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0年多名员工连续跳楼的事件将富士康迅速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2012年9月23日太原工厂发生大规模员工冲突和10月5日郑州工厂的停工事件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10年跳楼事件发生后，政府、学者、工会及众多的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其分析角度或者是微观角度(如个体心理)，或者是宏观角度(如社会转型)。宏观环境的影响如何传导到个体，为何富士康的员工表现出更多极端的行为而其他企业则相对缓和等问题并未解决。上个世纪30年代梅奥教授藉由霍桑试验开创了人际关系学派，之后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中，梅奥教授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解释工业化过程中组织内出现的问题，并指出“我在1932年并没有充分理解到，现代文明的社会结构怎样受到科学、工程和工业发展这样深刻的影响”[1]。受梅奥教授研究的启示，本文认为对任何现象的剖析都不能脱离所在的社会背景。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的重大转型期，本文以此为背景，剖析工业化进程如何对组织和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通过社会网络的视角对富士康跳楼事件重新进行分析，希望从中观层面对该事件给出新的解释。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社会中的主体(人和组织)并不是原子化的行动个体，他们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构成特定的关系网络结构，这种纽带关系对主体的行为发生影响[2]。对于处于社会中的个体而言，必然要受到环境的影响。工业化作为重要的情境性因素，毫无疑问改变了个体的社会网络，进而影响个体的行为，所以对工作场所中劳资双方矛盾冲突的分析应该从雇员和雇主所处的情境出发，深入揭示外部环境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和驱动力，探寻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工业化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源配置的变化，即资源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一是产值结构的变化，即工业比重提高和农业比重下降[3]。由此可推衍出工业化的两个结果：产业结构的调整，即资源在不同产业间转移，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劳动力持续或长期地从农业部门转入其他非农业生产部门，直观体现为城市化进程，直接影响社会中的个人。本文将以工业化为背景，分析员工和组织的网络规模、网络地位、关联强度变化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研究涉及的重要资料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CNKI数据库检索2010年发表的与富士康跳楼事件相关的文献41篇；第二，媒体报道，其中《南方周末》5篇文章；《三联生活周刊》长篇报道1篇；第三，社会调查报告，深圳市总工会、深圳市政府、“两岸三地高校调查团”发布的富士康调查报告共3篇。从不同途径获得的资料需要根据典型的内容分析程序进行编码，因为每个文献的撰写都基于作者特定的背景，带有某些具体的目的，面对的是特定的读者群[4]。为了全面反映各方对事件的不同看法，需要将文献内容进行归纳和整理，具体内容如下：
评价主体分为内部员工、企业管理者、供应商和客户、政府和其他(包括学者和媒体)，不同的主体分别代表组织内外不同利益主体的观点。研究内容分为企业概况，反映企业的社会网络规模；企业与供应商、客户的关系反映富士康的网络地位和关系强度；员工背景和生活环境反映员工社会网络规模变化；企业的管理方式、企业文化、工作环境反映正式组织中员工的社会网络；企业内的人际关系反映非正式组织中员工的社会网络；员工的生活环境和工作强度反映员工在企业外部的社会网络。
三、富士康的社会网络
制造业是工业中最有自主发展能力、最活跃的部门，所以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制造业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采取的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吸引了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一大批境外加工企业来大陆投资建厂。
(一)富士康的网络规模
中国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让富士康获益匪浅，从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以来，富士康逐步建立起以中国大陆为中心，延伸至世界各地的国际化版图。富士康在全球各地拥有上百家子公司和派驻机构，在国内多个省市设有厂区，主要客户有苹果、诺基亚、三星等国际知名品牌商。
