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期刊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学与文艺期刊是共生共荣的，文学创作的繁荣与文艺期刊的繁荣往往保持同一步调，文学中心与文艺期刊的中心也基本是合二为一。在现代文艺期刊的发展格局中，桂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远离中心、寂寞荒芜的。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桂林迅速成为大后方重要的文化中心，桂林的文学创作与文艺期刊的出版也迅速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在战争的影响之下，桂林文化城的文艺期刊在出版发行、作者群体、精神取向、期刊特色等方面都显示出独有的特征。
一、总体繁荣背景下期刊出版发行的不稳定性
桂林文化城的文艺期刊虽然在总体上呈现繁荣的景观，但是由于战争年代条件的限制，这些期刊在办刊环境、编辑人员、出版周期、售价等方面都体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抗战时期的桂林是相对安全的大后方，但也无法逃避敌机的轰炸，与此同时还有交通遇阻、物资缺乏等困扰。这就使文艺期刊难以拥有稳定的办刊环境。《战时艺术》创刊不到一年，位于象鼻山脚下的办公场所就被炸毁，之后社址在普陀山重建，刊物才有机会继续刊行。《自由中国》是在不断遭受空袭的环境中完成复刊号的编校，主编孙陵觉得复刊的过程就是一场挣扎。巴金在《文丛》上发表的《写给读者》描述了各种艰难和动荡给刊物带来的影响：“这期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制版、印刷的。倘使它能够被送到诸君的面前，那么诸君可以相信我们还活着，而且我们还不会忘记你们。”①巴金知道轰炸与灾难随时会来，刊物只能在动荡不安中艰难前行。出版环境的不稳定并没有让文化人退却，他们在轰炸中坚持，在贫困中坚持，在病痛中坚持，他们希望刊物能克服困难创刊、复刊和延续出版，希望一本本期刊能持续送到读者手中。抗战时期，桂林汇聚了大量的文化人，这为刊物的创办、出版提供了重要的人力支撑。但是这些文化人也常常处于流动之中，这就使很多刊物的编辑团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野草》创刊之初由夏衍、宋云彬、聂绀弩、孟超、秦似五人共同编辑，不久，夏衍离开桂林退出编辑队伍，到了第3卷第5期，《野草》版权页上的编辑署名仅剩下秦似一人。桂林版《人世间》第1卷的版权页一直注明主编是凤子，但凤子于1942年秋末冬初就去了重庆，之后《人世间》实际是由周钢鸣、马国亮承担编辑工作。到了第2卷，主编剩下马国亮一人。《文艺杂志》创刊后，王鲁彦一直抱病支撑着编辑工作，后因病情恶化，他想把编务托付给朋友王西彦。王西彦到桂林后与艾芜一同协助王鲁彦编辑了第2卷第5期和第6期。紧接着，《文艺杂志》又登载了一则将编务委托给端木蕻良的启事。编辑人员的频繁更换使很多文艺期刊的编辑工作就像一场接力赛跑，是由几个文化人前后接力、共同完成。因为有文化人的团结协作，才能把编辑期刊的接力棒接下来，传下去，才有了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的繁荣。桂林文化城不少文艺期刊的出版发行机构也常常处于变动之中。《文艺杂志》最初由大地图书公司出版，之后转交侨兴出版社，因与侨兴出版社合作不愉快甚至发生冲突，又转交三户图书社。《文学译报》先由文献出版社出版，之后转集美书店出版。《戏剧春秋》的合作出版机构也经历了多次变更，先后由南方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白虹书店、集美书店等机构接手。《诗创作》的经售单位不仅多变而且回环往复，最初由上海杂志公司总经售，之后由三户图书社、作家书房经售，最后又回到起点，再次由上海杂志公司经售。