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马克思《资本论》中生态思想的现实价值
一、《资本论》中生态思想的内涵
（一）马克思著作中生态思想存在问题的争论
对于马克思著作中生态思想存在问题的争论，国内外学者分歧较大。
反对者认为：马克思著作中不存在生态思想。马克思只关注生产力的发展，没有涉及到环境破坏问题。大多数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即使现在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存在着生态思想，也是后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生态的种种问题，将现代社会生态思想强加进去的。反对者甚至认为马克思只关注生产力发展，肯定劳动作用，忽略自然本身因素，是引起生态问题的根源。马克思认为，自然本身是劳动的对象，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了主要作用。因此，反对者认为马克思否定自然价值，过度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劳动的作用，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
支持者认为，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生态思想。马克思并没有在著作中提到“生态文明”的字样，而且，没有像哲学、政治经济学一样形成专门的理论著作体系。但是，内在而丰富地体现在其几本重点著作中，其中《资本论》中思想最为具体、突出。支持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态思想理论的先驱，肯定了马恩思想中存在生态思想理论。马克思并没有忽略自然的作用，价值的构成因素是劳动和自然资源两者的结合。
二分者将马克思的思想分割成两部分，认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包含生态思想，而晚期作品中并不包含生态思想。早期的异化思想被认为是最典型的生态问题价值，而晚期著作《资本论》中更加强调政治经济领域的经济发展各因素和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和解放，并没有包含生态思想。
对于马克思著作中是否存在生态思想，应该基于著作当时的文化背景，以马恩原著文本为原始依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思想基础，探析其生态思想的内涵。正如二分者所认为的，马克思的著作中主要目标是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解放。但是二分者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理解马克思著作目标的实质性，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便是人类社会的解放。而否定者提出的几点依据：以劳动价值为中心论、过度追求生产力和技术、资源有限性的忽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首先，关于劳动价值论的问题，马克思在著作中指出，劳动并不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来源；对于资源有限性的忽视，恰恰相反，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源是无尽的，它对生态可持续发展是关注的。因此，反对者和二分者都是对马克思《资本论》内容的肢解和误读，支持者的依据点是全面、深入地对文本研读。同时，二分者和反对者的争论也对研读生态思想内涵具有推动作用。结合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理论依据和论证分析，我们认为，马恩经典著作中蕴含着在生产力的发展下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背景下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两者的关系。具体研究资本主义背景下社会物质生产条件下的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还研究这三大关系之间的关系。
（二）《资本论》中生态思想的主要内涵
1.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对物质资料的生产即劳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也是人类改造于自然最基本的形式。马克思在著作明确地写到有关劳动的作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马克思指出，人通过劳动这一中介和自然发生关系，在劳动的过程中改变了自然，满足了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人和自然的关系建立是以劳动作为中介，劳动改造自然是人最具主观能动性的行为，也是人类处于主体地位区别于动物的特征。劳动的改造也一定是创造性的过程，这种创造性中存在对物质资料有利和有害的多方面。
2.人與人之间的关系
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的过程中，人与自然通过劳动发生了最直接的关系，在劳动改造的基础上人和人之间也发生关系。两种关系，可以归纳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范畴，前者属于生产力范畴，后者属于生产关系范畴。这两大关系之间也共同作用于自然。马克思说，劳动“是为了人类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生产关系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自然资料的占有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一开始先是一小部分占有生产资料，随着劳动改造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另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有一小部分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在此背景条件下，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物质资本的私有。“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以上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的，可以得出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料开发和利用时的破坏范围涉及到整个自然界，破坏的程度发展到顶点。
3.资本扩张和资本生产过程中的环境破坏
一方面对资本的扩张产生了生态危机，另一方面是劳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首先，从资本扩张产生生态危机方面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最大剩余价值的追求。为了使资本得到增值，资本家们相继扩大生产规模，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追求，是以加大了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为代价。因此，资本家在资本扩张的同时，必然会带来自然环境的损害。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是根深蒂固的资本的人化。也就是说，资本家总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利润，为了自己获得更多的资本和利润，不惜一切手段和牺牲一切利益。
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马克思指出：“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使得大部分人口涌向城市，增加了城市的人口负担，破坏了城市环境，工业生产使得土地自然肥力被破坏。资本主义社会进步是以城市和农村工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为代价。
二、现实价值：生态权利与生态正义
