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柳宗元和袁宏道作为不同时代山水游记作家之代表，其作品在游记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以二人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永州八记》与《解脱集》为例，剖析其在创作背景、作品趣味、意象上的差别，可以发现其展现着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品味出不同的韵味。
关键词：柳宗元; 袁宏道; 山水游记; 永州八记; 解脱集
明末清初张岱在其《琅嬛文集》中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读注中遒劲苍老，以郦为骨；深远淡泊，以柳为肤；灵动俊快，以袁为修眉灿目。”此段文字，原是张岱为祁彪佳《寓山注》作的跋，张岱首先推举了古来山水文章之前三甲：郦道元、柳子厚、袁中郎，接着说祁彪佳的文章积聚了各人的优长，原意是借郦道元等人山水文章之精妙来赞扬祁彪佳行文绝妙，但是从一个侧面也给予了郦道元等人很高的评价。将之推崇为古来记山水的大家，并指出了各人的特点，郦文“遒劲苍老”，柳文“深远淡泊”，袁文则是“灵动俊快”。
考量各人记山水的特点，郦道元对自然是出于纯客观的关照、科学意义的探索，柳宗元、袁宏道的游记不同于郦道元，他们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对话，具有人文意义。柳宗元是唐代散文大家，山水游记是其散文中最有成就的作品，典范之作便是《永州八记》。袁宏道是明代小品文圣手，亦以写作山水游记著名，最典范的作品是《解脱集》，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超脱感。
一、 创作背景
柳宗元参加了唐顺宗时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活动“永贞革新”。唐宪宗即位后，不到五个月的革新运动就失败了。王叔文被杀，柳宗元等遭贬。柳宗元先贬永州，再贬柳州。《旧唐书·王叔文传》：“太子谢之曰：‘苟无先生，安得闻此言？’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与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定为死交。”《新唐书》的说法与此类似。
也就是说，在两《唐书》中，柳宗元几乎是一个依附权臣，急功近利的小人形象。柳宗元被贬后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在永州期间，柳宗元在《与李翰林建书》中写道：“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柳宗元走进山水，借山水稍作消遣，得到的欢乐是暂时的。他始终怀有一种囚徒的心态，不能够真正地放松。《永州八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与柳宗元不同，袁宏道进入山水，不是被迫和无奈，而是出于自己的主动选择。据《明史》记载：“（袁宏道）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家，下帷读书，诗文主妙悟。选吴县知县，听断敏决，公庭鲜事。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已而解官去。”
袁宏道这次解官，是在万历二十五年，辞去吴令，安顿好家小后，袁宏道进行了一次东南之游，“访故人陶周望诸公，同览西湖、天目之胜，观五泄瀑布，登黄山、齐云。恋恋烟岚，如锟手谝场Ｊ毙南幸庖荩司辰跃保诟殖さ男胖兴担骸白远榈乩矗辉写死帧Ｇ昂笥胧窬凼兹掠啵抟蝗詹挥危抟挥尾焕郑抟豢滩惶罚抟惶凡怀！闭獯卧队危窃甑酪簧兴枷胱罨钤尽⒆罡挥写丛旎盍Φ慕锥危醋饔渭侨嗥杖搿督馔鸭贰！督馔鸭肥窃甑廊龆嘣露嫌紊睢⒂湓眯那榈男凑眨彩撬捌诘纳剿渭翘厣募姓故尽?br /> 柳宗元与袁宏道都是传统的士人，经由科举入仕，柳宗元还未来得及施展其才华，就遭到贬谪，袁宏道则是主动辞官，畅游东南名胜。他们的山水游记，一个是贬谪期间，借山水消遣所作；一个是厌倦了官场生活，辞官后畅游山水之作。在这种大的语境之下，个人经历、情感波澜，必然会投射到他们的山水游记中，使得其作品展现出不同的风貌。
二、 游记的个人趣味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柳宗元妙笔挥洒，平常的山水经其点拨，也有了化丑为美的功效，对小丘整治以后，“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展现出别样的生命活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
在柳宗元描摹山水景物的字里行间，时时透露出超然尘外、高怀傲物的情感：“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甚至是如庄周一般的怡然自得：“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这一刹那的超脱，使得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苍茫悠远之感。柳宗元能够感受到山水美，但是，他始终以一种旁观的姿态欣赏这种淡淡的，空灵的山水之美。