抗战时期，各类期刊很难保证按时出版，桂林文化城多数文艺期刊的出版周期都不稳定，脱期是常有的事。《人世间》在桂林复刊后，封面明确注明是“月刊”，但是它一直没有跟上月刊的出版节奏。第1卷第1期和第2期，是双月刊的出版周期。第1卷第3期至第6期，相当于季刊的出版周期。到了第2卷第1期与读者见面时，已经相当于半年刊的出版周期。《戏剧春秋》也是月刊，第1卷第1期和第2期还能按时出版。但紧接着第3期就变成了双月刊的节奏，之后脱期越来越严重，到第4期至第6期也拖成了季刊和半年刊。《文学批评》月刊1942年9月创刊，至1943年3月才出版第2期。《文学批评》的编辑在第2期的《编后》中这样写道：“这一期的付印到出版，足足拖了五个月，编者的辛酸，固不足述，读者们的殷殷属望，实深愧对。但愿第三期能够赶紧出版。”②但实际上，《文学批评》只出版了两期，第3期不存在。在普遍脱期的同时，不少刊物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停刊，《文学批评》这种突然停刊的现象并不罕见。如《戏剧春秋》《人世间》等刊物在桂林出版的最后一期都和《文学批评》一样，也在预告下一期的作品，期待着新一期的出版。但因为刊物的不了了之，编辑的预告成了无法兑现的承诺。而华嘉与周钢鸣主编的《种子》因为繁星出版社破产，只出版了一期就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停刊了。抗战时期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导致文艺期刊的价格也处在波动之中。《野草》创刊之初零售价是三角，到了第5卷第4期，零售价涨至四元，价钱涨了13倍以上；《戏剧春秋》第1卷第1期零售价为八角，到第2卷第4期零售价涨到了四元八角，价钱涨了6倍；《人世间》复刊号零售价是五元，到第2卷第1期零售价涨到了六十元，价钱涨了12倍；《文艺生活》创刊号零售价是一元四角，到第3卷第3期零售价涨到了六元，价钱涨了四倍多。刊物涨价会让读者有意见，也会影响刊物的销售，编辑对此感到苦恼。有读者抱怨《大千》杂志定价太高，陈迩冬在《纸书纪月》中强调《大千》定价虽然高，可还是亏本办刊。《戏剧春秋》也在《编后》中对涨价原因进行了说明：“因目前纸价及印刷费均涨了价，故不得不加了价，请原谅。”③纸张、印刷，甚至排字工的工钱都在飞涨，导致期刊的成本不断提高，这给编辑带来极大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旅居桂林的文化人没有遇难而退，而是加倍努力，执着前行。
二、名家云集优势下期刊作者群体的两极并存
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的创作主体由两类作者组成，一类是声名赫赫的文坛名家，另一类是籍籍无名的青年和学生。在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作者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文坛名家。抗战时期桂林云集了大量的著名作家和学者，同时由于桂林书籍报刊出版的繁荣，香港、上海、重庆、成都、延安等多地的著名作家也为桂林的文艺期刊写稿，因此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的作者队伍几乎涵盖了全国的著名作家。以《文艺杂志》《人世间》《文学创作》《当代文艺》的创刊号或复刊号为例，《文艺杂志》创刊号的作者有巴金、艾芜、沙汀、张天翼、王鲁彦、方敬、缪崇群等，《人世间》复刊号的作者有茅盾、郭沫若、沈从文、田汉、胡风、骆宾基、李广田等，《文学创作》创刊号的作者有茅盾、老舍、柳亚子、欧阳予倩、胡风、王鲁彦、端木蕻良、宋云彬、凌叔华、穆木天、艾芜等，《当代文艺》创刊号的作者有郭沫若、茅盾、田汉、胡风、欧阳予倩、熊佛西、柳亚子、臧克家、艾芜、骆宾基、端木蕻良、丰子恺、李广田、赵清阁等。这份名单可谓名家云集、群星灿烂。在抗战时期的桂林，大幅度刊发名家作品的期刊数量相当多，因此，作者队伍的名家云集是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最耀目的特点之一。