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的书院是唐代末年以后逐渐兴起的具有独特办学形式的教育组织形式。广东地区的书院与其他地方的书院一样从宋代开始，历经百千年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无论是教育模式方面,还是组织管理、教学上都显现出独有的特点。而且为古代广东的人才培养及文化传播、学术繁荣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深远。
关键词：广东书院；特色教育；文化影响
中国的书院是唐代末年以后逐渐兴起的具有独特办学形式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在百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为国家培养了不少的名人学者，为社会输送了不少的栋梁之材。 一 广东书院的发展简况 广东地区的书院，大约从北宋开始。当时，南迁的官绅为了教育族中子弟，开始创办书院，聘请有名气的学者主持或讲学，采取个别钻研、互相问答、集众讲解等方式教习儒学经籍。如北宋神宗时南迁东莞岑田的邓符协就曾在当地创办了力灜书院。到南宋时期，广东一带的教育达到相当的程度，出现了一些蜚声南北的书院，如嘉定年间（1208－1224年）广州的禺山书院便是史籍记载最早有讲学活动和规制基本完备的广东书院。据统计，宋代珠江流域的书院占当时全国书院的21％。而广东的书院发轫虽然比北方晚约两百余年，但是其发展趋势却高于全国其它地区，这与宋代广东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另外也因为书院自由的学术气氛跟广东文化的开放性相符。 随后，广东书院的发展几经曲折，元代时由于统治者实行了思想禁锢，书院出现官学化，其比重有所下降，数量仅占全国6％强。明朝前期，书院的发展依然受到限制。从明初至嘉靖年以前的150年里，广州只建过崇正和濂溪两间书院。但到了嘉靖年间，随着学术文化的进步，广东书院又出现兴盛局面。在嘉靖短短的45年里，广州就建了24所书院。这时珠江流域书院的数量占全国的30％，广东跃居全国的第三位。显然，广东书院在明代是有了发展。其主要是与广东的商品经济发展，对外贸易繁盛密切相关。而理学的影响不断加深和湛若水在广东大辟书院讲学等也是重要因素。这时的广东书院逐渐增多了官办的，致使书院自由讲学的空气渐渐淡薄，教学也走上为科举考试服务的道路。 到了清代，广东书院再次快速发展。广东书院有531所（见“清代书院分省统计表”及“清代书院分布图”），第一次超过江西，成为全国书院最多的省区，引领清代书院的向前发展。①但到了清代，书院已向官学转化，官办书院占居统治地位，私办书院极少。当时在广州的越华、粤秀、羊城、濂溪等四大书院全是官办，及后来清代书院高峰时期创办的学海堂和广雅书院也是如此。这个时期比起宋明书院自由讲学、相互问学的学术风气，广东书院的学术研究气氛显得停滞不前。但由于广东书院的规章制度日趋完备，数量增多，如在广州的就为广东士子提供了学习的基本条件，培养了大量人才。同时书院教育也促使广东学术文化于清后期在全国占有着一席之地。 二 书院的特色教育 随着清朝衰落，朝廷开始了多项改革，其中也包括学制改革。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下令将书院改为学堂，此后，各地书院相继被废除。书院的历史宣告结束，广东书院700多年的发展历程也随之终结。 纵观书院历程，它经历百千年，为历代所继承，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无论是教育模式方面,还是组织管理、教学上都显现出独有的特点。 1、从教育模式上看，书院的培养目标，首先要求士子学做人，强调道德与学问并进，而不像官学那样以科举入仕为主要目标。书院在教育方法上，自由讲学、注重学术研讨的特点十分明显。教学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师生之间注重质疑问难。宋代之后所流行的各家语录，一般就是书院师徒间的问答记录。书院倡导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争鸣与交流，倡导并推行“会讲”制度。所谓“讲会”，就是类似于现代社会的学术研讨会，是以规范或不规范形式举行的学术聚会活动。“讲会”使教学气氛活跃起来，学术研究气氛变得浓厚起来。 2、从组织管理上看，书院形成了几个特点:其一，机构简单，管理人员较少。书院的主持人往往又是书院的主讲人，一般由著名学者担任。书院的负责人一般称为山长(也有称洞主、洞正、堂长、山主等)，书院的管理人员除山长外，有的还设有副山长、助教、讲书等，协助山长管理书院教育教学等事宜。且学生也可以参与书院的管理。其二，课程设置比较灵活，富有弹性，不同的书院在课程设置上差异很大。教学则以学生自学、师生之间的自由研讨为主。对学生的考查，亦注重德才兼备和平时考核。学生有日记册，书院里的季考或岁考的成绩要参照平时成绩斟酌给定。其三，颁布严格的学规，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书院所订学规要求师生共同遵守互相监督。其四，书院经费来源多途。书院的主持人往往自筹办学经费，其经费来源广泛，既有名人捐款，也有官方赐学田、赐房屋等。书院的开支主要用于教学、购书和进行学术研究。 