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说大屠杀是欧洲反犹主义的最高峰，有独特性，没有重复发生的可能。也有人说大屠杀是普遍社会现象的一个极端，有普遍性。知名社会学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大屠杀的发生与原始自然秉性相关。本文通过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理解，揭示孕育于现代文明大屠杀的发生是与现代性紧密相关，并且道德冷漠与现代性的某些特征相契合。
关键词：现代性;大屠杀;道德冷漠
一、反犹主义不足以产生大屠杀
反犹主义在许多国家都普遍存在，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反对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逊色得多，德国大众对犹太人所持的态度更多是冷漠。反犹主义作为种族主义的一个典型表现深受现代性影响。在前现代社会，犹太人与当地社会存在相融可能。现代性初期，社会剧烈变动带来焦虑使人们将罪责归于长于工商业的犹太人。犹太人被视为反现代性的目标，现代性的进程使犹太人处于国家和社会的虚空。他们依赖国家保护，遭到威胁时显得异常软弱。现代性将整个社会视作精心设计的对象，需要理性园丁似的态度。现代性消除犹太人和主人群体之间的表面差异，人们必须创造差异防止犹太人的法律平等和文化侵蚀。在现代性这样一个相信人的无限潜力的社会，种族主义宣称某种群种有着无法消除和改正的缺陷。种族主义使犹太人保持永久的异质性。这种种族主义巴不得犹太人被疏远，希望犹太人被转移甚至永远消除。种族主义作为政治实践有效工具无法与现代科学、现代技术脱离。大屠杀正是高贵的日耳曼民族意图保证当代人及后代人的血统健康而提出计划、目标、政策的结果。现代社会、尤其是启蒙运动以后，科学和理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人们倾向于用科学客观地解释社会中的一切。大屠杀的必要性被某些科学家科学地论证了。因此，种族主义是现代的产物。现代性使种族主义成为某种需要。
二、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体现
大屠杀有其不可忽视、与现代性紧密相连的独特性，正是这些独特性说明现代性在大屠杀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积极的。
大屠杀的现代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大屠杀以理性的、经过精心的设计著称。大屠杀的最终解决过程可以看作现代工厂体系的一个延伸。所不同的只是最终解决的原材料是人，其产品是死亡。最终解决使用的技术无异于现代文明组织的高效管理所用的技术。大屠杀所选用的现代性方式远远超越了历史上与大屠杀类似的低效率的原始事件。仅仅凭狂暴情绪的狂徒是不会完成无遗漏屠杀任务的。2.大屠杀作为种族灭绝的方式有明确的目标。与其他种族灭绝不同的是，其他种族灭绝的目标与行动是对称的。对大屠杀而言，消灭种族并不意味着行动的结束，只是完成终极目标的步骤。终极目标是符合社会的完美设计。现代社会普遍认同将病因学神话得出的现代园艺国家观，将社会视为设计、培植和喷杀杂草等活动的对象。人们应该改造社会，使社会更加符合人们全面的、科学的计划，将构建的理想社会优于存在的社会。人们在这个社会上的态度更像是园丁和医生，想尽办法将杂草和病毒铲除以求完美。大屠杀是完成社会工程的一个要素。3.大屠杀将一些分离的现代因素结合起来：纳粹分子式激进的反犹主义、强大集权国家、庞大有效官僚机器。在现代社会，暴力并非被消除或压制，暴力被重新利用了。只是处在社会普通成员难以接近的地域。最终结果是暴力被集中化了。当放弃使用暴力的现代社会民众面对暴力集中的强制监管时无力与之抗衡。大屠杀对独特的目标处于这样暴力集中的条件，并与现代性官僚方式相结合，威力可想而知。
三、大屠杀利用现代性引发道德冷漠的可能性
官僚制度文化是大屠杀得以实现的特定环境。官僚制度文化使现代园艺国家观更加根深蒂固。纳粹党卫军总部负责屠杀欧洲犹太人的部门被命名为管理与经济厅，这一命名是现代官僚组织理性的有力例证。现代官僚系统使大屠杀与人们的道德评价相脱节。这种脱节离不开官僚机制中的劳动分工和技术责任代替道德责任。官僚体系能够寻求最佳解决方案，它注重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劳动分工使任务执行者和行为结果之间构成很长的因果链。每一个位置上的人分配的任务与总任务缺乏相似性，加大了结果与行为的距离。技术责任替代道德责任与劳动分工密不可分，每个人受上级负责，他们的上级对他们行为的反应变得尤为重要，道德的作用被大大的忽视，对于大多数官员来说，他们在意所分配的任务是否完成，其工作任务与统计数字结合，导致官僚体系对象的非人化。上级对每一个下属负有全部责任，重要是的是他们所做的事是由上级命令。行动者本应负有的责任由于处于官僚体系中被上级代理。大屠杀将这种行为严格置于非个人框架中，依赖组织纪律。这种德行远远高于其他道德标准，即使有些时候会引起一丝不安，也能通过上司对属下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而消除。
鲍曼认为，在大屠杀的过程中其道德特征被掩盖了。主要通过：1.行为中介。大屠杀的执行者与死亡后果被构建成了一个复杂的因果链。众多行为的中介遮挡住了行为人的目光，道德困境也随之消失。2.对受害者本身的盲视。由于“远距离的杀害”，看不见他们行为对受害者的后果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某些道德困境。
四、大屠杀反映受害者的理性选择
大屠杀的完结有赖于犹太人的参与。大屠杀并没有采用首先消灭种族精英以达到破坏自我认同成为一盘散沙的目的，希特勒没有剥夺犹太精英的领袖位置，保留犹太共同体完整，这种做法印证希特勒意在对犹太民族的清洗而非奴役。犹太精英在大屠杀中处于中介地位：对于被隔离的犹太民众而言，他们具有绝对的权威，实行正式的而不受约束的权利，他们脱离正式行政机关管制又不得不听命于德国机构。凶手和被害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而犹太人选择与刽子手合作蕴含着理性的选择。犹太人在反犹主义和现代理性的背景下完全封锁，被害者的理性在屠杀过程中派上了用场。
1.受害者的理性选择。大屠杀每个阶段，受害者面临选择。纳粹者让受害者相信他们有机会继续活下去、有机会被拯救。他们相信整个犹太群体的待遇并不是均衡一致，对纳粹有贡献的犹太人可以得到区别对待并能够继续存活。这种拯救方式被犹太群体心照不宣地接受。
2.犹太委员的理性选择。犹太长老没有反对纳粹对犹太民族的隔离政策。他们出于犹太人利益而进行的决策却使犹太民族完全处于纳粹控制、监管之下，这种做法是客观地与刽子手合作。犹太委员被任命确定“迁居”的名单，很多人明确“迁居”意义，却选择对工作支持，这种选择不乏理性解释，即用少数人的牺牲换取更多人的生命。
五、结语
1941年大屠杀使人难以置信，对大屠杀的解释不应被当作学术问题，不能肯定1941年大屠杀的社会环境是否改变，不能肯定现代文明进一步发展的今天类似事件不会发生。鲍曼提出的理论对社会学界，对整个社会是至关重要。鲍曼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视角对大屠杀研究足以激起社会学对现代性展开深入思考和进一步研究。无论现代性存在何种程度的矛盾，作为至少比前人更加文明的一代应避免大屠杀再次发生并时刻保持应有的道德警觉。（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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