桂林文化城的文艺期刊在大量刊登名家作品的同时也重视刚走上文坛的青年作者，而且有不少明确支持青年作者的文艺期刊，最典型的是《文艺新哨》。《文艺新哨》创刊于1941年，是一份专门针对青年作者和读者的文艺月刊。这个刊物在广告中的自我定位就是“中学生必读纯文艺月刊”。《文艺新哨》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刊发青年的作品，还刊登了适合学生阅读的文艺理论文章，这对初学写作的学生有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为了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文艺新哨》还“自1卷4期起设立学生文艺奖金，规定从每三期《文艺新哨》发表的学生作品中，选出三篇最优秀的给予奖励，每半年即将该刊中学生作品汇总出版单行本”④。从作品质量来说，《文艺新哨》自然不能与名家云集的刊物相比，但它在培养文艺青年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不能忽视。明确倾向于青年作者的刊物还有《青年文艺》，《青年文艺》的办刊目的是培养文艺方面“新的种子和花朵”⑤。该刊对青年的指导既包括文艺创作层面，也包括思想和信念的层面，编者希望青年能借助文艺作品理解生活和反映生活，把培养创作热情与加强抗战必胜的信心结合起来。《青年文艺》除了刊发对青年有指导意义的作品之外，专门设置了“习作”“信箱”“青年文会”等发表青年作品或刊登青年来信的栏目。与此同时，编辑还经常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对作品进行点评，具体指出作品的优点和缺点，这对于创作上刚起步的青年有切实的帮助。《大千》杂志的作者队伍中也有一批青年，而且是中学生。《大千》设置了刊登中学生文艺作品的栏目《学生文艺观摩会》，并且为栏目刊登了征稿启事：“学生文艺观摩会，欢迎全国学生投稿，文体不拘，报酬从丰。”⑥仅出版了一期就停刊的《种子》也是一份支持青年作者的刊物，这份刊物设置了《青年作品》栏目，唯一的一期《种子》发表了四篇在校学生的习作，编辑还对这些习作进行了评价和指导。孙陵主编的《笔部队》刊登了一批青年学生军的作品。熊佛西主编的《文学创作》也提出培养青年作家的主张并设置了“青年征文”栏目，编者不仅探讨了如何培养青年作家，还表示欢迎各大学和高中给刊物推荐优秀的青年人的作品。文坛名家与青年新人并存的创作队伍体现了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的开放与包容姿态。名家云集使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有非同凡响的厚重感，文学新人的参与则使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增添了生气与活力。
三、主流文化引领下期刊精神取向的两层分流
抗战时期，广大文化工作者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希望为国家尽自己的一分力量。抗战救亡的文化主潮鲜明地体现在文艺期刊的文化精神取向中，但抗战时期桂林文艺期刊的精神取向并非完全整齐划一，而是在主流文化引领之下大体上呈现两层分流的势态。第一个层面是自觉以文艺期刊和文学创作为抗战服务，让文学以及文艺期刊成为发动民众的工具或参与斗争的手段。第二个层面是重视文学的独立性，但表明为抗战服务的精神取向和忧患意识，或者没有明确说明文艺期刊与抗战的关系，但也刊发了不少与抗战相关的作品，并体现出积极的精神。精神取向体现为第一个层面的文艺期刊主要有《战时艺术》《笔部队》《自由中国》《戏剧春秋》《野草》等。《战时艺术》是隶属第五路军总政治部的国防艺术社创办的刊物，有明确的抗日文艺宣传的目的。李文钊在创刊号上发表的与刊物同名的文章《战时艺术》强调了艺术要发挥战斗性，要担负起伟大的使命。之后李文钊又在《今后的〈战时艺术〉》一文中指出，刊物选用稿件要紧紧配合抗战宣传的需要。