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教育资源流动的过程，目前在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存在施教主体不明、资源渠道不畅、受教质量不高等问题，在直接教育面临困难的时候，采取对教育的提供者进行教育或引导，包括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周围的政策环境、舆论环境等间接方式是破解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困局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间接教育；教育资源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4）11—0012—04
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困局我们课题组在外来用工大省浙江省的省会杭州、地级市温州、县级市永康采用访谈法和问卷法进行了实地调查。在火车站、汽车站、企业内部等地对从事各种不同行业的农民工中回收有效问卷近千份，根据80后这一特点筛选出新生代农民工问卷662份。本文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困局时参考了调查的数据，同时综合了相关研究成果。文中所使用一些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状况的数据除注明之外，均采用了本次调查结果。
一、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困局
1.施教主体不明
目前政府依然是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主要力量，但政府的培训意愿需通过各类施教主体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涉及的施教主体至少包括企业、社会教育机构、社会公益组织和团体、高校及各类中高等职业学校等。目前，这些教育提供者之间的联系较松散、教育资源利用率不高，甚至很多是重复教育，有序、高效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网络体系远未形成。本来应该在新生农民工培训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各类企业却常以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比率过高，缺乏经费为由，在培训问题上不愿作长期投资。近年来“技工荒”、“用工难”的现象越来越多，很多企业的用工思路仍是“重使用，轻培训”或是“急用急训”，想方设法搭政府的便车，有的甚至“热衷于”以挖墙角的方式获取人力资源。对于收入低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在教育培训投入意愿低，调查显示只有15%的人愿意在技能培训方面每年花费500—1000元，而每年愿意花费1000元以上的比例不到3%。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他教育机构的培训积极性，形成了政府号召（主要是出台一些经费补助政策）——教育机构实施——新生代农民接受的固化的单向传统模式，还出现了个别教育机构只是为了套取培训补贴资金的现象。这种施教责任主体不明的矛盾从根本上困扰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
2.资源渠道不畅
资源渠道主要是指经费资源渠道跟信息资源渠道。从目前我国教育发展的水平来看，教育资源仍属于稀缺性资源，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政府的教育供给（主要是经费和政策），仍需从正规教育跟非正规教育中做出平衡。很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属于非正规教育，但由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获取教育资源的相对弱势以及在人力资源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中的重要地位，政府的有意识偏向供给实际上是一种必然选择。问题是目前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这种倾向性的供给不知晓或者是没有体会，更谈不上利用。调查显示，有51%的新生代农民工近三年没有参加过各类培训，有68%的人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教育资源在流动过程中受到中间环节的干扰或者是中间环节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很少表达本人的培训需求。政府或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实际上对进城后的生活、工作状况都很难预计，因此，流动前的培训有时会有一定的盲目性。同时存在着岗位需求、培训供给等信息流通不畅的问题，从而直接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的人力资本投入做出应有的决策。
3.受教质量不高
近年来，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使其真正成为新型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政府实际上已经出台了一些教育资源导向性的“补尝”政策。采取各种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培训，如补助培训机构、发放培训券、报销学费等，如“阳光工程”、“温暖工程”、“三单”式培训（培训机构出菜单、企业下订单、政府买单）等，这些自上而下的补尝式培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与政府投入的预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原因是很多培训项目只重视前期申请论证，在批复、拨款后缺少对后续培训的内容、形式、效果等过程的监督检查，导致频频出现“严进宽出”培训的结果。根据珠三角五城市的数据分析农民工参加培训的总体满意度只占到46.4%。有些企业和培训机构抱着完成任务的态度，在具体的教学活动组织过程中形式多于内容，以完成课时为目的，对于教学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接受培训人员是否掌握了学习内容等关键要素不理不问。除此以外，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质量不高与自身的学习状态也有一定的关系。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一般都在生产一线、工作任务繁重、作息时间不定、工学矛盾相对突出，客观上也增加了培训难度。
造成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困局原因是多方面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本文认为“间接教育”是破解困局的重要途径。那么什么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间接教育，为什么要进行间接教育，如何进行呢？
二、新生代农民工间接教育的内涵
