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开始中国高校迅速扩大招生规模，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走向大众阶段，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①，高等教育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很快，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为2 600万左右，而最近几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则下降到1 500万左右，这就意味着中国要在高中生绝对数量下降的情况下继续扩大高校招生规模。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是否合理？能否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高等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张的基本目标？大学对高中毕业生是否还有足够的吸引力？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扩招之后的大学毕业生教育收益率和年龄—工资关系。
虽然有很多研究考察了高校的教育收益率，但专门研究扩招对中国大学毕业生教育收益率及年龄—工资关系影响的文献尚不多见。何亦名(2009)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分析中国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居民工资收入变化规律，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高等教育扩张，高等教育的教育收益经历了1991-2000年的快速增长之后，2004-2006年增长势头减缓，甚至出现停止增长的迹象，高等教育的扩张对高等教育收益率产生了抑制作用。吴要武、赵泉(2010)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利用双差分模型评估了1999年以来高校扩招对大学新毕业生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认为，高校扩招的确给大学新毕业生的就业带来困难，主要表现为劳动参与率下降、失业率上升、小时工资有下降的态势。但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收入差距，“上大学”仍然是一个获利丰厚的人力资本投资。其他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邢春冰、李实，2011)。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试图分析中国大学毕业生工资、教育收益率及长期变化趋势，并重点考察扩招的影响。同时，为了能够反映出大学教育的长期价值，分别考察高中和大学毕业生的年龄—工资关系。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明瑟工资方程
2. OLS与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
本文所使用的明瑟工资方程在样本分布是随机的情况下，利用OLS方法可以得到一致的结果。但如果劳动者的选择不是随机的，如在地区、行业或者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选择存在偏向性，那么OLS方法得到的结果就是非一致性的，因此需要采用其他方法，如控制偏向性选择的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来说，因为对某个高中生在高中毕业之后是否选择上大学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可能存在着偏向性选择，即能力比较强、比较聪明的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后选择上大学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比高中毕业生高，并不完全是由于多接受了更多的正规教育，还可能是因为上大学的人更聪明、能力更强。为了解决选择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方面，本文采用Heckman(1976)样本选择模型。
(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该调查在每个调查年度共调查农村住户和城镇住户4000个左右，涉及的家庭成员有13 000多个。本文所使用的工资数据包括3个部分：工资、各种补贴和奖金，本文按月将这3个部分加总形成个人的工资指标；其中小时工资是全部月收入除以每月工作时间。研究对象为19～55岁的居民，其中大学毕业生年龄为23～55岁，高中毕业生年龄为19～55岁。本文中的大学毕业生包括本科和大专学历；高中毕业生包括高中毕业生、中等技术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二、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
高校扩招以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一直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也是吸引高中毕业生进入高校学习的重要因素。表1给出了1989-2009年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失业率数据。这里的失业率=失业者人数/(失业人数+就业人数)。根据被调查者“是否有工作”和“你为什么没有工作？”两个项目确定其是否属于失业者。
从表1可以看出：(1)高校扩招对大学毕业生就业有一定影响。1997年之前，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2004年之后则明显上升。2000年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为2.42%，2004年上升到3.97%，2009年进一步上升到5.11。(2)大学扩招对高中毕业生的就业也有一定影响。高中毕业生失业率迅速从1997年的3.70%上升到2000年的6.15%和2009年的7.39%。
三、大学毕业生年龄—工资关系及其变化趋势
(一)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增长
表2给出了1989-2009年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的实际收入和收入增长指数。从中可以看出，样本中的所有劳动者的收入都有明显的增长，但不同学历的增长幅度有明显的差异。高中毕业生的收入增长幅度为518%，大学毕业生为659%，且这种增长幅度的差异在2000年之后显著扩大。
(二)大学毕业生年龄—工资关系及其变化趋势
已有对教育经济回报的研究，大多为基本横截面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在表3中给出了从1989-2009年共8个年份的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年龄—工资关系，从中可以观察到以下几个特点：(1)与欧美国家广泛呈现倒“U”形的年龄—工资关系不同，中国大学毕业生年龄与工资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工资越高。这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并未完全市场化，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并未完全与其能力很好地联系起来。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更加重视劳动者的经验，工作时间越长，其工资水平也越高。(2)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随着年龄上升而逐渐增加，并未显示出扩招的负面影响。但高中毕业生并不完全如此。1989-1997年，高中毕业生的工资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但2000年后工资随年龄增长而增长的趋势并不显著。(3)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差距在1997年之后逐渐加大，年龄—工资关系显示，即使在高校扩招后，攻读大学仍然是很好的投资，因为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差距在拉大，这个差距还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长。
四、大学毕业生的教育收益率及变化趋势