孙陵主编的《笔部队》从刊名就可以感受到战斗的气息和力量。《笔部队》创刊之初就明确地关注抗战，关注前线，编者希望与前线的战士、后方的朋友、战地的青年一起战斗：“在这抗战第四年的开始，我们迎接那新的胜利，和新的斗争。后方的朋友，火线上的战士，战地的青年，我们加倍地努力吧！我们要用刻苦奋斗迎接最后胜利的到来。”《笔部队》“以沟通前后方之文化为主旨”⑦，提出“笔杆枪杆化与枪杆笔杆化”⑧的口号，设置了《笔杆枪杆化与枪杆笔杆化的实践》的栏目，刊登了大量反映部队在前线战斗与生活的作品。孙陵主编的另一个文艺期刊《自由中国》也是充满战斗力的刊物。孙陵在武汉期间就参与过《自由中国》的编辑工作，1940年他历尽艰辛使这份刊物在桂林复刊，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刊物为祖国的自由而斗争。在《复刊献辞》的最后一段，孙陵引用了毛泽东给这个刊物的题词：“一切爱国的人们，团结起来，为自由中国而斗争！”⑨田汉主编的《戏剧春秋》也是一个明确为抗战服务的期刊。田汉创办《戏剧春秋》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戏剧工作者们建立一个战斗的阵地。田汉在《戏剧春秋》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分析了抗战的局势，并根据抗战的局势明确了《戏剧春秋》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强调戏剧工作者需要拿起戏剧这个抗战宣传的重要武器，投入战斗，《戏剧春秋》就是为广大戏剧工作者提供的发挥用武之地的战场。与上述几个刊物相比，《野草》的编辑并没有明确这份刊物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工具，但《野草》也显示了非常明确的战斗精神。秦似认为，在“民族革命斗争更形激烈的时候”，应该充分发挥杂文的战斗作用，他希望《野草》能“在杂文的厄运下打破沉寂的局面，垦辟一片荒芜的草场，让更健全的战士们进军”⑩。与上述文艺期刊相比，在精神取向体现为第二个层面的文艺期刊数量更多。也可以说，桂林文化城的大部分文艺期刊没有特别强调文学艺术的工具性、鼓动性以及宣传作用，但实际上是渗透了抗日救亡和文艺报国的精神内涵，如《文艺杂志》《文学创作》《当代文艺》《文艺生活》《文丛》《艺丛》《青年文艺》《文艺生活》《顶点》《文艺新哨》《人世间》《大千》等一大批期刊都属于这一类。这一类期刊既坚持艺术追求，也担当社会责任。编者不一定高声呐喊，但内心对国家民族有深沉的感情，他们以文学抚摩民族的伤痛，以期刊的出版守护和传递民族文化的火种。王鲁彦拖着重病的身体编辑《文艺杂志》，他在《给读者》一文中表示自己努力工作是因为心中有信念：“在这样不宁静的生活中，我们不但没有畏惧，却愈加奋励，只想以国民的身份，多对国家尽一点责任，有助于抗战，多用自己的笔，忠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这种种，我们这一个杂志就是最好的证明。”巴金把文艺期刊的出版看作是对敌人暴力的对抗，当他穿过被敌机轰炸后的火光冲天的桂林城，内心也燃起了愤怒的火焰，他要通过《文丛》这个小小的刊物把城市的呼声、抗战的精神传达到全国各地：“我在这城市里经历过它的最惨苦的受难的时刻，我应该借着这本小小的刊物把这城市的呼声传达给散处在全国的诸君。物资的损坏并不能摧毁一个城市的抗战的精神，正如刊物的停止与作者的死亡也不能使我们的抗战的信念消减。”《当代文艺》也传达出文艺报国的理念：“我们不愿空立诺言，愿以将来的行动来表示我们现在的意旨。我们是文艺爱好者，誓以文艺报国，——以文艺为武器，争取我们的胜利，完成我们建国的心理建设。”还有《文艺生活》《人世间》《大千》等不少刊物，编者并没有特别强调刊物与抗战的关系，但是这些刊物也发表了不少与抗战有关的作品，实际上都起到了有益于抗战的作用。其中《大千》是一个低姿态的刊物，编者强调《大千》只是“大千世界中一小杂志”，没有“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或“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的念头。