。由于人力资本构成的复杂性,使得人力资本的测量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成为人力资本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纵深发展,中国经济30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收入也向中等发达国家稳步迈进。但另一方面,虽然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其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依靠物质资本、自然资源以及廉价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投入,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有限。未来中国经济要想完成从“制造型大国”向“创造型大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就必须更多地依赖于人力资本的投入、改善和充分运用。本文对我国目前的人力资本存量的现实状况做一个清晰的梳理和描述,并通过对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人力资本存量的国际比较来洞悉我国人力资本的优势与劣势,在此基础上,基于人力资本存量及其各维度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来构建促进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发展的对策机制。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人力资本理论及其维度划分   人力资本是指个人与生俱来或后天取得的智力与体力资产,包括知识、能力、技术、智慧与创新等,主要通过教育、训练、经验累积、终身学习以及劳动力流动等方式获取。在组织系统中因人力资本的发挥使得组织的竞争优势得以提升,并进而带动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的整体发展。尽管人力资本被视作促进组织发展与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但对人力资本的度量一直是研究的难点,目前仅有少数学者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比如,胡鞍钢(2002)用人口受教育年数来表示人力资本,计算了1982-2000年中国各类文化程度人口及人口受教育年数,来分析人力资本增长情况。钱雪亚和刘杰(2004)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有教育投资、培训投资和卫生保健投资三层面构成,并将人力资本存量区分为“人力资本资源总量”和“人力资本运行总量”。周德禄(2005)以人口规模、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工作年限和平均预期存活年限作为群体人力资本的核算指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在业人口的群体人力资本积累进行了实证分析。朱平芳和徐大丰(2007)基于Casey B. Mulligan和Xavier SalaI-Marti的人力资本估算思想,借鉴教育年限法和收入法,构建了中国城市人力资本估算框架。李海峥等采用了Jorgenson-Fraumeni的终生收入法(J-F法),构建了中国人力资本测度指数,并对1985-2007年中国人力资本年度总量及相应的年度人均人力资本进行了度量。上述对人力资本度量的方法尽管各有不同,但都涉及到人力资本理论所阐明的教育、培训、卫生保健、工作变动与人口迁移等构成要素。   本文综合学者们度量人力资本的层次与指标,结合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发展署、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组织在测度世界各国人力资本存量中所采用的指标体系,考虑到国际比较的通行性,将人力资本存量划分为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流动性人力资本3维度共计16项测量指标,来对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与其它国家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总第437期   孙东生: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   商 业 研 究   2013/09(二)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Schultz正式提出人力资本理论后,学者们开始采用定性分析与计量实证等多种方法对人力资本存量与一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Benhabib和Spiegel(1994)基于主要发达国家横断面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向国外的学习能力这两个中介变量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效应。Engelbrecht(2003)对25个OECD国家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机制。Fleisher(2010)等对中国人力资本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在提升中国经济效率和缩小地区差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陈灿平(2009)构建了基于经济增长内生理论的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模型,研究了教育所引致的人力资本产出增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发现:总体上,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促进作用微弱,而在短期来说,这种效果又比不上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刘帆(2012)建立了以 GDP 为被解释变量,物质资本和在业人口人力资本存量为解释变量的生产函数回归方程,利用1998-2010 年我国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的统计资料,对在业人口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就业人员总体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并不高,因而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除了从整体上研究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之外,学者们也从人力资本存量所包含的各维度出发,研究了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流动性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教育性人力资本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正向贡献:一是通过劳动力素质提升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二是通过教育促使人们的知识水平和观念的改进来提升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效率。学校教育提供了劳动力进入社会之前的资本存量,而在职培训和成人教育则是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构建终身学习投资从而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重要途径。健康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也有正向贡献。Edward 和Wolff(2000)将预期寿命作为健康性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代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结果显示健康性人力资本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具有重要作用,若将健康资本从人力资本变量中剔除,则会产生估计上的偏误。