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劳动过程理论最早由马克思提出，经过后人学者不断扩充发展，逐渐得以丰富和完善。本文介绍并分析了劳动过程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具体情境对该理论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劳动过程理论；经验研究；简评
在社会学中，对劳动过程的研究不仅着眼于工人如何通过劳动把原材料转变成产品，更关注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权力关系，即控制与反抗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过程研究全面复兴，积累了相当多的文献与经验研究。劳动过程理论一直是劳工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对这部分知识进行系统地梳理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国外的研究
在社会学中，专门研究工人劳动过程的理论一般被称为“劳动过程理论”。该理论的立场和观点最早都来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如何对“活劳动”加以有效控制是劳动过程的核心问题之一。资方通过高压和专制的手段控制劳动过程，以推动劳动力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劳动，达成剥削工人阶级、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但资本家的压榨最终会引起工人们的联起反抗，促成他们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马克思是劳动过程理论的奠基人。但在他的论著里，劳动者是被看成一个统一、抽象、剥离了主体性的泛化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具体的个体或群体。
随着西方国家大众消费主义的兴起，“劳动过程理论”受到了巨大的质疑和诘难，是哈里·布雷弗曼的出现才使劳动过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得以正式确立。他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劳动逐渐“退化”的历史。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通过泰勒制的科学管理和机械化等手段，“工匠控制”转变为“管理控制”，使得劳动过程和工人的技能分离。在他看来，“科学越是被纳入到劳动过程之中，工人就越不了解这种过程，作为智力产物的机器越是复杂，工人就越不能理解和控制这种机器”。劳动者的“去技能化”使得他们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资本家顺利达成控制劳动过程的目的。
当然，布雷弗曼的著作也引起了大量的争议。布洛维就指出，布雷弗曼只看到了劳动的客观因素而忽略了主观因素，没有考虑工人对“被去技能”的主观理解及相应的反抗行为。布洛维将“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他强调了主观因素特别是工场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的重要。他在《制造甘愿》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赶工游戏”，指出资本家主要利用三种制造认同的机制即计件工资制、内部劳动市场和内部国家，在工人中制造“甘愿”使他们积极参与到对自己的剥削中。后来，布洛维又提出了“工厂政体”这一理论系统。劳动过程、市场竞争、劳动力再生产和国家干预这四个“工厂政体”要素的不同结合方式锻造了不同的工人政治。
布洛维试图突出工人的主体性，但他还是同布雷弗曼一样深陷马克思主义“阶级优先”的局限。那些非阶级范畴的因素，如性别、种族和公民权等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托马斯站在性别与公民地位这两个维度上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了研究。通过对美国西南部生菜收割工业的调查，他发现雇主利用将不同的在社会和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分配到劳动过程的不同位置上以达到他的目的。在人力收割的这个工厂，雇主利用雇佣合法和非法的移民工人，激发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造成非法移民的弱势地位而得以低成本雇佣高技术工人。在另一个机器收割工厂，雇主则以雇佣女工达成剥削的目的。在托马斯的笔下，劳动力以特定方式的使用最终形成的是劳动力队伍的分割以及公民地位和性别的认同。
二、国内的研究
沈原从劳动过程理论出发，对天津、上海、广州、兰州和重庆五个城市的建筑业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研究，将关系网络作为研究中国工人劳动过程的一个新视角，提出了“关系霸权”这一理论。调查发现，工人与工人、工人与老板以及不同层级的管理者之间普遍存在着或老乡或亲戚或朋友的关系。小工头或班组长等次级管理者多数是由老板自己带出来的，存在着较强的认同感及信任。一些班组长会因为这份人情关系而放弃好的工作机会或在老板利润小的时候拒绝年终奖金。而大多数工人由熟识的班组长带出来并在其手下工作。关系既成为权力的资源，又对权力的边界造成了限制。他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关系会从拘住建筑工的“关系枷锁”转变成联合建筑工进行抗争的纽结。
闻翔、周潇等人通过对白沟镇箱包业家户工的研究，结合中国经验，试图将“族群性”这一新的视角引入劳动过程理论。他们将以籍贯为基础的族群性带入劳动过程，看族群性如何影响工作现场和工作关系。研究发现，资本会主动利用籍贯造成的族群性来分裂工人，用以加强对他们的控制。他们将这一点称为“差异政治”。此外他们还认为，在反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工人也会主动利用族群性形成彼此的认同并团结起来。以籍贯为基础的族群性或许可能成为工人可利用的资源之一。他们将这一点称为“团结文化”。不过，他们也指出，族群性到底对劳动过程和工厂政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何明洁运用布洛维“生产政体”的分析框架，结合服务业行业特征和女性农民工的自身特点，剖析以“和记”姐妹为代表的餐饮业女性农民工生产政体分化的过程，探讨了同一家酒楼中女工的内部分裂，透视不同生产政体下资本对劳动者的控制、劳动者的反应策略和认同的产生机制。研究发现，“和记”的“女性农民工”群体高度分化，不仅表现出明显的分工和等级差别，还体现了员工在工作和生活方式上的不同。“大姐”和“小妹”角色的区别造成了管理者和工人对工人自身角色地位的认同以及不同的行为规范，进而造成工场中的“姐妹分离”，形成了以“强制”为特征的“大姐/专制政体”和以“同意”为特征的“小妹/霸权政体”。何明洁将女性农民工在性别、年龄、制度性身份和就业遭遇借“和记”女工群体的差别待遇表现出来，加深了对劳动过程和性别视角的结合研究。
三、小结与启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过程进行了系统研究，为劳动过程理论奠定了基础。后人学者正是在此理论基础上对劳动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探讨在工作现场中形成的权力关系。布雷弗曼和布洛维陷入马克思主义“阶级优先”的局限，忽视了非阶级范畴因素对劳动过程的影响。不过“后布洛维时代”的劳动过程理论实现了“从抽象工人到具体工人”的理论转换。李静君和托马斯等人从性别、种族和公民身份等角度对劳动过程进行了研究，重建了工人的主体性和工厂政体的微观基础。随着“劳动过程理论”流入中国，国内学者相继在此领域进行研究并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从中国经验出发，实现“劳动过程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他们主要以中国最为壮观的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在研究的基础上也体现了一种人道关怀。
通过回顾这些学者对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贡献，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情景，对中国劳工的劳动过程进行研究。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背景，造成了工人身份地位的不同，特别是“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此外，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工人的先赋性关系并未像一般工业社会学设想的那样随劳动过程的展开而消解，反而得到了强化和再生产。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时刻谨记，剥削关系始终是劳动过程研究的核心关怀。
参考文献：
闻翔、周潇，2007，《西方劳动过程理论与中国经验：一个批判性的述评》，《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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