根据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实际，以教育资源的流动过程中关注对象的不同作为直接教育跟间接教育的划分依据。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中直接教育是指根据一定的社会职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最终达到预先目标的教育。直接教育的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本人，其关注的焦点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学习结果，间接教育是相对于直接教育而言的，其教育的对象是在教育过程中与新生代农民工发生联系的客体以及周围的学习环境，舆论氛围。如所在企业的其它员工或管理者，提供教育服务的政府部门，以及生活在周围的其他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教育资源流动的过程，流动的过程中会经过有很多相互交叉的点，如政府部门、企业、各类教育机构等。还可能会受到教育环境，社会舆论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所指的间接教育就是要对教育的提供者进行的教育或引导，包括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周围的舆论环境。需要说明的是，直接教育和间接教育在教育的过程中体现的是关注点的不同，标示不同教育过程的作用和地位及主要特点，并不是区分明确的教育模式，并且其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
实际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作为一种城镇化的产物，其教育方面所涉及的组织过程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对新生代农民间接教育的研究其价值就在于便于人们从另一个立足点出发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帮助我们透过教育的结果认识教育的过程，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及其发展的规律。主要目的就是让有限的教育资源能更好地发挥其效果和功能。为了简明清晰地比较新生代农民工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的主要区别，笔者试以表1进行归纳。当然归纳仅限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领域。
对于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所面临的困局是任何单一的措施都不足以完整解决的，教育的困局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而间接教育则体现出教育手段、目标的策略性、科学性。因为现实中不仅存在形态单纯的教育活动，教育往往还和其它事物结合在一起形成复合活动，从间接的视角去思考同一个问题时我们发现解决难题实际上可以有更多的途径。
三、间接教育的策略
1.强化相关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的主体作用
企业应该成为技术培训的主体，这一点在许多发达国家都有了成功的经验。很明显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企业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过程中各方面都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如：培训员工组织，培训时间、地点的安排，培训内容的选择等。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社区”的出现，企业在培训中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同时企业又是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直接和最大的受益者。因为农民工的劳动价值都会通过企业获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导致企业利润的增长。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不是旁观者，而是应该成为培训的组织者、倡导者。但目前的状况是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培训中的关键性作用远未形成，由此对企业的“教育”是新生代农民工间接教育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要增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收益具有可持续性的特点，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不断提升其劳动技能的过程中，更容易将企业文化输入劳动者的思想中并得到认同，从而增强企业职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企业人力资本的不断提升已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其次，要制定鼓励企业参与培训的制度。制度胜于说教，制度化管理体现了一种契约精神，是规范各种行为的重要法宝。通过合理的制度去引导各类企业把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脚踏实地、积极开展培训的一面发扬，把“好恶逸劳”挖别人墙角的一面抑制住。促使企业在培训问题上能把近期目标和长期战略相结合。
再次，完善教育培训的各项监督机制。教育工作力度再大，但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和制度保障，教育将流于形式。因此，必须通过制度规范和监督手段来增强教育的效果。比如监督企业按照“职业教育法规”的相关要求必须足额提取职工工资的1.5%-2.5%用于员工培训等。以防部分企业跟教育机构表面积极合作实际上只是敷衍。
2.疏通各种“教育资源”的流动渠道
从间接教育的角度提出疏通各种教育资源的流动渠道就是要开展教育投资引导，除了政府以外让更多的主体参与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中去，实现教育资源的供给从以政府为中心向以政府为主导转变，实现以政府为主导，推动更多的教育资源向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是一支非常重要而又特殊的群体，对其教育的成败关系到城市劳动力质量的高低。
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除了新生代农民工本人外，对该群体教育投资的主体主要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各类相关企业和培训机构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等。现阶段对农民工提供教育投资的主体还是政府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其它教育投资的流入。任何教育的投入都希望能获取一定的收益。如政府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投入目的是为了提高其素质，进而达到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从而实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投入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的投资，由于企业提供教育资源时，必然会考虑经济利益的因素，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很多问题仅仅依靠企业很难解决。非政府组织一般都以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为导向开展活动，主要通过建立各种教育基金，筹集社会资金，有针对性地为特殊的人群提供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和企业这两种主要的教育资源配置体制的不足。因此，依靠政府主导，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建立多中心教育资源供给渠道是改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重要环节。
