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遭遇十面“霾”伏，环境危机论甚嚣尘上。为了扭转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满足社会公众与日俱增的环境质量诉求，“十二五”以来，中央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纲领性文件。从“十二五”规划的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再到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首次将生态保护红线写入法律，无不彰显中央政府以壮士扼腕的魄力治理环境问题。实际上，环境问题根源于人类改造自然和创建社会的过程，尤其是使用化石能源而产生的巨大负外部性问题。具体到“富煤贫油少气”的中国，能源禀赋结构绑架了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一般意义上，提高能源效率具有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排放的“双重红利”，能够“一箭双雕”地缓解能源与环境问题。因此，实现向集约型、节能型经济方式的转变是中国发展的当务之急。2000~2013 年，中国能源强度从1.31×10-4 吨标准煤/元下降到0.66×10-4 吨标准煤/元，即便如此，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到2010 年，中国的能源强度仍为美国的2.5 倍、日本的4.3 倍(李梦蕴等，2014)。实际上，如何提高能源效率一直都是实务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大量文献(Fisher-Vanden 等，2004;林伯强、杜克锐，2013;师博、沈坤荣，2013)[2-4]热衷于探求影响能源效率的各种外部因素，罕有文献能够从能源效率固有的自身属性出发，立足中国区域间能源效率分布不均衡的特征事实，进而挖掘提升能源效率的可行路径。从本质上来看，能源效率属于“技术”的范畴，而技术创新具有空间外溢效应(余永泽、刘大勇，2013)，绝大部分文献均忽略了这一特有属性。值得一提的是，Yu(2012)考虑了能源强度的空间依赖性，认为区域间能源强度发展不平衡但存在绝对β 收敛。此外，徐盈之和管建伟(2011)证实，中国区域能源效率之间的空间正相关性逐渐增强，并且绝对β 趋同和条件β趋同现象明显。
经济直觉上，中国区域间能源效率发展的空间非平衡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分布相一致。那么，是否可以借鉴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思路呢?的确，缪尔达尔(Myrdal，1957)[8]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circular cumulative causation)给出了答案，其意为某一地区一旦拥有初始的先发条件，自身会不断强化，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沿着最初路径持续下去。为了解释这一过程，Myrdal 提出了回流效应(backwasheffects)和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s)两个分析工具。回流效应是指某一地区经济扩张给另一地区带来的所有不利变化，包括人口迁移、资本流动、贸易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所有经济、非经济的不利影响(韩纪江、郭熙保，2014)[9]。扩散效应是回流效应的反向作用，指经济中心向其他地区扩展的离心力。相似地，赫希曼(Hirschman，1958)提出了极化效应(polarizationeffects)和涓滴效应(trickling-down effect)，前者意为相邻地区各种投入产出要素、技术等向中心地区集聚，表现为负向的空间汲取效应;后者意为中心地区强大的辐射力将本地区优质的资源、技术、经验等向相邻地区扩散，表现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本质上讲，这两对概念相似，回流效应即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即涓滴效应。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能源效率的承载体是人与物，而人与物又内生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即能源效率取决于人流与物流，人流与物流的流动自然会影响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能源效率与经济发展存在逻辑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既然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空间上的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那么，能源效应亦有可能存在这种空间交互倾向。并且，当这种空间交互效应表现为正向的扩散效应时，区域间能源效率差异缩小，而表现为负向的回流效应时，区域间能源效率差异扩大。至此，本文要分析的问题呼之欲出：区域间能源效率的空间交互效应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这种空间交互效应表现为正向的扩散效应，还是负向的回流效应?准确识别能源效率的空间交互效应，可以为提升能源效率、缩小区域间能源效率差异提供理论和现实注脚。