生态权利、生态正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主编李惠斌研究员提出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的新视角，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现实价值之一。有关公平正义的观点马克思并没有在著作中直接阐述，而是通过讨论资本、劳动两者的关系。劳动的支出并没有得到等价的回报，而是被没有付出劳动的资本所获得。对于资本给予劳动的回报，除了劳动付费之外，还应对物资生产生态环境破坏付费，这种付费是对除资本之外的劳动者的生存环境受到危害的补偿。这种对环境的付费补偿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平等享有的生态权利，并且这种排他性的生态权利得以实现，才能实现生态正义。因此，在全球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要实现生态正义、生态权利的保护，生态补偿、权利的购买等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当前国际社会生态问题讨论的两个重要问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国际气候政策谈判与合作。《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现实价值，体现在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基础，运用生态权利、生态正义分析国际气候治理中发达、发展国家中国家的权责问题，寻求国际气候治理中各国的落脚点。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采取了各项措施和行动，对全球经济、政治、贸易变化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退出TPP计划、签署《促进能源独立和经济增长》行政命令等。特朗普意在推翻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多项气候政策，签署了“促进能源独立和经济增长”的行政命令，取消清洁能源计划，这些行动将对全球气候变化政策有影响。在竞选总统演讲中，特朗普认为：“氣候变化、全球变暖等概念是人为制造的‘骗局’，严重影响美国矿业工人的工作和生活，他声称要退出由世界各国共同达成的《巴黎协定》”。《巴黎协定》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之后，是第三个有法律意义的全球气候协定，也是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的由178个缔约方参与的全球气候谈判的结果，并在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中国、美国率先同时签署了该协定。特朗普取消清洁电力的计划，该计划是奥巴马当政时期，根据《巴黎协议》制定的一项关键性计划，主要目的是降低电力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奥巴马的政策方向相反，特朗普要重振化石燃料行业。
目前，国际气候治理取得了一些成绩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博弈。特朗普签署的《促进能源独立和经济增长》行政命令给全球气候政策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美国的退出将破坏多年协商达成的气候治理协定。而从生态权利、生态正义的视角来看有三个关键点：第一，工业革命时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排放温室气体总量、人均量，决定谁应该承担更多气候治理的责任；第二，温室气体排放是群体性行为，任何一国过度排放都会导致全球气候变化，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需要全球国家共同责任；第三，清洁新能源的发展是解决减排温室气体的重要途径，哪一方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存在优势。因此，工业革命时期发达国家资本扩张生产的原由，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总量和人均量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发达国家承担的责任应更多。生态权利应该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而且是神圣不可以侵犯。发达国家应该为使得发展中国家对生态权利里的享有受到损害的那部分做出补偿。而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行动，受到缔约国成员反对，因为其实质是在侵犯他国的生态权利。因此，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做出补偿，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在清洁新能源技术和资金优势，对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技术支援和资金支持。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权利可以得到实现。最终，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达到生态公平和生态正义，全球积极参与并履行《巴黎协定》。
作者：刘亚翠
第2篇：《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及其与《通论》的比较
《资本论》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分别是马克思和凯恩斯在经济学领域的主要代表作，尤其是《资本论》，被誉为“经典的经典”。这两部著作都包含了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思想。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正是以前者为基础，并批判地借鉴和吸取后者有益成分。因此，从理论意义角度看，通过比较，可以更好地理解两人在宏观经济方面的的学术思想，以便在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就现实意义而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中国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出新常态，对总量和结构等方面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资本论》和《通论》当中宏观经济思想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或参考意义，通过比较可以加以深入发掘，以便在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加以灵活运用。
一、《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
《资本论》的全名还包括一个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时，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欧洲推进的时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相应的经济学科理论认识随之推移，马克思科学地总结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前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批判地继承了他们关于劳动价值论等思想成分，并对同时期穆勒、巴师夏等人的经济思想给以批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原计划包括六册书，涉及资本、劳动、土地、国家和对外贸易等领域，但因为马克思生前时间有限，只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工作，而第二卷和第三卷则是在他去世后才出版，主要通过论述资本的运动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为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马克思以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化最典型的国家英国为例，展开研究：第一卷主要从微观角度出发，研究个别资本的生产过程。为此，马克思从社会经济最微观的“细胞”或“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出发，抽象出劳动价值论，进而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然后继续沿着这条逻辑线索，在理清个别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的基础上，作者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进一步分析了个别资本的流通过程，包括资本循环和周转，最后将研究视角从个别资本的生产和流通拓展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并在第三卷中归纳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尤其是平均利润的形成和特性规律，以及资本家集团以平均利润为基础瓜分剩余价值，集体剥削无产阶级，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宏观经济体系中的主要矛盾，不是个别资本家与产业工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两大阶级集团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应该团结起来，与联合的资产阶级集团作斗争。