3、从教学上看，书院教学是实行“百家争鸣”，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允许不同学派之间进行广泛的辩论。许多书院的主讲在讲学中都欢迎别人质疑问难，进行辩论，逐渐形成书院的“讲会制度”，使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教学气氛活跃，学术研究气氛浓厚。而且，教学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注重启发诱导，因材施教，注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此外，书院实行自由择师的制度，学生往往慕名而来，师生之间以道义相守,以诚相待。学生跟随老师的时间较长等都加深了师生之间的感情。 三 书院对广东文化的影响 书院的自主办学、自主研究与自由争鸣的学风、注重人文道德的培养以及尊师爱生的浓厚氛围等，为古代广东的人才培养及文化传播、学术繁荣等作出了一定贡献，产生深远影响。 1、书院主张自主研究学习的风气和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对于广东文化开放、求实的风格具有一定的影响。 书院祟尚讲学自由、学术自由。自朱熹邀请陆九渊到自己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便首开了书院“讲会”的先河，为不同学派同在一个书院讲学起了范例。以后广东等各地的书院都纷纷仿效，逐渐形成书院的“讲会”制度。书院讲会制度的盛行，不仅打破了各家书院之间的门户之见，而且打破了师生之间在授业上的地域限制，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到不同学派的大师，聆听不同的学术见解，彼此之间进行自由交流，形成教育机构开放办学的传统。 书院这种讲求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对于广东文化开放、创新、求实的风格有一定影响。清代，随着书院的迅速发展，广东出现了不少的名书院。如粤秀书院、越华书院与羊城书院并称“广东三大书院”，是前清广东教育的重心所在。西湖书院、禺山书院也竞相聘请名师来讲学授课，声名远扬。其后创办的学海堂和菊坡精舍更是掀起广东书院的改革风气，使广东书院趋于讲求实学，还开创晚清广东朴学兴起的新格局。 如广州的学海堂在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独有的学术风气与治学传统，且得到很好的传承。受此影响的学者去到其他书院任教，这种传统便跟随着传播，影响及其他书院。更有一些模仿学海堂的样式，开办了一批书院，其影响遍及全国很多省份。故有后人说：“粤人知博雅，皆自此堂启之。”② 其中同治六年(1866)在广州开设的菊坡精舍，就是仿效学海堂。时为山长的陈澧曾曰:“澧既应聘，请如学海堂法，课以经史文笔。学海堂一岁四课，精舍一岁三十课，可以佐之，吾不自立法也。每课期诸生来听讲，澧既命题而讲之，遂讲读书之法。”③。菊坡精舍教学活动井井有条，学生也很多。陈澧在《与廖泽群书五首》中云:“菊坡精舍近日课期听讲者多至四十余人，好经学能文章者，今年新得六七人，甚可喜。讲授阅卷虽劳亦乐也，特以告吾弟知之。”④。陈澧终老为菊坡精舍山长，但在他去世后，菊坡精舍就不再设山长，而是公举学长四人，可见这也是受了学海堂不设山长的影响。 学海堂在教学管理上开创了专课肄业生一项，就是为了使众多的士子参与学校经史古文，达到提倡实学的目的。专课肄业生必须是考课中成绩优异的十个学生，且要有志于研究史学，不图仕途名禄，品德端正的学生。每个学生可以自选一本书目进行学习；再在八个学长中选择一位，作为自己的指导老师。专课肄业生也要应考学海堂平常的季课，就自己的专长选题作答，不能旷缺。如果这些专课肄业生违反学规，功课惰废，不作实学，又或有吸食鸦片等违禁行为，便要取消其肄业资格。学海堂专课肄业生的创立，延续并发扬了阮元提倡实学的宗旨，摒除了惟应试科举的八股文，使学海堂的学风保持不变。而且学生选择一位导师专习一书的方式，正像今天大学的导师研究生制，学生学术水平的提高得到保障，学海堂成为了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地方。这种独具一格的教育特色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在学海堂的带动下，教授经史古文及提倡实学的风气在广东较为广泛地推广开来，并出现了多个专门教授古学的书院，例如菊坡精舍、崇实书院等。广东书院由前清一直延续下来的追求科举功名，专门教授试帖制艺的风气得到了扭转，士子读书只为中举的风气也随之转变，多有专做学问而不愿做官的人物。 2、书院的兴办对于广东教育的推广和普及，提高广东整体文化素质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 康熙后期，广东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尤其广州在乾隆时被确立为全国惟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物质基础日渐雄厚。经济实力大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广东书院的大量兴建。特别是广州的粤秀、越华、羊城书院的创立，促使广东士子获得接受高规格、高水准教育的机会。