但《大千》杂志中刊登的《野祭张曙》《庚白的死》等文章对在抗战中殉难的文人作出了感人至深的生动的描述，这些作品中蕴含着深沉的力量，这种力量显示出的是可贵的民族精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在精神取向上向两个层面分流，这两个层面不是界限分明的，而是互相渗透的，都可以涵盖在抗日救亡的文化主潮之下。处于第一个层面的期刊延续了左翼文学的传统，具有更鲜明的战斗性；处于第二个层面的期刊追求文学性与思想性的统一，有更高的文学价值，同时也起到了有益于抗战的作用。
四、主编人格精神影响下期刊特色的多元发展
在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文艺期刊都形成自己的特色。具有辨识度的期刊特色能让自己与其他众多的刊物区别开来。刊物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与主编有关，因为“刊物是主编的影子，是主编生命的延伸和人格的载体”。桂林文化城很多文艺期刊的主编是著名的文人，这些文人在编辑期刊的过程中融入了各自的艺术追求、文学喜好、人格特征、文化身份等，这就使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的特色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面以《戏剧春秋》《文艺杂志》《野草》《大千》等四个文艺期刊为例对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多元化的特色作进一步的分析。《戏剧春秋》是为戏剧工作者参与抗日救亡提供阵地的刊物，但绝不是个缺少生气或充满说教色彩的刊物。主编田汉潇洒豁达、开朗乐观，不仅是充满浪漫气质的诗人、剧作家，还是热心的文化活动组织者，在桂林文化界被称为“田老大”。田汉总是满蕴着火热的激情，似乎碰到一点火星就能燃起一团熊熊烈火。他写诗、写剧本充满激情，组织文化活动充满激情，办刊物也充满激情。因为田汉从筹备、创刊到组稿、写稿的深度参与，《戏剧春秋》也无形中渗透并延续了田汉的精神气质。《戏剧春秋》刊登了很多研讨会、座谈会实录。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中刊载研讨会、座谈会的记录并不是什么罕见的现象，但《戏剧春秋》对研讨与座谈的记录显示出了独有的生气与灵动。《戏剧春秋》中一些重要的研讨会是田汉召集并亲自主持、记录的。田汉的主持灵感频现、妙语连珠，让研讨会生动活泼。田汉的记录很独特，与多数期刊主要记录参会者发言不同，田汉还描述了会议的环境和会前就餐情况，并对参会者入场时的形象，发言时的表情及状态都做了生动的素描。可以说，田汉是把研讨座谈的原生态场面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如章泯发言时啣着烟斗、吐着烟云，茅盾入场时还缠着绑腿、风尘仆仆，胡风进门是潇洒地“飘飞入场”，喝醉的杜国庠发言到一半吐了。《戏剧春秋》中刊登的书信也很有特点，与多数刊物中汇报行踪和工作情况的书信不同，《戏剧春秋》中的书信有细腻的情感和生活细节，作家们的嬉笑怒骂、爱恨歌哭都有生动的体现。《戏剧春秋》中的各类作品常常在不经意间显出率性、灵动和激情，这正是这份刊物突出的特色。与田汉在桂林期间面对困境举重若轻、乐观豁达不同，王鲁彦在桂林期间是步履沉重、挣扎前行。家庭的重担与病弱的身体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心中的理想与热情又驱使他执着前行，不容自己有丝毫懈怠。他的处境与性格也影响了《文艺杂志》的风格与特色。不少朋友都目睹了王鲁彦为编辑《文学杂志》的尽职尽责、呕心沥血。当时他已经病得容颜大改、行动不便，还是亲自到三户印刷厂校对杂志，不肯把工作委托他人。王鲁彦生性耿直，不随俗流，他曾对王西彦说，他创办《文艺杂志》，“是对当时某种风气的挑战和反抗；他说他今后要多写作品了，能够多写些作品，也是对当时某种风气的斗争”。