本文可能的理论贡献。(1)本文创新性地将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扩散—回流”效应移植到能源经济学领域，相比致力于探索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众多文献而言，本文另辟蹊径，立足能源效率自身固有的空间溢出效应，认为通过能源效率正向的空间扩散效应亦可以改善能源效率，实现区域间能源效率的趋同，从而丰富和拓展了能源效率的相关研究。(2)本文从单要素和全要素能源效率出发，构造多种空间计量模型以准确识别区域间能源效率的空间交互效应，进一步解读了节能减排政策对交互效应的影响，从而深化了对能源效率自身属性的认识。(3)不同于既有测算能源效率的文献，本文率先利用基于松弛变量(Slack-based Measure，SBM)的全局数据包络分析(Global DEA)方法，较为准确地测度出环境约束下的能源效率。模型的优势在于，SBM 模型既可以解决投入产出松弛性问题，又可以解决“坏”产出的效率评价问题。另一方面，全局DEA 相比于传统DEA 模型(当期DEA、窗式DEA 和序列DEA)，既满足可传递性要求，使得样本期间各省份能源效率值具备可比性，又避免了线性规划无可行性解的情形。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一般意义上，提高能源效率具有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排放的“双重红利”，因而有关能源效率的研究一直是能源经济学的热点话题。虽然为数众多的文献致力于探索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而罕有文献立足能源效率本身的固有属性，关注其空间交互效应。鉴于此，本文基于2002~2012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全局DEA 和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环境约束下的能源效率。进一步，运用探索性空间相关性分析检验能源效率的空间依赖性。在此基础上，设定地理邻接、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三种空间权重矩阵，构造空间滞后模型、广义空间自回归模型和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以识别地区间能源效率的空间交互效应，并进一步解读了节能减排政策对能源效率空间交互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样本期内，中国能源效率先降低后升高，并且存在区域间发展非平衡性，由东向西梯度递减;(2)能源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凸显空间上的地理集聚特征;(3)区域间能源效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交互效应，并且表现为空间扩散效应，即使我们改变度量能源效率的指标，上述结论依然成立;(4)地理距离相近地区的能源效率的空间扩散效应要强于地理位置相邻和经济距离相近的地区;(5)政府节能减排政策强化了地区间能源效率的扩散效应，带来“额外红利”。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提高能源效率、缩小区域间能源效率差异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二)政策建议
第一，充分利用能源效率的空间扩散效应，实现区域间能源效率的协调发展。本文的核心结论是区域间能源效率存在着显著的扩散效应，而扩散效应是改善能源效率和实现能源效率趋同的重要机制。一方面，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扩散效应意味着相邻地区的能源效率有利于促进本地区的能源效率，换言之，某地区“提高能源效率”具有正外部性。因此，从经济效率考虑，国家在配置资源时，需要将这种正外部性纳入考虑范围，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能源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其技术与政策优势，起到示范与引领作用;能源效率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要努力加强与能源效率较高地区产业间前向与后向联系，提高技术匹配度，增强对扩散效应的消化吸收能力，进而拓展能源效率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形成空间联动的能源效率区域协调发展模式。
第二，有效限制区域间市场分割，弱化阻碍能源效率扩散效应的羁绊。市场分割禁锢了生产要素流动及技术溢出，不利于能源效率的空间扩散。因此，必须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区域间高层次人才和高水平技术的交流，促进要素流动，实现市场一体化，充分发挥能源效率的空间扩散效应。当前中国地区间的市场分割，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官员的短期目标与中央政府的长期目标不一致导致的(邓明，2014)，而弱化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是实现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目标相一致的重要手段，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实现以无形之手为主、有形之手为辅。
第三，努力塑造节能减排政策的示范效应，强化能源效率的空间扩散效应。本文还发现，中央政府节能减排政策助推了区域间能源效率的扩散效应，有形之手亦发挥作用，这归因于节能减排政策的“示范效应”。示范效应根源于地方政府良性竞争，而良性竞争又离不开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将单位GDP 能耗、污染物排放强度等环境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建立环境绩效考核激励约束制度，并将环境绩效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任用、奖惩的重要依据，真正实现环境绩效考核的一票否决制。具体而言，中央政府应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于认真贯彻和执行节能减排政策的地方政府给予奖励，对节能减排政策执行不力的官员，一经查明则予罢免。总之，要使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具有合理性，才能使节能减排政策带来“双重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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