从企业的版图扩张可以看出，在早期出口导向策略的支持下，富士康的企业网络不仅实现了空间上的延伸，而且通过与更多的客户、供应商、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等建立联系，网络内部的节点数增加，企业网络规模也随之而扩大，结构也越复杂，对企业的影响也越大。因此，企业一方面在广阔的市场中获得丰厚的利润，但是另一方面，企业的命运不再完全由股东来决定，而是由供应商、客户、分包生产部门等利益相关者构成的网络来决定[5]。外部市场的变化也通过网络的传导作用，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影响。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富士康半年内退掉50栋租用楼，辞退10万名员工[6]，是富士康受外部影响的最直接体现。
(二)富士康的网络地位
稀缺资源在不平等的网络中存在[7]，单方的依赖程度越高，网络越不平等。在全球产业链的竞争中，企业的定位决定了盈利空间的大小和盈利模式，品牌作为稀缺资源在整个产业链中掌握主动权。富士康总裁郭台铭表示富士康永远不做自己的品牌，这也意味着富士康将专注于产业链条中的生产环节，也恰是附加值较低的部分。富士康在产业链中的定位即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决定了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利润空间受到品牌商的控制，只能通过低成本和高效率建立竞争优势。不仅如此，摩托罗拉、诺基亚等主要厂商为了防止富士康垄断整个制造环节，降低对富士康的依赖程度，从两方面加强对富士康的控制：一方面，联合富士康的上游企业，要求富士康向指定的供应商以限定的价格采购[8]；另一方面将自己的部分订单转移给富士康的竞争对手，以限制富士康的利润提高空间[9]，起到制衡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知，各大品牌商占据网络内的稀缺资源，与代工企业形成了不平等的依赖关系。由于缺少商品的定价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高超的成本控制能力成为国际代工企业的竞争优势。即使做到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在企业网络中的弱势地位仍无法改变。目前富士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顶级科技公司的生产订单。当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和人工成本上涨时，富士康并没有因为融入到全球的企业网络中而缓解面临的压力，相反因为根本优势的丧失，企业的应变能力降低。面对上游企业的重重盘剥，这不仅是富士康一家之痛，更是中国所有代工企业面临的困境。
从企业内部看，富士康的网络地位又影响了其管理措施。富士康主要通过价格、交货时间以及成品质量与对手竞争。为了最大程度地控制成本，富士康的工业工程处将每一条流水线的产量与成品率估算得异常清晰，每个工位都有标准动作和完成时间，最终将所有复杂动作都拆分成简单动作。这种工作设计导致员工觉得自己像机器一样，工作枯燥、单调、无聊。这种以成本控制为首位的管理措施，过分偏重对技术和物质的研究，忽视了员工的社会性需求，使得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三)富士康的网络关联强度
网络关联强度反映了网络内部节点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网络个体间关联越紧密，网络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等产生的影响可能越大[7]。格兰诺维特提出用双方关系的久暂、互动频率、亲密程度和互惠内容来定义关系强度[10]。在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间的合作也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书面契约不足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和信任问题，因此企业通过相互渗透降低交易成本，保持长期合作，这突出表现在关系强度中的互动频率、亲密程度和互惠内容上。
郭台铭曾将富士康的成功总结为：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技术、一流客户，从中可以看出富士康对客户的重视程度。富士康的重要客户之一——苹果公司为富士康制定了详尽的保密规则，并定期进行审查，除此之外为了防止信息泄露，苹果公司往往到最后一刻才通知代工企业生产什么。所以为了让客户抢得先机，富士康必须具备弹性的生产能力。此外，苹果公司除了干预代工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更通过其强势话语权，渗透到了代工企业内部，甚至包括富士康的高层人事任命[9]。
富士康与客户间的密切联系增进了双方的信任，但是客户对富士康的影响不仅是企业的利润，还渗透到企业内部，其强势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尽管富士康陷入舆论漩涡，但是客户又很难更换这样具有成熟体制的代工企业。代工企业与其客户之间形成一种强关系[11],但富士康既不掌握产品的核心技术，亦不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品牌，因此在技术、信息和市场方面依赖于客户。于是，富士康与其客户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衡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为了获得客户的订单、满足客户的各方面要求，富士康必须从制度和措施上加以落实，比如，员工高强度的加班、限制辞职、各项出入检查、甚至搜身等。客户对企业的要求透过管理制度和措施传导到员工身上，员工、企业与客户之间形成一个复杂、动态的网络关系。
四、员工的社会网络
