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这个移民国家，最擅长于集合全世界的先进思想，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解读哈佛精神我们会发现，哈佛精神中聚合了许多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哲学元素。
一、哈佛校训中的君子精神
儒家学说中把道德高尚、行为有礼、宽厚仁慈、心怀天下的人称为“君子”。君子精神中包含了诚信、坦荡、达观、刚毅、果断等优秀品质。哈佛的校训是：“让真理与你为友。”这其中包含了艰苦卓绝地探寻真理、坚定不移地坚持真理、锲而不舍地践行真理等多个层面的精神品质。
两千五百多年前，《论语》就提出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学习主张，指出广博地学习、专心地钻研、严谨地提出问题、勤奋地思考当下要解决的问题，是治学者应取的科学态度。孔子之后，屈原用诗的语言表达了追寻真理九死而不悔的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司马迁更是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学者气魄，完成了辉煌巨著《史记》。中国古代的圣贤们，无一不提倡在探寻真理的路途中应具备坚强的毅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所谓“士不可不弘毅”是也。
正是这种刻苦的精神、坚毅的品格，使他们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放射出永恒的智慧光芒。与之相照映的是，哈佛大学那些卓有建树的学子们，他们在求知路上，无一不把这种精神发扬到极致。美国政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求学时，每天都以惊人的毅力学习到深夜，他的知识体系涵盖了哲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等众多领域。著名中国学家、哈佛学子，后来成为哈佛著名教授的费正清，曾任美国劳工部部长的华裔赵小兰等在哈佛求学的经历，都证明了一点——刻苦学习和努力探寻是追求成功不可或缺的品质。
哈佛大学第十九任校长昆西说：“大学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追求真理，而不是去追求任何派别、时代或局部的利益。”在人类追寻真理的漫漫征途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人发现真理固然异常艰难，而坚持真理，践行真理往往比发现真理更难。哈佛校训的核心价值就是求实崇真，坚定不移地坚持真理，锲而不舍地去践行真理。因为哈佛有了这一份砥砺，这一份执著，才形成了泰然而立的哈佛精神。
从哈佛大学走出来的著名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一场名为“美国学者”的演讲中，强烈抨击了美国社会中“灵魂从属于金钱”的“拜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大分工使人异化为物的现象，重点强调人的价值。在当时的美国资本主导的社会，这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震撼了劳工阶层，同时也触动了美国上层社会的敏感神经，爱默生极有可能因为他的演讲而遭致社会多方人士的围攻。但哈佛精神给予了他强大的动力。他觉得有义务说出事实的真相，揭露出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以及人们的不良思想。他认为，学者的根本任务是“自由而勇敢地从事物的表象中揭示真实，以鼓舞人、提高人、引导人。”
这就让人自然想起了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代理鲁国国相时所进行的“堕三都”的史实。鲁定公时期，季氏三桓在自己的采邑——费邑筑起了高高的城墙，极其残酷地奴役采邑内的平民和奴隶，奴隶的命运不如草芥，被孔子斥为“苛政猛于虎”。孔子决定将公山不狃和季氏三桓的封地的城墙推倒，使鲁国的国土连成一片，将采邑的税收归国家。这一举动无疑冒着极大的危险，连鲁定公也觉得“兹事体大”，不敢贸然行事。孔子的学生子路等人力劝老师三思而行，但孔子为了在鲁国推行他的仁政，决心同拥有军队的公山不狃公开博弈，以致逼得公山不狃率军喊着杀孔丘的口号直逼曲阜。孔丘在鲁国国君和季氏贵族的支持下击败了公山不狃，然而堕三都的事业终究没能实现，但从中我们看到了温、良、恭、俭、让的孔子的另一面：“苟利国家生死以之”。为了实现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孔子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表现了一个坚强勇敢的大丈夫孔子。《论语》说，“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这样的人有他不能算有，没他不能算无。表现了儒家对那种不能坚持真理、不能坚定信仰的人的极度鄙夷。