罗凯(2006)的实证研究表明,健康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联,预期寿命每延长1岁,GDP增长率相应提高106%-122%。在经济全球化与竞争国际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优质的人力资本已成为国家、地区以及组织间竞相追求的重要资产,从而带来了人力资本的流动,这种流动不再局限于国家内部,而是全球性的跨国流动,由此劳动力流动成为新形势下人力资本的重要维度。林季平(2005)对台湾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台湾在1962-1969年间的劳动力流动与转移促进了台湾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做出了921%的贡献,这表明流动性人力资本具有提高劳动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段平忠(2007)对1985-1990年间我国分地区流动人口的素质状况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仅流动人口中的智力资本就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大约72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的价值;同时,流动人口中的智力资本也极大地促进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综合以上对学者们的文献分析,我们可以推测,无论是在人力资本存量的总体效应上,还是在人力资本所包含的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流动性人力资本3维度要素效应上,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都大致具有正向的影响机制。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a:教育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b:健康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1c:流动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人力资本存量各维度之间的关系   除了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之外,人力资本各维度之间还存在相互之间的影响并由此形成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间接效应,主要体现为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的关系和教育性人力资本与健康性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   1.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的关系。劳动力流动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一个重要维度,劳动力流动的程度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大小,又与健康状况、学校教育、在职培训、成人教育等密切相关。在当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知识传播借助于网络呈现倍增的全球化时代,劳动力自身养成终身学习习惯,通过在职培训、成人教育、知识分享以及系统性的学校学习等多元化、弹性化的管道来不断吸取新的知识,累计自我的人力资本存量,通过人力资本市场的流动效应,来实现人力资本存量的保值和增值,并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张利萍(2007)等认为,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已有的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流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教育对劳动力流动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国当前存在着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流动的需求不相适应、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需求与教育机会不相适应等问题,从而阻碍了劳动力的顺利流动。吴克明和田永坡(2008)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提高了教育收益率23%。因此,提高教育收益率的有效途径在于进一步深化劳动力流动制度改革。Makenzie和Rapoport(2007)对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劳动力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会明显影响到劳动力流动的意愿和方向。Judith和Gordon(2005)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国际人才流动的过程中,高收入国家常常通过罢免低收入国家缺乏健康的劳动者来确保生产效率的稳定性;而那些健康且受过良好高等教育、具有高技术能力的人才,往往成为发达国家人才引进的主要对象。综上分析,对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的关系,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教育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之间显著正相关。   H3:健康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之间显著正相关。   2.教育性人力资本与健康性人力资本的关系。随着对人力资本研究的深入,对人力资本中所包含的健康状况与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Grossman(1976)认为个人教育程度的提升,有助于个人增强健康意识,并加大对健康的投入,从而提升健康的生产效率,最终增加健康性人力资本存量。因此,教育对健康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胡平(1997)等基于1990年人口普查抽样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上升,人口的死亡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同时,人口平均期望寿命呈现出伴随着教育程度的上升而延长的规律性。张纯元(2001)基于中国老龄人口的经验数据,对受教育程度与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教育程度可以显著地改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许军(2006)等采用自评健康状况量表,对深圳市居民的健康状况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深圳市居民的健康状况随着教育水平程度的提高而增高。其中,文盲、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的居民健康状况低于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居民的健康状况。余祖伟(2010)对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在控制了其它变量的影响后,教育对健康有着显著的直接的作用,接受教育的年限越多,健康状况越好。综上分析,对教育性人力资本和健康性人力资本的关系,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教育性人力资本与健康性人力资本之间显著正相关。   基于上述理论回顾、文献梳理与假设推演,形成本文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概念模型 二、研究设计与实证方法   (一)变量设计与测量指标   1.