费孝通将中国的社会关系描述为“差序格局”，即社会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向亲属和朋友外推，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12]。中国人的文化认为：“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通过外部网络中他人的肯定来完成精神上的自我实现[13]。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内核和求稳的心态，决定了中国人更倾向于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一旦建立就有趋于持久稳定的倾向。在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该过程不仅引起人口在物理空间上的转移，而且引发社会、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变革[14]。这种变动必然对传统的社会网络产生冲击。
据富士康集团提供的数据，“80后”和“90后”在基层员工中已超过了85%，前11起跳楼的员工都是基层员工，年龄在18～24岁之间，入职时间不到一年，且多数来自农村。所以本文重点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即1980年以后出生，主要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劳动，户籍身份仍是农民的劳动者[15]。主要的分析内容为网络规模、企业外部社会网络、企业内部社会网络三方面。
(一)网络规模变化
网络规模指网络中包含的全部节点的数目。通常规模越大，结构越复杂，对个体的影响可能更大[7]。根据“两岸三地”高校的调研数据，接受调查的富士康员工的平均年龄为21.1岁，来自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86.2%的员工来自农村[16]。异地求职对于80、90后很普遍，员工个体的社会网络在空间上得到较大的扩展。而空间的接近程度与相互交流的频繁程度正相关[17]。社会网络空间上的延伸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原有网络内部的联系，网络个体从原有网络中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会减少。香港理工大学的学者潘毅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多数较早就随父母在城市生活，根本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他们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于城市人，已经与农村中基于血缘的社会网络有一定的疏离，其主要的社会网络正从农村转向所生活的城市。
李培林认为从务农转变为务工的一个根本性改变就是，社会关系网络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转变为以业缘关系为主[18]。但是流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将原有的社会网络带人新的生活和工作地？或者在当地建立起新的社会网络，扩充了网络内节点的数量，以弥补原有网络的缺失？这需要从新生代农民工所流入的城市寻找答案。
(二)企业外部社会网络
社会学家将社群隔离分为三种类型：出于个人自愿选择的自愿性隔离；由于制度、文化、资源等原因造成的，迫于某些压力产生的非自愿性隔离：由于生活地理空间的不同导致的区位隔离[19]。深圳龙华的富士康厂区远离市区，也无法获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社会管理机制缺失。从地理空间上看，富士康的员工首先被隔离在城市生活圈外。“两岸三地”高校的调查数据显示，为了安全有超过半数的员工选择居住在员工宿舍。企业将工人的生活纳入到工厂的标准化管理，这种工作生活方式严重挤压了员工的私人时间和空间。此外，尽管希望在城市安家落户，但是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障碍仍把外来打工者们远远地挡在了城市之外。工作时间、消费能力、制度等种种限制所形成的非自愿性隔离，使得员工无法融入当地的社区生活中。
综上可知，一方面，异地工作使得员工原有的社会网络关系被削弱；另一方面，富士康的员工从地理空间上和制度上被迫隔离在城市生活之外。在城市缺乏关系网络与社会支持的他们，无法获得相应的资源和信息，情感上也更容易觉得孤独。
(三)企业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
1.正式组织中的横向沟通
在企业内的正式组织中，“两岸三地”高校的调研发现，富士康在员工宿舍和工作安排上呈现分裂化的状态。同乡不会被安排在同一个房间，一个车间的同事也不会住在同一间宿舍，工作期间每名工人都被严格地限定在生产位置上，不允许走动，工作期间工人之间也不允许交流。在同一栋厂房，不同的事务处之间的工人也不准相互往来，即使是在同一厂里的亲人也很难有机会见面。这种源于保密要求的管理制度，不仅割断了员工原有的社会关系，而且使得组织内部同事之间建立情感关联都很困难。
2.正式组织中的纵向沟通
富士康以军事化管理而著称，工厂的管理者常采用命令式的管理，压力从上到下单向传递，线长承担着很大的产量压力，对于工人辱骂与罚站的情况时有发生。统计数据显示，超过半数被调查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或保安限制自由、甚至体罚的经历[16]。2012年9月23日在太原工厂发生的群体冲突和郑州工厂的停工事件中也可以看出，一线员工和基层管理者都承受着较大的压力，却无法向上反馈，导致员工采取极端措施表达不满。
由此可见，在富士康内部，管理者不仅没有与员工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一起解决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反而将竞争的压力层层转移给下属。这种单向度的工作关系加剧了网络内部结构的不平衡，处于弱势地位的员工无从获得网络内部的资源支持，亦无法通过正常渠道维护个人的权益，因而导致员工无力承受工作压力。