而袁宏道《解脱集》中的游记大都篇幅短小，文字随意性较大，写法自由灵活，充分展现了其轻脱随意的风格。正如袁中道所说：“先生诗文，如《锦帆》、《解脱》，意在破人缚执，故时有游戏语，盖其才高胆大，无心于世之毁誉，聊以舒其意之所欲言耳”。作为袁宏道的胞弟，袁中道清晰地指出袁宏道有意背离高雅的传统，而示人以俚俗的面貌的倾向。
《西施山》袁宏道与陶石篑互相取笑，陶石篑和袁宏道诗有云：“宿几夜娇歌艳舞之山”，袁宏道戏谓陶石篑：“此诗当注明，不然累尔他时谥文恪公不得也”，陶石篑大笑，反驳道：“尔昔为馆娃主人，鞭箠叱喝，唐突西子。何颜复行浣溪道上？”二人的言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士大夫的举止。
游西湖，袁宏道迫不及待，“从武林门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层崖中，则已心飞湖上也。”这完全是世俗人的情感，出游就像是与渴慕已久的恋人的约会。在他眼中的西子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如此传神的笔墨，也使人深刻领悟到其内心的巨大喜悦。在此，人与自然的关系超越了柳宗元那种主体对客体静穆的观照，达到了主客体间的相互交融。
对比柳宗元和袁宏道的游记作品，在描摹的山水景物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两人明显的不同。一个是寂寞孤愤、高怀傲物的高士，文字高洁缥缈；一个是沉浸于大自然旖旎风光、山水之乐中的世俗之人，行文也处处充满了世间饮食男女的喜好。
三、 游记中的意象
柳宗元称：“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基于这样的心情，他的山水游记有着浓郁的感情色彩，把遭贬后种种的感慨都倾注在山水中，使他笔下的山水带有独特的感情烙印。
在意象的选取上，柳宗元倾向那些不为人知的深奥幽静的景物，大多是奇异秀美、为世所弃的自然山水。《钴鉧潭西小丘记》：“以兹丘之胜，致用之澧、镐、鄂、杜，则贵游之士争购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近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抒发了对“唐氏之弃地”的同情。小石城山同样引发了柳宗元的叹惋：“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将笔下的山水描绘得奇丽而受到冷落，这正是柳宗元自己的真实遭遇，以此来传递和缓解内心难以言状的悲苦愤郁，使得每篇游记都或隐或现地看到他自己的影子。
相比而言，袁宏道的山水游记读起来则倍感轻松，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置身于自然之中，袁宏道常常不由自主的惊异、狂喜，“每遇一石，无不发狂大叫”，听见友人说：“尔辈遇小小丘壑，便尔张皇如是，明日见五泄，当不狂死耶？”于是“余与公望闻之喜甚，皆跳吼石上” 。
对大自然的眷恋和游览时的喜悦心情，乃是袁宏道游记的主要部分。他的游记，不但读之有声，观之有色，而且嗅之有香：“午霁，偕诸友至第三桥，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翻以为快。忽骑者白纨而过，光晃衣，鲜丽倍常，诸友白其内者皆去其表。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自然的光色悦目，自然的声音也十分悦耳，有时“五泄水石俱奇绝，别后三日，梦中犹作飞涛声”。有时“溪流激石作声，彻夜到枕上”，以至于“石篑梦中误以为雨，愁极，遂不能寐”。
袁宏道以动情的笔触对大自然的美景进行描摹：“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他的游记不只写风景，也多写游人出游的热闹景象，春到西湖，“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而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这是十足的浪漫，是对自然的贪恋、倾慕、惊喜。
袁宏道对东南山川有着特别的眷恋之情，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东南山川，秀媚不可言，如少女时花，婉弱可爱。”这样，袁宏道来到东南的山水间，便不是如柳宗元在柳州一般，只是在一旁漠然地欣赏风景，寻找暂时的安慰，而是想将自己彻底融进山水当中，以爱恋的感情拥抱山水，以舍身忘死的热情追求美景。这样，大自然的风景在袁宏道的主体意识中就有了情感和灵魂，与主体具有同等的生命形式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岱：《琅嬛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
[2]柳宗元：《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3]袁宏道着，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袁中道：《珂雪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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