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不断变化的文学写作格局下，作为商业畅销小说作家海岩，保持着一种独有的话语表述立场。这个立场既不是政治性的国家意志，也不是一味追求世俗趣味的审美系统。而是借用人民话语的严肃理想，有效地发挥了类型化通俗小说的活力，运用“时尚”制造了一种当代的都市“崇高”，由此反映了时代大众对文学的述求和情绪，也显示出“适者生存”的一种写作经验。
关键词：海岩；通俗小说；人民意志；崇高感
海岩的小说在畅销之路上，潜生着一种商业的气息，这无疑是长期的酒店管理生涯和职场的生存观念使然，即便如此，他却不愿别人把他定位成通俗文学作家，他认为，简单地把他的作品与通俗文学完全等同是不科学的，因为市面流行的小说里有他不喜欢的东西。由此可见，海岩试图证明自己的小说在描述爱情、命运、道德观上，他都显现出一种近似于纯文学的创作品格。而且他还把自己长期的酒店管理中的巧妙地理性精神,如冷静、果敢、沉着的品质熔铸到恩怨情仇描写和小说的精神指向之中，由此可见，海岩本质上追求的是一种基于传统文人思想之上的写作意图，可以说，在文学和商业两个价值坐标上，海岩完成了雅俗趣味的平稳过渡，并在当代文学与大众读者的磁场中找到一个恰切的精神平衡点。
那么这个平衡点是什么呢？就创作立场而言，一是对传统通俗文学故事性的传承；二是对小说话语表述空间的扩大。对故事性的创作理念的延续，引发了人们阅读的需求，也开阔了诸如影视、出版等多个行业的营销大观。为此很多人认为海岩刻意迎合大众，炮制精神消费。不可否认，当代通俗创作确实必须在一个公众的视域内尽可能贴近大众，作为兼具商人和作家的海岩，看市场的风向转舵调行，是一种商业利益使然。但是，较之同时代的 “都市言情小说”而言，在意识形态和世俗追求这两者的调试中，海岩的创作更具特色和更显成功经验：比如主题注重人性人格的反思，淡化社会批判倾向；内容上追求传奇非凡的情结，且比文人理解百姓更纯粹等等，海岩在表达上确实表现出了太多的特别。
毋庸置疑，海岩的目光始终聚焦那些生活在纷繁复杂都市中艰难奋斗的都市青年男女上，他们的生存困境和生存方式是海岩关注与思考的核心。他主张作者不要距离具体生活太近的创作视域，尽可能采用他者视角进行描述。“要出乎其外，你要从另外一个方向去关照它，可能更全面客观，更历史。”这种创作思想引发了海岩世俗感与崇高感的相伴相生，对于这方面的表述，在他的早期小说《死于青春》里表现得就很明显，这篇原名《热血》的小说，通过散文化的情节表达了对青春的尊严、生命的价值等命题的深刻思考。且海岩在谈到《平淡生活》的写作动机时一再提示：“我喜欢的不完全是犯罪，案件，言情，我还喜欢人生的命运，和在命运下的选择、生活态度”。 通俗小说作家能这样关注精神和理想的层面，恰恰说明他明白“平庸”并非人的本性，崇高感和英雄情结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令人神往的。就此而言，海岩利用世俗的别样视角，激荡起城市众生对崇高品质的一份守望。
由此可见，海岩的小说至少致力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写作立场：
一是坚持“人民精神”的表述。海岩写小说虽然比较专注于传奇性，但他从不放弃对传奇的传统的、古典的精神的挖掘。在他的《玉观音》《平淡生活》等小说中不难发现，作品中的主人公的精神在内涵上往往更偏重于对普通平凡人特质的肯定，表面看上去似乎在彰显个人主义色彩，但实际上形象的内在的品质还是和他八十年代的写作一样，都是源自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精神的召唤，这与特定时代与社会对广大人民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岩用他的作品证明了平凡的人格追求其实是和国家英雄一样的，他们同样具有人性的光辉，甚至也可以与英雄一样，秉持正义的理想在社会进程中的取到不可替代的导向作用。
这样的创作思想来源于他的一个创作情结——社会主义的“公家”情结。
