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即是将人的异质性还原到经济学研究的经济系统中，其主要表现是 抽象出一个简化但不片面的“现实经济人”作为经济研究的假设前提和逻辑起点，据以消除新古典经济 学框架下的各种“异象”。然而，行为经济学被一些人认为是“支离破碎”的，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 来认识: 其一，行为经济学确实是通过以不同的方式修改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来消除不同的“异象”的; 其二，这是行为经济学在解释复杂而多样的“异象”过程中产生的客观事实，也是经济学发展中量质关系变化的必经阶段; 其三，批评行为经济学“支离破碎”者多是站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的立场作出的评 判，有削足适履之思维习惯的局限。行为经济学仍处于动态的演进中，其发展有赖于学者们对新古典经 济学面临的“异象”危机达成某种共识，跨学科的交叉融合以及与相邻学科的协同创新有助于推动行为 经济学的发展并走向成熟。上述问题的澄清明晰了经济学发展的理论脉络，有益于破除对经济学片面 化和庸俗化的理解，促使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借鉴经济学的前沿理论，丰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并科学地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体系，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论著也大量涌现。而进入21世纪以来的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至少乔治·亚瑟·阿克洛夫、丹尼尔·卡尼曼、托马斯·谢林和彼得·戴蒙德可以被视为行为经济学家。行为经济学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涵盖了从经济学基本理论、博弈论到金融学、管理学各分支等广阔空间，其研究方法亦广泛地渗透到劳动经济学、卫生经济学、法经济学等分支学科①。那么，行为经济学的科学定义和理论内核是什么?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究竟是何关系?经过提炼和总结，我们认为行为经济学本质上是将人的异质性还原到经济学研究的经济系统中来，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和发展②。在明晰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我们还注意到，一些人认为行为经济学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也没有系统而标准化的假设，理论纷繁并存而给人以千头万绪之感，显得“支离破碎”。比如，Zarri就认为，行为经济学“还远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①。Fudenberg也认为，为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行为经济学需要更加关注模型的基础，并且对更广泛的现象作出统一的解释②。我们认为，行为经济学的确是通过以不同的方式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假设去消除不同的“异象”的，但是，行为经济学的“支离破碎”是出于消除“异象”的需要而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学科继承和发展中的必经阶段，因此对“支离破碎”的批评恰恰是忽视了消除“异象”的需要而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奉为圭臬。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行为经济学的当前发展是经济学的终极形态，其仍然处于动态的演进中，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
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经济系统包含着两类主体:其一是客观事物，其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参与人。经济理论构建的首要步骤，就是对所研究的经济系统进行简化和抽象并作出假设。其中，首要而不可或缺的是要对经济活动参与人的行为动机、行为能力以及经济活动所处情境(资源禀赋、技术条件、制度规范和尤为重要的信息结构等)进行抽象和简化。以系统的视角来看，可以将作为经济理论构建之基本假设前提和逻辑起点的经济人假设视为对经济活动参与人的行为动机、行为能力以及行为环境这三重特征的抽象和简化。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上述三重特征的假定是:单一的自利动机、无限的计算能力和完全信息的外部环境④。这种设定，本质上是将不同情境下的人简化成了同一个参数而抹杀了异质性的人在经济系统中的真实存在。建基于新古典经济人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可以解释和预测一些经济现象，但是，越来越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被发现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很难得到有效的解释。这些“异象”内容广泛，既存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的宏观与微观领域，比如流动性陷阱和工资刚性;也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中，比如在某些文化中的过度消费行为。重要的是，一方面，这些“异象”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呈现一定的模式，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普遍性和可预测性，有规律可循。另一方面，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进行小修小补仍然无法就诸多“异象”给出逻辑一致的解释。根据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在逻辑推理过程无误的情况下，对被有效证伪的理论的修正只能从修正前提假设出发来重新建构理论。通过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假设作为解释诸多“异象”的突破口，将参与人异质性的本质———心理因素作为假设构建的更深层次出发点，是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和内在要求。而心理学的主流从行为主义转向认知心理学为基本假设的修正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新工具和新技术(如计算机模拟和人脑扫描)的出现和采用也使得人们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研究更加科学和深入。内在发展诉求与外部客观条件共同作用，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其研究范畴也日渐清晰。并且，上述论证表明，行为经济学尝试消除的“异象”并非无足轻重和无关紧要;相应地，行为经济学也就不是无病呻吟和画蛇添足。