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指因生产技术改进、资本量增加以及劳动生产力增加等缘故,使得一个经济体系(通常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中以货币或劳务衡量的生产量在一段时间周期(通常以1年为单位)内持续、稳定的增加。为了确保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计算的精确性,本文对经济增长的操作型定义是计算一个国家人均GDP产出的情形,即以2011年各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 per capita,人均GDP)为经济增长的计算指标。   2.解释变量: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是指个人通过教育、训练、经验累积、终身学习以及劳动力流动等方式获得的包括知识、能力、技术、智慧与创新等资产。按照人力资本获取的途径和包含的要素,本研究将人力资本存量划分为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流动性人力资本3个维度。   第一,教育性人力资本。教育性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中所包含的通过教育而获得的各种知识与智慧资产。按照获得知识与智慧的途径,教育性人力资本包括学校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成人教育三层面。其具体的测量指标包括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高等教育在学率、中等教育在学率、职业教育在学率、专业研究人员比率、员工培训重视度、员工培训范畴、知识转移程度、合作研究程度、高等教育适应程度10项指标。   第二,健康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中所包含的先天存在以及通过后天努力而获得的卫生、健康等资产。本研究对健康性人力资本的测量指标包括医疗保健支出经费占GDP的比例、医生从业人员比例、预期寿命3项指标。   第三,流动性人力资本。流动性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中所包含的通过人才在组织间、区域间甚至国家之间的流动与转移而产生的资产。本研究对流动性人力资本的测量指标包括人才外流程度、人才吸引程度、人才净迁移率3项指标。   借鉴李信兴(2007)的做法,本研究对各个国家人力资本存量综合指数的计算,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计算出人力资本存量三维度的单一指数;其次,为了避免分数出现负值而不利于比较分析,再利用数学公式PR=100/(1+e-pc),将之转换成百分制分数;最后再将人力资本存量三个维度转换后的百分制分数加总后求其平均,即为各国人力资本存量综合指数的分数,分数越高,表示该国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越高。   (二)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来自于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2011)”、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1-2012)”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2010-2011)”中各个国家关于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存量的相关数据。   1.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1)”。世界发展指标(2011)发布了全球主要国家在经济规模、人口、环境、经济、政府与市场、全球联系六方面的发展指标。本研究对教育性人力资本中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高等教育在学率、中等教育在学率、职业教育在学率和流动性人力资本中的人才净迁移率测量条款的数据来源于此。   2.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1-2012)”。全球竞争力报告(2011-2012)从制度、基础建设、总体经济、健康与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与训练、市场效能、技术灵敏度、企业成熟度以及创新等9方面共89个测量指标对125个国家与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和排名。本研究对教育性人力资本中的专业研究人员比率、员工培训重视度、员工培训范畴、知识转移程度、合作研究程度、高等教育适应程度测量条款的数据来源于此。   3.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2010-2011)”。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所发表的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的评测的指标主要分为经济绩效、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国家基础设施四大类共计323个指标。本研究对健康性人力资本的医疗保健支出经费占GDP的比例、医生从业人员比例、预期寿命和流动性人力资本中的人才外流程度、人才吸引程度测量条款的数据来源于此。   通过对上述三个国际组织所发布的与人力资本相关的统计资料的统计与整理,剔除掉缺乏数据的国家,最终形成了55个有效的样本国家数,这55样本国家成为本文对人力资本存量国际比较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研究的主要对象。   三、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样本数据的有效性分析   对样本数据有效性的分析,主要是通过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和流动性人力资本各测量条款的主成分加权系数和特征值来体现的,其结果如表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教育性人力资本特征值为6516,解释变异量为81436%;健康性人力资本特征值为1927,解释变异量为68395%;流动性人力资本特征值为2179,解释变异量为71467%。这说明本研究所构建的人力资本存量三维度指标对人力资本存量解释的变异性方面,教育性人力资本可以解释81436%的变异量;健康性人力资本可以解释68395%的变异量;流动性人力资本可以解释71467%的变异量。由此表明本研究所建构的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和流动性人力资本三维度指标能够有效地解释各国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异性。   (二)人力资本存量的国际比较分析   本文将55个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指数的计算结果划分成三个梯队。鉴于篇幅问题,本文仅仅从55个世界主要国家选取了每一个梯队的部分国家来反映人力资本存量综合指数及其各维度指数的排名情况,如表4和图2所示。从表4和图2可以看出,在主要的55个国家排名中,我国教育性人力资本指数值为5808,排名第29位,位居第二梯队;健康性人力资本指数值为4028,排名第38位,位居第三梯队;而流动性人力资本同样位于第三梯队,但指数值最低,为2598,排名第46位。加总平均后的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综合指数为4145,也位于第三梯队,排名第38位。这一结果表明,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无论是在总体水平上,还是在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和流动性人力资本的分项指标上,与其它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指数相比,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虽然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排名前列的瑞典、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而在流动性人力资本方面,基于目前中国二元化的社会发展格局和户籍制度等方面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未来要提升我国的流动性人力资本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假设检验与结果讨论   本研究以 Amos70 为主要分析工具,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检验。