从《资本论》结构可以看出，其宏观经济理论包涵经济社会当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全过程，就宏观经济理论而言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包括生产和消费）和剩余价值分配理论（包括交换和分配），涉及宏观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两大领域问题，此外，作者还对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问题进行多处论述。
作者关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和剩余价值分配理论的思想，是基于对“斯密教条”的批判而发展起来的。作者从唯物史观出发，对宏观经济进行重新解构，并进一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从而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增长理论、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和宏观经济周期理论。
（一）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与宏观经济增长理论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作者进一步将物质资料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并基于劳动二重性原理，以劳动价值论为指导，社会总产品价值划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大部分。这就可以从价值角度构建一套宏观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以分析国民经济两大部类的生产（积累）和消费问题。
作者把积累和消费整合于广义的再生产中，再生产过程中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体现微观和宏观统一。从微观角度出发，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作者提出资本形成和积累理论：个别资本家推动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形成积累，构成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从而实现财富的形成和增长。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剥削工人的基础上，而且可以通过资本运动的集合将其从微观直接推广到宏观。从宏观角度看，个别资本的集合构成社会总资本，个别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的集合自然也就构成社会总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构成的条件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作者通过宏观经济两部类再生产（增长）模型，分析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积累和消费问题，论证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扩大再生产则是简单再生产的发展或“增长”，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应该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这实际上相当于基于资本积累，通过数理逻辑层层推演分析国民经济两部类扩大再生产，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把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从微观层面上的个别资本运动，拓展到宏观层面上国民经济增长。
（二）剩余价值理论与国民收入分配理论
与资本积累理论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一样，剩余价值理论同样体现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经济问题的对接、统一和整合，而且同样体现了资本运动规律，在宏观经济交换和分配领域，资本运动形成平均利润，作者通过揭示利润率平均化、（由平均利润构成的）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等规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平均利润的大小直接决定于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经济社会在单位时间（通常为一年）内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总额与预付资本总额的比率。平均利润率是由资本运动形成的。由于不同行业间利润率存在差异，资本基于追逐利润的本性和等量资本追求等量利润的要求而在不同行业部门间移动，实现资源重组配置，直到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这就是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产业资本在各部门之间根据平均利润率分配剩余价值。以此为基础，作者一方面把平均利润从产业资本推广到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和地租（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等领域，从而揭露整个资产阶级集团按照平均利润瓜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平均利润形成生产价格，因此生产价格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从而以平均利润为纽带，把分配和交换统一起来。
（三）宏观经济周期理论
宏观经济周期理论本质上与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有密切联系，因为宏观经济增长是否具有稳定性（是否存在“均衡”或“稳态”），直接决定了宏观经济周期是否存在，而且宏观经济的增长路径直接体现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振幅和频率。
《资本论》中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宏观经济周期的篇章，但作者对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现象的观察和剖析在书中随处可见。因为作者是从生产领域资本运动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所以对宏观经济周期的研究，同样要从物质资料生产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通过探求资本运动规律，揭示宏观经济周期性运行现象所隐藏的本质性规律。