由于样本可能存在着偏向性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采用OLS回归估计方法得到的结果可能过高估计了教育收益率，因此本文采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对明瑟工资方程进行估计，以减少样本存在的选择性偏误。同时，我们在方程中还控制了性别、所有制、地区和单位性质变量(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逆米斯比率λ在1%水平显著，说明样本中存在选择性偏差，即对某个高中生在高中毕业之后是否选择上大学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可能存在偏向性选择。能力较强、比较聪明的学生在高中毕业之后选择上大学的可能性更大，而那些能力较弱的学生，则更多选择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1989-2009年，大学毕业生的教育收益率总体趋势不断上升，并未受到扩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006和2009年的教育收益率基本保持稳定，与过去教育收益率保持快速上升的态势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或许受到扩招的影响，但总体看，扩招对大学毕业生教育收益率的负面影响不大。与教育收益率快速上升相比，经验回报率有下降的趋势。如1989年大学毕业生的经验回报率为2.82%，2009年下降到2.19%。因此，总体来看，扩招对大学毕业生教育收益率的负面影响有限，在扩招背景下“上大学”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其教育回报率仍然有提高的趋势。
五、大学扩招对新老毕业生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一些研究指出，大学扩招对扩招之后的新毕业生的影响更大(吴要武、赵泉，2010；邢春冰、李实，2011)，为了进一步分析大学扩招对青年人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本文对样本进行了重新定义和调整。1999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从样本年份来看，受扩招影响的年份主要是2004、2006和2009年，此前的5个年份(1989、1991、1993、1997和2000年)均不受大学扩招的影响；从影响的人群来看，对青年人的影响应该更大。据此我们将新毕业生年龄认定为19～26岁；老毕业生为27～55岁。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在新毕业生样本中，扩招前后大学教育收益率有显著差异。扩招前两个样本年份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3.18%和5.98%，教育收益率是明显上升的；扩招之后两个样本年份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10.88%和13.13%，所有样本年份的教育收益率都在1%水平显著。表明扩招并未阻碍大学教育收益率的上升。与新毕业生大学教育收益率变化趋势一样，老毕业生大学教育收益率在扩招之后的年份也是显著上升的，但上升幅度不如新毕业生。表3的数据也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1)1989-2000年，从小时工资率来看，23～26岁的大学毕业生与其他更高年龄组别的大学毕业生相比有较大差距，显得更低；但2004-2009年，这个差距迅速缩小；(2)在小时工资率方面，扩招前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差距较小；但扩招后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小时工资率迅速扩大。
为什么老毕业生在不受扩招影响的年份教育回报率高于新毕业生，而扩招以后则正好相反？我们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包括国有部门的工资和激励机制的改革，以及非国有部门的壮大，这些改革提高了教育回报率，包括高校老毕业生和新毕业生。二是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虽然扩招扩大了大学毕业生的供给，但扩招也使更多素质较佳的高中毕业生进入高校，导致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教育回报率差距拉大。三是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显著作用增加了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在短期内推高了大学毕业生的教育回报率；而同期中国整体劳动力市场的供过于求的局面也开始发生逆转，向对劳动者比较有利的局面转变，在劳动力市场上为了争夺优秀劳动力资源，企业愿意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更高的工资待遇，这在短期内更有利于提高新毕业生的教育回报率。此外，在经验回报率方面，新毕业生的经验回报率要低于老毕业生，而且老毕业生在扩招后的年份中其经验回报率上升较快。这显示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在雇佣活动中十分看重青年人的学历，这显然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技术进步；而工作几年之后，经验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慢慢凸显出来，并成为工作能力上升及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
六、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大学扩招不仅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有一定影响，对高中毕业生的就业也有较大影响。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与年龄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工资随着年龄上升而逐渐增加，并未显示出扩招对其的负面影响。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差距在1997年之后逐渐加大，年龄—工资关系显示即使在高校扩招之后攻读大学仍然是很好的投资。扩招对大学毕业生教育收益率的负面影响不大。尽管大学扩招速度很快，但由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技术进步与高素质人才是互补的，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扩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总体来看，扩招对大学毕业生教育收益率的负面影响有限。
影响大学毕业生教育收益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研究仅考察扩招对大学毕业生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从结果来看，扩招并未对大学毕业生的教育收益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本文认为这可能更多是因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生了改变，从单纯的要素投入规模逐渐转变为技术进步，这促使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另外，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2003、2004年开始出现在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意味着中国无限劳动力供给的特征开始逆转，劳动力市场的绝对供大于求状况发生改变，也有利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和工资的提高。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扩招并未改变大学毕业生的教育收益率，而扩招及扩招所导致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走向大众教育阶段，反而是适应了这一经济形势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此外，国有部门在工资和激励机制方面的改革，以及非国有部门比重的扩大都影响了大学毕业生的教育回报率。
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高校扩招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度，但从教育收益率的变化来看，上大学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能盲目断言当前高校规模过大。要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高等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基本目标，从大学教育收益率这个指标来看是可以实现的，中国大学对高中生仍有足够的吸引力。
此外，扩招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转型提供强大的支持。由于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供给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此环境下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就必须依赖经济的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而能否实现这点在很大程度上又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密切相关。因此，扩招和大学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有助于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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