在东西方文明成长的过程中，有多少智慧的先驱者以柔弱之躯，为捍卫真理敢于直面强大的保守势力，商鞅、王安石、谭嗣同、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哈佛大学把人类文明进程中这种为真理而勇敢献身的崇高品质融合进自己的校训中，镌刻到自己的旗帜上，使她积淀为自己的一种永恒的精神，温暖，激励自己的万千学子。
二、哈佛精神中的内省品质
儒家认为，作为一个仁人君子，要做到“吾日三省吾身”，从而达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的境界。孔子告诫学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在孔子看来，内省是一种重要的自我提升的方法。中国历代的儒家学者，都极为强调内省的品质。《礼记·大学》强调，“君子必慎其独也”，并且将“慎独”解释为“诚意”、“毋自欺”，要求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好自己的道德节操。君子之为，在发于己心，在从乎自律，而不是依靠外在的约束。
儒家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中国人的道德理想。而孔子把“修身”作为实现全部道德理想的基础。孔子认为，一个真君子，必须好好修炼自己，时刻保持严肃恭谨的态度。
内省、慎独、修己这些品质，是儒家反复倡导的。儒家认为，那些有利于国家进步、社会发展的大事是“君子”们做出来的，小人只会干那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而要成为君子，必须以顽强的毅力和坚强的内心实力修炼自己的意志、品质，抵拒外界的世俗诱惑，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这样才能有所作为，有所建树。
哈佛大学主张以自制为生活的准绳。哈佛的理念是让校规看守哈佛比用其他东西看守哈佛更安全有效。一个人要想在一个和谐的环境里充分发挥自己，就要自觉地严格约束自己，时刻将规则放于心中。哈佛的学术气氛十分民主自由，而这民主自由的学术气氛又依赖于严格的校规的保证。这似乎形成了悖论。而实际上，自由是内心的、精神层面的。哈佛对你选择什么专业，主攻什么方向，完成什么课题，都没有硬性规定，只要达到学校规定的条件就行。也就是说，你必须达到学校设计的“门槛”。跨过门槛，登堂入室，你进入了探寻真理的自由王国。这个自由王国仍是学术层面上的。你在这个王国里必须按相关的规定完成课题。当然，你也可以因为太艰难选择敷衍了事，但哈佛也可以选择放弃你。因此，在哈佛你只能“像狗一样地学”，才能完成那些苛严的学业。
生活中很多人在和身边的那些成功者比较时，常常叹息说，当初我的成绩、我的业绩和他不相上下，难分伯仲，可是后来的家事呀、俗务呀、应酬呀缠得我无法分身，一不留神，他竟然做出这么大的业绩。
是的，交际、应酬、家事、俗务这些生活中看似无法免俗的事，往往就是牵扯你的事业功亏一篑的重要原因。你如果具备了抗拒世俗诱惑的品质，具备了坚定志向的心理定力，拥有了自觉的自律精神，那么往往只需要再攀登一个台阶，你就可以敲开成功的大门。这个台阶的攀登过程，就是你说的那个“一不留神”的人生时间段。卓越和平庸就在这个“一不留神”间泾渭分明地呈现在你的生活场景中。
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做着汉武大帝的太史令，不说锦衣玉食，起码也算衣食无忧，没有谁要他花十余年时间，用五马车竹简写一部辉煌巨著，而且这部书说不定隐藏着巨大的文字灾祸。假如司马迁只缺少那么一点点自律的精神，内省的品质，那么中华文明将会留下一段多么巨大的空白!而且是一段后世无法弥补的空白。
还有郦道元，走遍万水千山，写成一部辉煌的《水经注》，宋应星毕其一生写出划时代的科普巨著《天工开物》，在那个唯有读圣贤书科举中榜的年代，宋应星所做的学问实在属于旁门左道，不入正流。假如宋应星，还有毕昇、沈括以及后来的李时珍等等中华历史上的科学巨匠们，只要有一点世俗功利心的干扰，那么中华文明又将会是多么重大的缺失!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哈佛大学最近100多年间所培养的7位美国总统，40位诺贝尔奖得主，还有无法统计的美国政要，财团董事长，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等等，他们在哈佛学习时的那种自觉精神，那种“十年面壁图破壁”的韧劲，几乎有着惊人相似的一致性。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西奥多·帕克是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出生贫困的帕克没上过学，他凭着惊人的毅力用自学的方式考入了哈佛大学，但因交不起昂贵的学费，帕克只能选择校外自修，仍然以自学的方式学完哈佛大学艰深而繁杂的课程，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这个当年读不起书的小男孩，终于成为一代风云人物。自律、内省的品质，铸造了著名的“帕克神话”。