3.构建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政策环境
大多数离开故土来城市打拼的新生代农民工都有“城市梦”的追求。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经渐行渐远，甚至已经不可能再成为“农民”。但他们在“市民化”转变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尴尬”的问题，如工酬待遇的同工不同酬、劳动权利的同工不同权、社会保障的同工不同福利等。这也与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原则不相符。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下，对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的各种教育培训也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
从政府层面看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实际上已经有了共识，这一点从现有的一些宏观政策上不难看出。但从政策的微观层面却缺少推广普及的策略，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往往缺少必要的监督，政策要求的结果或目标不够清晰和细化，导致一些培训过程不可避免地出现走样、缩水、应付等消极情形，同时也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热情。因此，在政策环境方面需整合现有的相关培训法规和各类政策文件，主要的目的是要明确各培训机构在培训过程中的地位与职责，必要时还应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按照谁开展培训谁得益的原则，让真正参与并做得出色的培训企业或机构得到实惠。从而让各教育机构成为相关培训政策的实践者而不是利用者，最终将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政策落到实处。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各类培训政策的制定需要培训环境的良性发展，从而为政策的实施提供有效的实践基础。同时良好的政策环境也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良好的教育素养，而教育素养的提升反过来也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环境。因此，科学化、民主化、实践化地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政策，是构建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政策环境的关建所在。良好政策环境就是要保证有限的教育资源能够合理流动，效益最大化。
4.构建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舆论环境
首先，从舆论环境看正向舆论往往能够对发展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而负向舆论则对发展起到破坏和阻滞作用，因此，在新生农民工教育培训中建设良好的教育舆论环境，既是教育信息传播的需要，也是教育培训良性发展的需要。通过社会舆论要将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知识技能改更命运的理念更加准确和有效地传达给新生代农民工。为此，首先要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舆情的研究，通过舆情研究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在培训方面的态度、看法、意见以及行为倾向，知晓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培训中期待什么、不满意的什么。因此，舆论环境的建设和引导要基于有效的舆情研究。
其次，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工营造积极参与学习培训的氛围。举一个简单例子：在一个食堂用餐时，当所有的人用餐完后都自觉把餐具交到指定地方，那么相信即使不习惯的人，也会这样做。这就是用餐氛围的影响。可见氛围的营造也是影响培训效果的一项重要因素。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重要的媒体平台。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对信息网络的利用跟其父辈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上过互联网的比例达91%，有71.5%的人表示会用手机上网，这表明新旧传媒方式都会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影响，因此，媒体有义务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提供权威、可靠的舆论引导，发挥主渠道作用。一方面让新生代农民工知晓政府实施“补偿式”教育政策的内容、补偿方式、实施地点、需具备的条件等信息，提高政策实施的信息对称性；另一方面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对接受继续教育培训的认识和重视，形成良好的教育互动。同时作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企业可以通过其工会组织或企业宣传部门，在企业内做好各类宣传，营造学习的氛围，实际上这也是构建学习型企业的内在需求。
最后，需要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形象，宣扬有教无类，实现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目前，时常可以看到有关对新生代农民工标签化、消极化的报导，比如“易冲突”、“不理性”、“苦难”等形象。这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建构和社会认同会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使之产生对社会教育培训的不信任感，社会需要了解他们工作的艰辛但不必塑造成“苦难”。通过舆论要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心、认同和鼓励，而不是施舍。引导新生代农民工通过知识技能的提高而获得更多的劳动价值，引导他们积极投入到继续教育培训活动中。最终实现社会公众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支持与政府重视同步。
【参考文献】
[1]何建华.农民工职业培训满意度调查研究：基于珠三角五城市的数据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2，3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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