3.非正式组织
富士康的高管介绍，非正式组织如“老乡会”、“同学会”在富士康也几乎是没有的。在宿舍里，虽然同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可多数人并不清楚自己的室友是谁。这种原子化状态，使得员工缺少自我救助与沟通的组织，员工间基本的人际关系都无从建立。
格兰诺维特将社会关联分为强关联和弱关联，其中强关联主要是情感关系[10]，通过情感支持可以产生非正式的影响力，从而影响网络内个体的行为。同一阶层的人因为拥有相近的资源所以可以建立起强关系，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感情支持。但是富士康内部这种分隔化、单向度的管理方式、高强度的工作和高达35%的流动率，使得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不仅无法建立起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而且人际间的沟通和交流甚少，没有一般的信任基础更无从进行情感交流。当遇到工作生活困难时，处于网络中的原子个体，只能独自承担压力，增加了员工的孤独感和无助感。若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员工很有可能做出不理智的选择。
五、工作场所的冲突
上述分析表明，工业化背景下，企业和个人的社会网络都在经历重构，并且对个体行为产生深刻影响。于企业而言，中国的产业转型推动了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代工企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富士康的企业网络规模越来越大，且与其他节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富士康镶嵌于这个庞大且运行紧密的网络之中，受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直接和间接影响更强烈。为了维持和获得竞争优势，富士康内部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等不断进行调整，以满足客户的需要而忽视员工的诉求。于个人而言，在城市化的推动下，富士康的员工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改变，基于血缘的社会网络被弱化，人们需要重构新的社会网络，而在富士康工厂中员工处于碎片化状态，基本的社会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工作场所中，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通过企业网络间的关联层层传导到企业内部的员工，成为压力宣泄的释放口。而员工在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却无法建立起新的社会网络以弥补原有网络疏离造成的资源缺失，员工个体能力和获取资源(信息、物质、情感等)的不足，导致个体的压力承受力下降，在工作场所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增加。
综合看，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个体和组织所在社会网络，在社会网络演变的过程中，分化和整合是同时进行的。一方面新的结构在增加、网络位置和关系强度在变动；一方面生产生活方式、新的制度、规范、价值观等也在形成。当分化和整合的速度保持同步时，社会网络的演变相对平稳，而速度不一致时则引发一系列的冲突。此外，资本的逐利性和劳动者的社会需求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双方的诉求差异在残酷的竞争压力下被放大，如果缺少有效的制度和规范保证企业和个体社会网络的平稳过渡，工作场所的冲突就会凸显出来。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以往对富士康事件的分析，或者从员工，或者从企业角度展开，本研究借助社会网络将雇主、雇员与所在情境结合起来，认为工作场所中的劳资冲突与双方所处的情境紧密相关，富士康工厂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并非个案，而是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许多企业面临的挑战。面对近年来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富士康一方面给员工涨薪，组建企业工会，帮助员工改善在组织内的网络关系；另一方面拓展渠道业务，并加快向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转型，以保持和提升在外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此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完善户籍、教育、医疗、社区服务等社会公共领域的服务，为外来劳动者融入到当地社区，建立新的关系网络提供基础支持。
工业化浪潮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以工业化发展为背景，从企业和员工的社会网络角度对富士康跳楼事件进行较系统的分析，希望为理解和解决现阶段工作场所中的劳动关系问题提供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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