在哈佛，这样经典的例子几乎每天都在诞生，因为哈佛精神打造了一个无形却很强大的自律自省的磁场，这个巨大的磁场又锻造出了无数凭借自律、自省而走向自强，走向成功的莘莘学子。
哈佛的经验启示人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缺少内省、缺少自律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纵使你有优越的环境，绝佳的机遇，纵使你天赋极高、才华横溢，如果你缺少内省的品质，缺少自我约束的能力，你也很难获得成功。
三、邓斯特的“祈祷，然后学习”与孔子的“发愤忘食”
哈佛第二任校长邓斯特告诫自己的学生：“祈祷，然后学习。”在邓斯特看来，在哈佛校园的学子们，第一件重要的事是祈祷，这是一个基督教徒的天职。然后去学习，这是一个哈佛学子的天职。
哈佛人认为，学习是时代的第一选择。在哈佛的理念中，是没有“毕业”这一说法的。柯比在《学习力》中说，“形式上的学习生活虽然结束了，但你一辈子都还是学生，不到生命和世界告别时，你真正的学习生活是不会结束的，也不应该结束。”
中国古代的孔子，是世界史上著名的古代教育家，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传承到今天仍然具有强盛的生命力，他不仅要求自己的学生勤学、好学、乐学，自己也始终坚持不遗余力地学习。他说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尔。”他倡导“君子博学于文”，并且曾自豪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已是69岁高龄了，他拒绝了季孙斯要他重新出仕，共理国政的邀请，而是专心地治学讲学，编定《春秋》，阐释《诗经》，直至73岁离世。
孔子的所言所行，可谓与哈佛的治学理念形成了古今传承、东西呼应的传奇景象。
东方儒学的另一个大学者荀子，更是以一系列深入浅出的比喻论证了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人非生而知之”，只有通过刻苦的学习，才能达到“直木以为轮”，“冰寒于水”，“青胜于蓝”的结果。
在阐发与学习相关的理念时，哈佛精神与古代中国哲学也有着高度的融通性，其一是惜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无一不慨叹生命的短暂，时间的珍贵。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感叹的是人生有限，自然永恒。庄子云，“人生天地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此游》)。杜甫说：“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江水无古今，人生有代谢，最无情的是时间，你在叹息、伤感、犹疑、徘徊的时候，许多的人生机遇，许多的生命传奇或许就错过了。
哈佛大学的荣誉学位获得者，著名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如果我想成功，必须重视时间的价值。”哈佛大学的学子有一个很实在的理念，要珍惜眼前的分分秒秒，就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事，而是做手边清楚的且急需要做的事。哈佛的人生哲学告诫人们，人要以珍惜的态度把握时间。他们把时间看作是生命的第一资源。
其二是行动。这是与“惜时”紧密相连的。中国古代的圣哲们是不喜欢空想和空谈的人的。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孔子倡导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就是“当下”，就是“能近取譬”，从自己身边必须做的小事做起。从古代先哲的人生经验那里，中国人总结出了“今日事今日毕”的处世格言，用以诫劝那些办事拖拉、懒散之人。
大多数成功人士都知道这样一句话——“拖延等于死亡”。鲁迅说得更形象：耽误自己的时间等于慢性自杀。哈佛大学教授哈里克说：世上有93%的人都因拖延的恶习最终一事无成，这都是因为拖延能够杀伤人的积极性。
作为哈佛的学生，他们是从来不会将该做的事拖延的。他们在课堂上，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教诲：要想抓住今天，就不要等待明天。因为无数个“明天”的叠加，就是生命的尽头。
安东尼·吉娜是纽约百老汇年轻而富盛名的女演员，在她还是学校艺术团的歌剧演员时，她就宣布大学毕业后先去欧洲旅游一年，然后要成为百老汇优秀的主角。第二天，她的心理老师找到她，问她：你欧洲旅游后去百老汇跟毕业后去有什么差别?吉娜一想，老师说的是。于是决定一个月以后去百老汇闯荡。老师又问：你现在去跟一个月后去有什么不同?吉娜想准备一下，一周后就去。老师又说，所有的东西在百老汇都能够买到，为什么要延迟一周去呢?吉娜说，我明天就去。第二天吉娜飞赴纽约百老汇，恰逢百老汇的制片人正在酝酿一部经典剧目，吉娜费尽周折地拿到演出本，两天精心准备后，吉娜击败了来自全美的几百名竞争对手，出奇制胜，迈出了她演艺生涯的第一步。