不断深入的研究证实，作为对经济活动参与人的抽象和简化，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问题在于它实际上是片面的，也就是不适宜的。一方面，就参与人的行为动机而言，早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那里，就已经认为人同时存在利己与利他动机，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晚近科学的发展则为人的动机双重性提供了自然科学的有力支持，其中，爱伯斯坦等的研究发现，人类普遍产生的利他行为根源于11号染色体的基因变异①。路特等的实验证明，利他行为的个体差异可由基因COMTVal158MetSNP来解释②。这较为充分地说明，利己与利他动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二维正交的，单一的自利动机只是一种极端情形。另一方面，就参与人的行为能力而言，人的认知系统和情感系统并不总能协调一致③，人的认知能力本身也是有局限的，因此人的行为能力具有固有的局限性，人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无限的计算能力是一种极端情形。由以上两点可以发现，新古典经济人只是将参与人简化到极端情形以至于片面化了④。由于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也就不适合作为现实经济参与人的抽象与模型。相应地，Zarri指出，作为一种修正，行为经济学有两个“灵魂”使其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一是行为主体并非一味地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二是行为主体在做决策中存在认知局限和系统偏差，并不是完全理性的⑤。所以说，行为经济学一方面修正了单一自利动机的片面性，另一方面修正了完全理性的片面性。我们通过具体的例证可以更清楚地阐释上述观点。
Camerer和Thaler发现，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大部分提议者提议的分出比例为40%-50%，而回应者一般会拒绝低于总额30%的提议⑥。Forsythe等进行了独裁者博弈实验，发现80%的提议者不会独吞所有的钱，有20%的提议者提议的分出比例甚至达到50%⑦。实验结果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相悖。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礼物交换博弈、信任博弈、公共品投资博弈和第三方惩罚博弈等实验中。行为经济学家对此的一种解释是，人不仅仅是自利的，也会关心他人的利益，具有内生性利他社会偏好，自利与利他动机不是彼此的函数，而是二维正交的。在Fehr和Schmidt构建的厌恶不均等模型中，个体效用与自身收益正相关，同时，个体还会将个人收益与群体内他人收益逐一比较，当自身收益低于他人收益时产生“嫉妒”负效用，当高于他人收益时产生“同情”负效用⑧。这是通过修改单一的自利动机来解释博弈中“异象”的一种尝试。新古典经济学假定行为主体有无限的计算能力，而实际上这是人类永远不可企及的目标。根据Camerer等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古典经济学只关注大脑决策的慎思过程，但神经科学的晚近研究证实，大脑的许多功能是“自动”过程，这类过程引发的行为不需要遵循推理和选择的规范性公理，而且，我们的行为受到情感(情绪)系统的强烈影响①。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人的行为仅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就是片面的。作为修正这种片面性的一个例子，Loewenstein等创新性地发展了一个分析框架，将情感(affective)过程融入经济分析，并探讨了情感过程和审慎过程两个系统的相互影响。他们发现，引入情感过程是必要的，因为引入后有助于解释时间偏好、风险偏好和利他偏好乃至更多现实世界中的复杂行为，而这些行为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无法得到逻辑一致的解释。
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将参与人抽象为一个原子式的人，人的行为被符号化、参数化，这实质上是取消了异质人的真实存在，是对人的选择行为的一种极端片面化的抽象方式。如此，经济研究中面对的就只是物量关系而忽略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丰富的互动关联，从而使得现实世界在新古典的视野下退化成了一个机械式的物质资源配置系统。诚然，物量关系是经济系统的重要构成，但是，它却不是经济活动的主角和经济系统的动力源。与此相对照的是，行为经济学破除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参与人的同质化设定，在物量关系的基础上重新重视具有丰富人性的参与人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力图考察人的异质行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怎样的能动性质。换言之，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人的选择行为进行再抽象，并且在抽象的过程中保留了人类行为异质性这一关键特征，这可被视为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其目的在于使所构建的模型能够更为贴近现实世界的复杂多变特征。为了与新古典的经济人假定相对照，我们姑且将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称为“现实经济人”，由于它保留了行为的异质性特征，因而是将新古典体系下同质性的经济人作为一种特例纳入其中，也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可被视为行为经济学的“局部”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为经济学并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抛弃和颠覆，而恰恰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和发展，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拓展和一般化，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前沿。
从上述论述可见，行为经济学实际上恢复了人在经济系统中的“活性”，而这种“活性”恰好是以行为的异质性作为其表现形式的。为了在对选择行为进行抽象时有效地保留异质性特征，行为经济学从相关交叉学科领域参考和吸收了大量研究成果，从而从多个维度、多个层次思考和界定了行为的异质性及其对经济理论的启示。据此，我们可对行为经济学进行两个层次的定义:其一，从狭义或是传统的角度看，行为经济学是指通过借鉴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相关成果来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同质经济人假定，从而提高其解释与预测力的一门学科;其二，从广义或是宽泛的角度看，一切致力于在经济系统中恢复考察行为异质性的相关学科领域都可被纳入行为经济学的范畴之内，包括神经经济学及认知经济学，其中前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借助于脑科学的经验证据来探讨个体决策背后的异质偏好成因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启示③，而后者则试图在经济理论中融入个体认知过程和群体认知过程④，而个体认知能力的异质性以及由异质参与人构成的社会网络特性成为考察经济行为的前提基础。如果我们可用上述方式对行为经济学进行定义，那么其“支离破碎”的表象就有了显而易见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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