首先是警察情结。海岩在回忆自己当警察的时光时说，他从小就比较喜欢这种特别军事化的职业：“人在成长期的所有经历，都是在为他的成熟期和有所成就的日子做准备，我成长的关键时期碰巧是在部队度过，能拥有那么一段军营生活，是人生的一种幸运”。“警察生活不但浪漫还能把一个人的智慧、勇敢、责任比较突出地集中在一起”。可见，警察这个职业很符合海岩的人生追求的。这就是他致力于警匪题材小说的直接动因。所以在塑造小说人物时，他刻画了一群普通的“公家人”——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人民形象之一。小说中海岩强调这一群像的平凡身份和平凡心，在平淡的生存背景上壮写他们面对金钱与爱情的困扰以及离奇的遭遇，这样的题材选取无形中既肯定了人民价值也迎合了市民趣味。但值得注意的是，恒定这些平凡的“公家人”品质的标尺是“事业心”和“责任感”，像安心、舒庆春等角色无不赋予了这种“公家气质”，尤其是角色所依附的“公安”职业背景的神秘感，使之稳重和端庄的气质多了可信可敬的来源。
“小说是能够满足人们将生活与艺术紧密结合之愿望的文学形式”，十多年的“公家”的国有体制经历为海岩结下了解不开的回忆和想象的心结——这是一种深深镌刻在人生经验中的“无私忘我，情义无价”的人生观，观念中那种“自我的操守”和“集体理想”的品质让海岩难以释怀。身为企业名人的海岩在小说中释放这样一种情怀，补缺着自己在商海生活中的“人民角色”的缺失。他坚持自己对这种精神的态度，并有效移植到到自己成功酒店管理行业中，移植到《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中的吴长天的刻画上，作为商企大家的吴长天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和《玉观音》中的潘队长，《深牢大狱》中的钟天水，《河流如血》中的保良父亲等公家角色如出一辙的“气质”。之后，海岩在《五星级饭店》中，把这种遥不可及的崇高感注入主人公潘玉龙形象上，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卷入到重重追杀之中，再次释放了自己对“组织感”的依恋，和对事业的忠诚，对职业的纯洁情操的守望。作品告诉读者，潘玉龙对于单位、上级、公司的绝对服从支配着他的行为，仿佛有一种神秘力量的召唤，作者让这位普通的酒店员工成为富有了勇敢善良品质的优秀青年，从中足见海岩在作品中有意植入了那个“政治时代”所深埋于心的“人民”价值观。
二是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立场。
对“集体”价值观的追求增强了海岩作品的虚拟能力。在海岩的小说里，人民和英雄的内涵是以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为主导的，但同时还偏向传奇性。
《便衣警察》中的周志明是这一群像的成功代表，工作上认真有原则，且充满着正气和正直，为人忠厚，忍辱负重，品格高尚，拥有强烈的无畏激情。周志明“代表着那个特定时代所熔铸的忠诚的朴素的人民之子形象，更是从那个变动剧烈的时代潮流中汲取行为动作、思考价值取向的敏锐多思的时代肖子形象”， 如此优秀品格的倾心塑造，体现了海岩对八十年代形成的“人民性”审美倾向。“也许我当过警察”，海岩曾在“公家”工作的那段经历，积淤了不可动摇的处世观和价值观。严格地说，构成了海岩写警察题材的心结，即一种从心的最深处寄予的英武而高大的痴迷情结。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们那时候真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好警察”，“现在听到低素质警察的故事我还会为之震动一下”， 就是这一“震动”深深影响了海岩小说的创作。这种情结从人物到情节的设置，都伴随海岩的创作始终，也深深地表达了海岩对昂然向上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的浓重审美心理。
这种集体的崇高情结赖与生存的基础是什么？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海岩的审美已经对传统有了一定程度的颠覆。一是他认为，对于一个完整的人而言 ，崇高和卑下，无私和自私，光明和阴暗，都会存在；二是在权力的异化和价值的世俗化逐渐走向务实的今天，反叛和绝望必然消解原有的理想结构。海岩认为英雄的背后应该包含某种新的合成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海岩要设置安心、潘玉龙等人物的理想归属的时候，将之至于不顾个人安危的境地，最终去拥抱常人不可理解的正义和肃穆。比起那些生离死别的情节来说，对精神的敬仰是海岩心中深刻的存在和稳定的所指，这一点海岩的表述是有别于一般的通俗作品的。