首先，就经济周期的必然性而言，作者认为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正如天体一经投入它们的轨道就会无限地围绕着轨道运转一样，社会生产一经投入这个膨胀和收缩的交替，也会由于机制的必然性不断重复这一运动”。其次，就经济周期的频率而言，作者在第一卷序言中就准确地判断出1825年经济危机的历史意义，并观察到经济周期大概10年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经济周期的频率是固定的常数值。最后，就经济周期的原因而言，作者指出“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即经济周期的产生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导致经济增长不稳定，从而形成经济周期，即繁荣和危机（或萧条）的交替发生。具体来看，这些矛盾包括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资本循环和周转、再生产过程中积累和消费、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平均利润率等方面的矛盾，而这些都是从供给侧或物质资料生产角度的认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基本矛盾。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资本的本质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因此，经济周期作为资本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正如作者在第三卷指出：“与生产力发展并进的、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刺激工人人口的增加，同时又不断地创造出人为的过剩人口。”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为基础，作者进一步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那些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作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用。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这种思想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当中体现的尤为明显。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从再生产角度论证了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及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从而说明再生产或增长的不稳定性，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经济周期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正如作者在第二卷中所指出的那样：“……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即增长过程中均衡是偶然的、罕见的，非均衡才是必然的、普遍的。而这种非均衡性同样体现在物质资料生产两部类中，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之间的非均衡性，同样可以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经济危机或经济周期。为此，作者在第二卷中专门用数理模型来进行具体诠释：“……这样，第1部类只好用货币200來补足这个差额，这些货币不会再流回到它那里，因为它已经不能用那种把商品=200投入流通的办法，再取出它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在第Ⅱ部类方面有一个用来补偿它的固定资本损耗的货币基金；在另一方面，即在第1部类方面，却有价值200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这样，公式的全部基础，即以不同生产体系之间保持完全的比例平衡为前提的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就遭到彻底破坏。”即只要宏观经济未能在部门内和部门之间按照比例发展，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出现是必然的，而非均衡增长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
当然，作者对经济周期的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宏观，而是与其所有宏观经济理论一样，都是具有微观基础的，而且研究视野从资本的生产拓展到资本的流通，包括资本的循环和周转，正如作者在第二卷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就是资本周期性运动和宏观经济周期性缩放的微观基础。
此外，作者对经济周期的研究还从产业资本拓展到虚拟资本，尤其是注意研究信用这种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及其对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为此，马克思专门批判了以普赖斯为代表的关于资本可以持续自行增值的天真观点，认为虚拟资本不可能无限增长，从而说明信用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当然，虽然是“虚拟资本”，但其基础仍然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资料生产。在信用基础上，货币转化为权益资本和生息资本等有价凭证，有价证券只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即坚持虚拟资本的物质基础。信用收缩所导致的宏观经济收缩，仍然是以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周期性变化为基础的。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注释的形式）以苏伊士运河与汽船运送前后商业票据形式的变化为例，说明虚拟资本的物质基础。
作者：潘志
第3篇：浅析马克思《资本论》的高利贷理论
一、高利贷的定义
马克思对于高利贷的定义，出现在马克思《资本论》中高利贷一词的德语是“wucher”，英语是“usury”。“wucher”的意思是“重利”、“暴利”、“高利贷”，而“usury”除了表示“重利”、“高利贷”之外，还有“放贷取息”、“利息”的意思。不过马克思有时将wucher与usury互用。”
二、高利贷形成的原因
高利贷的形成有多种原因。首先，是源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发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贷就越是兴盛。”也就是，越是限于使用价值，该国的高利贷资本就越是发展。其次，马克思认为无论资本主义以前具有特征形式的利贷资本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高利贷形式都和小生产以及消费需求有关，事实上，小生产者的生产也是直接或间接为了满足消费需求。再者是教会和法律的禁止所产生的反作用。
三、高利贷的危害
马克思认为，高利贷有两种作用：第一，总的来说，它同商人财产并列，形成独立的货币财产，第二，它把劳动条件占为己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高利贷和商业一样，是剥削已有的生产方式，高利贷力图直接维持这种生产方式，是为了不断地重新对它进行剥削。因此，高利贷对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起到一定的破坏和肢解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破坏了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方式，使他们陷入贫困。这不是在发展生产力，而是在使生产力萎缩。
如果说在古代社会，高利贷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那么在现代社会，高利贷的消极影响已经到了不可控的地步：
首先，民间自发产生的高利贷伤害了民营中小企业与实体经济。它致使民营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畸高，并且有许多民间资本受资金滚动的诱惑，以传销的方式将“高利贷”的层层炒作变成了逐利的手段，如此以来，大量民间资本远离民间实体经济，使得民营实体产业不断“空心化”。其次，破坏了民间资本运行生态与信用机制。再者，扰乱了金融秩序与社会稳定。
四、中国的高利贷资本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的解放，民间资本大幅聚积，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民营经济和农村地区金融需求的大量增加与正规金融供给的严重不足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就使得民间借贷成为民间资本运行的主要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将我国突出的高利贷问题理解为是一种在新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超高利息放贷行为。
而当前国际与国内经济疲软，相当比例的资金离开实体经济，流入“钱生钱”的投机黑洞中，更广泛渗透到自然人放贷。无数的资金诈骗、非法集资案件暴露了我国民间金融的监管机制与法律的不健全。
五、治理高利贷的有效途径
