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非非主义”产生于八十年代的四川，由于其理论构建与“零度写作”相似，并且其对语言的思考也与西方语言学在很大程度上不谋而合，所以许多学者认为前者受后两者影响。本文注重通过对“非非主义”流派主要开创者周伦佑和蓝马的论述，来还原“非非主义”。
关键词：“非非主义”；周伦佑；蓝马；“零度写作”；西方语言哲学
罗兰·巴特在其《写作的零度》中写到：“文学中的自由力量并不取决于作家的儒雅风度，也不取决于他的政治承诺，甚至也不取决于他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取决于他对语言所做的改变”。而八十年代在四川兴起的“非非主义”则注重对语言的还原，主张清除语词中那些被文化污染了的语义，让词语回归到最纯粹、本真和直接的品质。因此许多学者认为“非非主义”是受了罗兰·巴特“零度写作”以及西方语言哲学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上忌用比喻、象征、暗示、意象等修辞手法，使诗歌成为诗歌本身，不指向任何诗歌之外的意义。但笔者认为，虽然“非非主义”与“零度写作”有类似之处，但并不同意前者是受了后者的影响，并在后者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这一理论更多的应该是原生。本文注重通过探究“非非主义”诗歌主要开创者周伦佑和理论构建者蓝马。
周伦佑是“非非”名称的提出者和流派主要创作者。一个人的诗歌创作离不开其生活环境中自然和人文两方面影响。中国诗歌创作整体上呈现出地域性的特点，周伦佑从小生长在西昌，四川最南端的一座小城，这座城市的自然环境对周伦佑本人成长影响很大。他的妻子周亚琴在她的回忆性随笔《西昌与非非主义》中有精辟的论述：“想到西昌独特的地理环境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水文决定人文。中国的山脉和河流大多是自西向东延伸的，这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走向。西昌地处横断山脉，则是在正常的西东走向中突然转折为北南走向的一个反方向的山系和水系。这种独特的地理地貌决定了西昌地域文化的某种独异性。作为与云南接壤的四川最南端的一个地区，西昌的民俗和方言，既不同于川文化，也与滇文化判然有别。”这也就不难解释“非非主义”这股“逆流”是有其根深蒂固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而在人文方面也是如此，处在创作初期的诗人往往都会有模仿对象，这些都来自于其自身阅读的书籍，也即其自身知识谱系。周伦佑曾坦言：“外国作品我读得比较多的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拜伦。”而在文学理论方面，他又说到：“外国文艺理论我读过别林斯基和车尼尔雪夫斯基，而对我影响最大的则是解放前出版的二十卷《鲁迅全集》第13卷中对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所著的《苦闷的象征》，作为文艺创作论，‘艺术是苦闷的象征’很能贯彻我那时的心情。”而在哲学方面，他能接触到的多是黑格尔、费尔巴哈、老子、庄子、叔本华、栢格森、罗素、尼采。囿于时代条件和社会条件限制，周伦佑在其成长历程中并没有阅读到西方语言哲学和“零度写作”相关书籍，更不可能受其影响。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周伦佑的“非非”诗歌写作和理论构建，是立根与本土的，是在其独特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只是“非非”与“零度写作”具有某种巧合的类似性而已。
蓝马被誉为“非非”的“理论祭司”，也是该派得以创立的主要发起人。一切异禀者的童年都有其独特的经历和感受，蓝马幼年经历的“红宝石”事件和“视网膜细胞”事件，使得蓝马思考本真的世界应该是什么。也即在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之下，在创立“非非”之前，他就提出了前文化思维，认为：“其一，先于文化而存在；其二，能够创造文化；其三，他本身具有超文化的特性，因为本身用很不会被文化化。”并多次向周伦佑讲述过“无语言思维”、“前语言思维”。在其著作《前文化导言》中，蓝马对其理论有具体的论述。该理论的本体论是前文化，“我们生命之中一个非文化、超文化和前文化的智能活动领域，一个精彩的先验智慧领域；在文明人这里，是一个被文化化掩盖着因而让当事人个体业将迷失在自己生命里的智能活动领域”；其方法论是还原论，“文明人的身心运行全部都被文化化，知觉、意识、思维、生命的运作状态都被文化化了，必须通过还原，才能让主体重新发现前文化领域，并让生命恢复到、回归到自己最为绝妙的先验宿命中”；其创作方式是超语义写作，“穿越语义障碍，透过文明人类已有的文化人格，去激活先验的本来只能，实现生命个体之间前文化领域的沟通和呼唤”。禅宗有语：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当时自觉不自觉地要做的就是：立了文字，直指人心。”其实这种“超语义”正如蓝马所说的，是受了禅宗的语言观影响。佛教中有著名论断如“文字性异，法法体空。迷则句句疮疣，悟则文文般若”；“迷人向文字中求，悟人向心而觉”；“得意者越于浮言，悟理者超于文字”；“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其意思和目的就是要求僧人学佛时应不执著于语言，应超越语言，去发现本真的存在。反观蓝马的理论，他认为诗人如果过度执着于语言本身，就不能达到本真的心灵状态。只有不执著于语言，不受语言文字所滞碍，穿透语言本身才能达到前文化的“极乐净土”，“以心印心”从而“直指人心”。因此从蓝马个人经历，以及其理论构建也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受到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或者是“零度写作”影响。
通过对“非非主义”两位原创人员自身经历和理论构建可以看出，“非非”确实植根于本土文化。
参考文献:
[1] 罗兰·巴特(著)，李幼蒸（译），吴芳玉（校）.写作的零度[M].台北：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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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清华(编).中国优秀诗歌[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9
[6]胡亮、蓝马．前文话与非非主义幸福学[J]北京：星星诗刊·理论版.2009(9)
[7] 蓝马.前文化导言．原载《非非》（自印）．成都．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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