海岩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成长的时代和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人们都按部就班地工作，所以我们更强调对组织的忠诚度、纪律性、奉献精神，团体共同前进的意识，还有一些非常传统的品质，如勤奋、老实、坦白，这些都是我们那个时代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素质”。他坚信时代在变，但有的东西沉淀下来是变不了的，那是一种事业和信仰所带来的个人品质是获得成功的支撑。海岩的心结此时被化为一种职业精神甚至写作精神，我们相信他倾注在小说中的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都会成为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高贵人情和人性乃至人品被大众所重视。
三是坚守社会的保守主义。
海岩小说在对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的描述，对平民理想的描述，以及对百姓意志的客观呈现上，都显现出社会的保守主义表征。他在作品中主张传统的爱情观，坚持维护传统道德，反对无视任何政治权威，不顾公共秩序的行为，甚至反对性放纵。在描写肖童的同居行为和安心遭遇一夜情这样的内容是，他要么选择侧面描写，要么就精心设置铺垫，或者就让人物的发展蒙上一层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想用这样的设计说明人在青春的时期，总难免会因为一时的不慎带来“罪与罚”纠集的一生。所以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表面上具有个性和行为上的时尚性或者反叛性，但作品对时代与政治的若聚若离的处理，将历史逻辑环节刻意剥落等方面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体现出对传统的某种认同。即便他把这种认同描绘成一个感性的状态，但我们依然从中能领悟到了理性主义的要义。所以，海岩的小说在融入了太多大众趣味以及时尚包装的同时，也还蕴含着回归道德本相的价值，这可看作是海岩对社会的一种理解姿态。
综上所述，海岩在小说里表现出来的话语特征可概括为：一方面将以往作家对环境的忧患、焦虑意识，转变为对个人特殊境遇的关怀和思考。另一方面，实行“命运难测”的话语实践，刻意放弃批判精神。这样的表述角度，使得海岩能够以自信的步伐畅通地走进当代文学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对抗被取消，文化冲突被间接化，表面看上去作家与大众达成了某种妥协，是趋势的。实质上是作家有意把自己退让在精英地位以外，是保守的，这种保守主义最重要的创作表征是走削平作品深度，承接中庸的道路。诚然，这种话语表述可能会显示出政治——文化——商业的特征纠葛，作家也会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到商业文学和纯文学的争议之中，但却也恰恰显示出了一种独特的创作精神。
作为一名文学从业者，海岩不同于其他媚俗作家之处，在于从文本层面上看，他具有个体性和创新性；从人本层面上看，具有启蒙性和悲情性 。两个层面互相纠结、融汇和化合，构成了海岩小说的魂魄。海岩的小说既关注精神上的向往，又赢得更多的阅读和更广的传播。正如鲁迅曾在《论睁开了眼看》一文中这样告诉我们：“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去前途的灯火”。可见，文学在获得最大数量的读者的同时，力求代表民众又引导民众，这是一种文学发展的常态。反之，如果文学在写作上和生产上出现失衡，这样就不正常了。作为一个具有传统文人情结的业余作家，或者作为有商业意识的文人，海岩从八十年代以来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精神特质，即间于“人民意志”和“市民趣味”之间的一种立场。这一点使他的小说与当下“庸俗小说”区别开来。究竟在漫长文学道路上，海岩能走多远，用他自己话概括，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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