对于民间“高利貸”，一定要明确其“非法”的性质，并认清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执法中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不姑息，不留死角，必须“大力整顿金融秩序，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民间资本的安全，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首先，政府主动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政府当局应该放开国内金融市场，把民间金融纳入规范化管理渠道，采取市场化利率，一定范围内利率浮动空间加大，这样可以减少或避免高利贷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同时，打破国有金融系统的金融垄断，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其次，加强和完善管理民间资本的相关立法。再者，通过宣传活动引导民间资金合理流向。另外，国家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最后，加大民间金融组织建设。
为了更好地实现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应将民间金融中那些分散性强、规模小、监督不善、没有保障的组织纳入金融管理体系当中来，严格的控制和检测货币资金运行、风险管理等。扶正管理能给民间金融组织带来积极的效应，并使其合法化和公开化。
作者：韩慧云
第4篇：《资本论》的对象方法及其现实意义
《资本论》中的生产过剩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这一规律在去掉其资本主义性质后，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文将总结《资本论》的贡献、影响及当代价值，并分析《资本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现实意义。
《资本论》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现实意义
《资本论》的贡献、影响及当代价值
（1）《资本论》的贡献。《资本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能够科学地、首尾一贯地对资本主义经济做出合理的解释和预见。
第一，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克服了重商主义者、配第和重农主义者所主张的只有对外贸易、生产金银的劳动或农业劳动才是财富来源的观点，第一次把价值归结为一般劳动。但由于受方法论和世界观的限制，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二重的、在有些问题的论述上是混乱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立的，包括诸多范畴，如：商品的二重性，价值规律等。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入手，最先揭示了商品的内部矛盾，其中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一切矛盾的根源。价值、使用价值和其物质承担者价格的区分，形成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形式学说。价值形式学说的创立，从历史和逻辑上阐明了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科学地说明了价值规律和平均利润率之间的矛盾，从而把劳动价值理论贯彻到底。
第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基于劳动价值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规律的学说。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统一，劳动过程生产使用价值，价值增值过程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就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
第三，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社会总产品包括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三个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价值与使用价值辩证统一的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建立科学分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中的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资本论》的影响。《资本论》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经济范畴和资本运动逻辑的考察与分析，深刻揭示了“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为后续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就是其创立者费尔德曼根据《资本论》建立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提出的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分析的理论，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投入产出理论的基础，对两部门的图示分析是现代的投入产出矩阵原始模式。其次，卡莱茨基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将不完全竞争与就业理论联系起来，在凯恩斯之前创造了有微观基础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宏观运行分析的宏微观相统一的动态经济学，被称作预见了“凯恩斯革命”。此外，制度分析、企业理论、创新理论、新增长理论、产业后备军理论等都或多或少受到《资本论》的启发。
（3）《资本论》的当代价值。凯恩斯主义革命是20世纪经济科学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提出了不同于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和主张，主张改变自由放任主义，实施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以提高社会需求，实现充分就业。而《资本论》成功预见了凯恩斯革命。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现实意义
《资本论》要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所谓的生产方式指的是生产要素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和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生产。林岗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解读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形成的生产力基础的生产组织或劳动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了解《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有利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就是说，马克思要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必须根据特定历史和社会规定性恰当地掌握抽象的限度，且将科学的抽象法贯彻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过程。
此外，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这就是说，必须运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正确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和必然要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必然性。
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的方法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矛盾和新特点，研究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等新的问题，也可以运用它研究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大胆进行创新，制定新的阐述体系。
作者：周伟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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