广东文化教育渐渐有所起色，科考人数大为增加，广东出仕的人数也逐渐增多。尤其后来学海堂培育了一批名儒学者，为广东学术文化的兴旺奠定了基础。学海堂的专课肄业生陈澧和朱次琦成为晚清广东学界会通汉宋的学术名家，各自成为一派宗师。其中陈澧号东塾，人称“东塾先生”，学识广博，经史地理、音韵算术、无不精通，著述数百册，名播海内；朱次琦是南海九江人，人称“九江先生”，经学史学精深，声名很高，康有为亦拜其为师。总之，广东各界出众的学术人才多不胜数。一大批的高素质人才为晚清广东学术的迅速发展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 学海堂建立后，广东书院的主讲人几乎全部是广东人，其中大部分是南海、番禺人，这无疑与当时广州三大书院有关，书院培育出来的优秀人才已基本能满足本地教育发展的需要。阮元督粤，设立学海堂，对广东文化教育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菊坡精舍、应元书院的建立，更使广东的文化教育更上一层楼。 3、书院不仅培养学术人才，还刊刻了不少书籍，推动了广东学术文化的发展。 书院本是一种收藏、点校图书的机构，即使演变为教育机构，其藏书和修书的职能依然保留。尤其是书院注重研习学问，如果没有一定量的藏书，教学活动是难以维持的。而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书院藏书创造了条件。有些书院专门设置制版印刷机构，较好的解决了书院教学的需求。如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广雅书院等。这些书院的刻书主要是重刊前人或他人的著作，又或是刊刻本院师生的研究所得。这对于古籍流传和开展学术研究都是非常有益的。 比如学海堂的刻书充分体现了书院刻书的优势，因为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它所刻的书籍在选择上由专业学者把关取舍，再由其师生负责进行反复的校勘。加之当时广东刻工技艺精湛，因此所刻书籍往往都是精校精刻，质量上乘。1824年至1829年间学海堂刊刻了经学名著《皇清经解》183种，360册。同治年间刊刻《三通》，光绪年间刊刻《两汉记》。其他如《四库全书》提要等，学海堂都刊刻过。这些刻书不仅补充了学海堂藏书，满足了师生们的需要，而且其书板通过出租给书坊印刷，从而进入市场，大大促进了广东刻书业的发展。 同治年间，陈醴组织过菊坡精舍刊刻《通志堂经解》、《十三经注疏》等10种专著。1868年广东书局在广州成立，其中不少书院学者参与该项工作，在短短二三年内，刻成儒家经学书籍达2421卷。1887年广雅书局成立，先后刻印300余种，除戊戌变法后刻印的三几种书外，都是传统典籍及有关著作。 那时侯，积极参与刊刻书籍活动的书院学者非常多，谭莹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谭莹(1800—1871年)为学海堂学长长达30余年，且为粤秀、越华、端溪等书院监院数十年。他利用自己的才识及社会影响，请好友豪贾伍祟耀出巨资刊刻书籍，三十余年里刊印了《粤雅堂丛书》、《粤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岭南遗书》、《舆地纪胜》等巨著典籍。谭莹实无愧为清代广东第一流的学问家兼校勘家。⑤ 此外，广州是广东的文化教育中心，学术中心，聚集了众多的士子文人，也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兴盛，各省的书商云集在广州的双门底（北京路北段）、西湖街（今西湖路）、学院前（今书坊街、教育路南段）一带，建起了书坊群，使当时有案可考的书坊多达百余间，书铺栉次鳞比，在光绪初年达于极盛，为士子提供了大量书籍，使广东成为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而广东的藏书家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曾钊、丁日昌、伍崇曜、谭莹父子、潘仕成、陈澧、李文田、孔广陶、辛耀文、邓实、黄节、叶恭绰、徐绍启等等，均声名播于全国。 综上所述，书院可以说是我国人民的一大创造，是对中华文化的一大贡献。尤其在广东，书院培育了大批高质素的人才，并促使西学的兴起。张之洞能在广州成功建设广雅书院，推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便多得益于广东的书院所培育出来的人才及良好的学风；而学海堂在后期也参与推行西学，在月课中出题考课西学内容，对西学在广东的发展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及至近代中国的变革多由广东肇起，也不能说不是书院发达的影响之一。总之，书院对广东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其发挥的作用是深而久远的。
①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408—410页。② 光绪《广州府志》卷六十六。③ 陈澧：《东塾集》卷二。④ 陈澧：《东塾集》卷首。⑤ 李绪伯：《清代广东朴学研究》，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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