模型拟合值结果如表5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模型的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χ2/df)为2356,小于建议值3;拟合优度指标GFI为0928,调整的拟合优度指标AGFI为0912;基准拟合指数NFI值为0930,比较拟合指数CFI值为0925。其检验结果均符合要求。因此,本文假定的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模型是可以接受的。   图3所示的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关系概念模型路径分析结果显示,假设1的3个子假设H1a 、H1b和H1c都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得到了验证,即教育性人力资本(γ =0665,p<001)、健康性人力资本(γ =0676,p<001)和流动性人力资本(γ =0554,p<001)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假设H1得到验证,表明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   假设H2提出了教育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之间的正向关系,但结构方程模型的统计结果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即教育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之间存在负向关系(γ =-0486,p<005),这一结果与World Bank(2005)和李信兴(2007)的研究结果相类似。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流动性人力资本的测量条款净迁移率在计算时无法详细区分迁入与迁出的人口中各级教育程度所占的比例,因此,造成了实际资料无法支持假设的结果(李信兴,2007)。除此之外,也有可能是在实际的劳动力流动过程中,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和教育水平越高,其获得的工作岗位和社会提供其享受的社会资源越多,工作也就越稳定,因此主观和客观带来的流动动机都不足,从而形成人力资本存量中的教育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之间的负向关系结果。   图3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概念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假设H3提出的健康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之间的正向关系(γ =0460,p<005)和假设H4提出的教育性人力资本与健康性人力资本之间的正向关系(γ =0650,p<001)都得到的验证。这一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量中的教育性资产越多,越有助于增加健康性资产;而健康程度的提升,则有助于进一步通过劳动力的流动来促进人力资本的保值和增值,最终提升人力资本的价值。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对全球55个主要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总体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人力资产存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   第一,全球55个主要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可以分为三个梯队。我国的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综合指数排名第38位,位于第三梯队。在人力资产存量的各维度表现上,我国教育性人力资本指数排名第29位,位居第二梯队。健康性人力资本指数值为排名第38位,流动性人力资本指数值最低,排名第46位,两者都位于第三梯队。   第二,人力资本存量(包括教育性人力资本、健康性人力资本和流动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制;健康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存量、教育性人力资本存量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教育性人力资本与流动性人力资本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即人力资本存量中的教育性资产越多,反而不利于通过劳动力的流动来促进人力资本的保值和增值。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我国通过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提升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人力资本的素质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人力资本存量的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高度和潜力,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关键性指标。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无论是在总体水平上,还是在健康性人力资本、流动性人力资本、存量性人力资本各指标上,都还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对此,我国要基于人力资本存量中存在的问题和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通过注重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均衡发展、倡导终身学习的社会理念、加大对医疗保健的投入、重视劳动者的健康质量、形成良好的企业与高校的合作研究和知识共享机制、构建顺畅的劳动力流动市场和政策、提升国家软环境以充分吸纳国际优秀人才等途径,来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存量的水平,从而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制造型”向“创造型”的转型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本支持。   参考文献:   [1] 胡鞍钢. 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本大国:1980-2000年[J].中国人口科学,2002(5):1-10.   [2] 钱雪亚,刘杰.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4(3):39-45.   [3] 周德禄.基于人口指标的群体人力资本核算理论与实证[J].中国人口科学,2005(3):56-62.   [4] 朱平芳,徐大丰. 中国城市人力资本的估算[J].经济研究,2007(9):84-95.   [5] 李海峥,梁玲,Barbara Fraumeni. 中国人力资本测度与指数构建[J].经济研究,2010(8):42-54.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0,92(2):215-231.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0,11(4):433-472.   .London: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2005.   .World Economic Forum Geneva,Switzerland,2011.   .Lausanne: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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