比尔·盖茨说：“凡是将应该做的拖延而不立刻去做，而想留待将来再做的人总是弱者;凡是有力量、有能耐的人，都会在对一件事充满兴趣、充满热情的时候，就立刻迎头去做。”吉娜在老师的督促下，没有拖延，而是立刻迎头去做，因而成就她成了一个“有力量、有能耐”的人。
所以，一个想有所作为、有所建树的人，一定要根除懒散拖延、得过且过的坏习惯。
其三是磨砺。敢于行动，并不意味着前进的路是平坦的，相反，你的志向越高远，横亘在你面前的困难就越艰险。这就需要磨砺坚强的意志。在通往成功的路上，你必须要有“上下求索”的精神，九死不悔的意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勇气，做到像孟子说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
哈佛大学不缺乏天才，那些能够踏进哈佛门槛的学子，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哈佛大学更不缺乏锻造天才的熔炉。进入哈佛，并不意味着进入了“天堂”。在哈佛大学，学生的学习压力是巨大的，竞争的激烈近乎残酷，简直就是向自身极限能力挑战。哈佛商学院是全球工商学专业的宝塔尖儿，学制为两年。第一学年有11门课程，校方要求学生至少要拿到10个“良”，拿到8个以上及格或不及格的学生被称为“触网”，触网的学生经学生成绩评定委员会根据学生的请求，教授的评价，一小部分获准升学，而另一部分则被迫退学，尽管每年的退学比例很小，只有5%左右，但这一校规无疑是悬在学生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为了规避这柄无形之剑，很多学生每天都学习13——18个小时，凌晨一点睡觉，早上八点半去上课，学习简直成了“魔鬼训练”。在哈佛被戏称为“狗一样地学”。
这对于学生来讲，很大程度上压力不仅仅来自于校规，而来自于自律和自省。因为在坚强刻苦的学习过程中，不仅获得了知识和能力，而且磨砺了心志，使他们获得了坚强和勇敢的品质。
罗伯特·奥本海默是戴着“神童”的光环走进哈佛大学的，他11岁时成为纽约矿物学俱乐部的成员，12岁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但他进入大学后，一刻也不曾懈怠，专心学习，废寝忘食。午餐时在实验室啃一片“黑黄饼”，稍微休息一下，即重新投入学习。他后来成了美国的“原子弹之父”。
刻苦磨砺，几乎是所有哈佛学子的一个共同的姿态，你可以在任何一个从哈佛走出来的成功者身上，找到奥本海默的那种拼命精神。
哈佛校训所积淀的，是哈佛大学的精神血脉。
哈佛大学的精神所构筑的，是一座巍峨的精神圣殿。
这座精神圣殿，以融汇东西成其博，以扬弃古今成其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已然超越了国家的界限，成为了当今世界文化科学的一个符号。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以其博大精深、雄浑恢弘著称于世。
当发端于东方大地的那些朴素而具有千古不朽的精神力量的思想学说，无形无迹地飘移到西方，融入西方人的精神血脉之中后，能够催生那么辉煌的文化奇迹。而我们自己呢?是遗忘还是摒弃了本当属于自己的巨大精神遗产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年逾九十的梁漱溟先生说了一段令人刻骨铭心的话。他说，中国的进步不是“太慢”，因为如果慢，也会积累进步，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程序，再过多少年也造不出飞机和卫星，因此关键不是慢，而是走了岔道，没把心思放在物质文明上，而是放到了人际关系、人伦关系上了。
中华文明一开始把心思放在人际关系、人伦关系上也没有什么不好，孔子教人以仁，孟子教人以义，老子告诉人们聪明的处世方法，这都是很好的，这些奠定了中华文明厚实的精神基础。然后呢，我们就不断地修正孔孟、老庄的学说，反复匡正被社会“搅乱”的君臣、父子、朋友等人际关系。——这是何等的滑稽、又何等的浪费!
而哈佛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用那些朴素的东方哲学思想，思考人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人与文化科学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约翰·布侃在1922年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好头脑，却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儿弄得创意殆尽。”布侃是以耻笑的神态说这句话的;当我们今天重新以平静的、科学的心态传承我们中华的古代哲学思想时，相信中华文明的伟大力量，会让世人看到一个精神健康、身材高大的全新中国。——这是写此文的感触，算是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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