王鲁彦编辑文艺期刊的态度是极其严谨的，从不因任何外因降低对杂志的要求。在文艺期刊旋生旋灭的动荡年代，《文艺杂志》持续出版三年，发表了一批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实为不易。从表面看来，《文艺杂志》并没有什么特别标新立异之处，但它显示出的严正、端庄、厚重在桂林文化城的文艺期刊中不容忽视。王鲁彦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做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是编辑《文艺杂志》，《文艺杂志》停刊不久，王鲁彦就在桂林病逝了。可以说王鲁彦是用他最后的精力和心血浇灌了《文艺杂志》，也是用他的精力和心血成就了《文艺杂志》的端庄、严正与厚重。《野草》是同人杂志，秦似、夏衍、宋云彬、聂绀弩、孟超等五人既是《野草》的编辑，也是《野草》的重要作者，是“野草同人”的核心人物。他们在文学实践中都是鲁迅杂文思想内涵和艺术追求的继承者。他们对鲁迅杂文的喜爱、对鲁迅的研究以及创作中对鲁迅杂文精神的继承都体现在《野草》杂志中，这就使《野草》体现出犀利尖锐的特色。“野草同人”创办《野草》的目的就是希望发挥杂文的战斗性，他们自觉继承鲁迅的传统，认为杂文可以作为匕首和投枪：“长枪固然是很好的武器，然而当迫近肉搏之际，白刃也可以杀死敌人。更何况有些本来就是投枪。”《野草》中的作品以杂文、散文为主，也刊登了大量的木刻、漫画，其中大部分作品都犀利尖锐，发挥了“投枪”的作用。“野草同人”们的使命感和文学追求使《野草》杂志形成了犀利尖锐的特色，发挥了突出的战斗作用。《大千》杂志是一份充溢着才子气息的期刊，这与被称为“桂林才子”的主编陈迩冬有关。在桂林文化城的文艺期刊中，《大千》突出的特征不是刊物的厚重，也不是作品的经典，而是才子气息。《大千》的栏目设置就显露出才子气息，如《大千诗词》《风·雅·颂》《弃疾去病集》《书报春秋》等；《大千》中不少文章的标题也显露出才子的风雅，如《斯文今昔》《临池琐语》《春水池塘》《虎尾前集》《北游诗抄》《榴园诗画》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编者陈迩冬把每期的最后一篇文章命名为《纸书纪月》，这篇文章相当于“编后记”，“纸书纪月”四个字是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对“编后记”最风雅的命名。抗战时期，年轻的陈迩冬在文化界广交朋友，他的很多朋友也是才子型文人，包括也有“桂林才子”之称的朱荫龙，南社诗人柳亚子，有才女之称的安娥、林北丽，还有擅写诗词的熊佛西、端木蕻良、尹瘦石等。陈迩冬的这些朋友正是《大千》的核心作者群，他们往来交游、诗词唱和、题赠酬答的内容都呈现在《大千》中。《大千》中不少作品的内容也反映出了大千作者群的才子作风，如《大千诗词》栏目中很多“纪游”的诗词不仅有对山水古迹的描写，也有对文人共同出游、即景赋诗的风雅记录。显然，由才子陈迩冬编辑，又汇聚了一批才子型文人的《大千》是一份具有才子气息的风雅独特的文艺期刊。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的总体特征是在战争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战争促成了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的繁荣，也造成了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发展中的诸多局限。文艺期刊的繁荣体现了抗战文人在文化创造上的辉煌实绩，文艺期刊发展中的局限则折射了抗战文人精神世界的艰辛与执着。因此，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的繁荣与局限都蕴含着特殊年代的独特之美，都有值得珍视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