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1949年以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目前尚未得到充分注意、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展开的领域。其中关涉问题颇多，如研究方法、考察对象和逻辑主线等。光是如何命名就已不易处理。究竟是称之为新中国新闻史、共和国新闻史、当代中国新闻史，还是直截了当地就叫1949年以后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特别是蕴涵着不同的时间观念、历史意识、话语方式和论证逻辑。不独如此，在学科命名等具体问题的背后，还涉及更为一般的深层问题，譬如究竟何谓新闻？何谓新闻史？
什么又是中国新闻史？凡此问题着实不易回答，但又构成理解和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新闻史之必要前提。这里仅就平素观察和思考略陈拙见，以供诸位同行参考。
新闻与历史的双重隐退：目前新闻史研究的困境自1920年代戈公振发表《中国报学史》以来，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目前有关中国新闻史研究已形成了大量文献。特别是近年来，在一般的通史性著作
基础上，也开始出现一些围绕个别报刊或相关专题的比较深人的个案研究。但同时，中国新闻史研究也越来越遇到不少问题。有人称之为“学术内卷化”，甚或提出以新闻本位的研究取向来克服困境。这当然都很有启发。不过本文则打算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和认识中国新闻史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即一定程度上陷入新闻性与历史性的双重隐退,伞可以简称为新闻与历史的双重隐退。
首先,关于新闻史研究中**新闻(性)”的隐退。顾名思义，新闻史研究怎么会有“新闻（性）”的隐退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尽管不少人以为新闻史好像是自明的概念，但实际上这个看似清晰的术语，本身还是一本糊涂账。首先,新闻史究竟指的是新闻事件本身的发生发展呢，还是人们对这类事件的记述呢？其次，新闻史所关涉的到底是新闻媒介对于某些有新闻价值事件的报道呢,还是媒介自身的演进呢？如果新闻史把新闻事件作为考察的重点，那么它同一般的社会史又有什么区别呢？假如新闻史只关心媒介自身的生成发展，那么某时某地创刊某张报纸又有多大意义呢？f31问题在于，浏览一些新闻史研究文献就会发现，不少作品仍然停留在有关报刊创办、发展、演变以及何时发表过哪些重要新闻等描述上。而这只能说是完成了新闻史研究的一半，也就是内史的层次。对整个新闻史研究而言，这些内史性的工作当然是非常基础，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研究能否仅仅满足于停留在这一步？稍微深入思考一下，完整的新闻史研究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在惯常理解的新闻内史之外，是否还应包括其他一些内容，譬如某种可以称为新闻外史的东西？答案是肯定的^也正因此,如果仅仅满足于介绍某张报刊的创立、某条新闻的发表，这样尽管可以发现不少新闻史上的失踪者，但其意义似乎有限。特别是对构建完整的新闻史大厦而言，在査漏补缺、添砖加瓦之余，很难有什么实质性贡献。简言之，目前研究大多似乎仍未突破“就新闻论新闻”的内史模式。而只注意内史,忽略外史，实则已经造成新闻史研究“新闻(性)”的隐退。
其次,关于新闻史研究中“历史(性)”的隐退。与前者相关，且尤令人纳闷：方汉奇先生不是早就说过“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而且这句话不是也一直为不少人所服膺吗？然则怎么会还出现“历史（性）”的隐退呢？简言之，是因将新闻史的史学属性作了僵化理解，甚至发挥到极端,结果变成“(新闻）史料即（新闻）史学”，并导致新闻史的平面化、简单化而不是立体化和复杂化,也因此出现了“历史(性）”的隐退。
“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是方先生自1980年代中期就反复强调的。w当时自有其具体的社会背景和明确的针对性。首先，这多半是计对此前新闻史叙述的那种严重的党史化、革命化特别是阶级斗争化倾向而言。即表面上强调“论从史出”，而实则往往沦为“以论带史”，甚至是“以论代史”。结果，中国新闻史的写作经常变成了任意剪裁史料，甚至完全无视史料的大批判似“‘新闻史’论”。因此方先生才明确掲橥此点，试图借助于注重史料考据，重新回归史论结合,甚或真正的论从史出。m其次，这一论断多少也是针对当时新闻学科妾身未明的尴尬处境：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一直难以得到承认，以致长期被归入中文系的门下（甚至目前不少院校的科系设置还是这样）。在此背景下，才不难理解那一代新闻学人当时何以再三强调“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明确主张新闻学要从中文系里分离出来，归入哲学系或政治系，“最好放到历史系”（甚至就是划入党史系也在所不惜)。
与此相关，还有怎么理解“史料即史学”？基于前述的特定背景，新闻史学界很多研究者和不少历史学同行一样，也常爱引用这句话乃至奉为信守不渝的经典准则。但须指出，即便在最初的提倡者傅斯年那里，这句话也有明确的所指和具体的背景，并且他本人也并非只搜集史料，而不注重历史叙述背后的见识和主张或曰“史识”。m其实只要仔细品读，不难发现即便是方汉奇等的一些研究，甚至在开启中国新闻史重视考据传统的戈公振那里，都隐约包含着特定的论证主题、叙述框架和解释模式,而不完全是单纯的考据和史料的堆砌。然而,后来的不少新闻史研究却往往迷失于史料的丛林，忽略了寻找史料的初衷，有意无意、或隐或现地掉进了“(新闻）史料即(新闻）史学”的窠臼。因而，如果不能透过自己那扇小小的天窗，展现更为广袤的历史空间，不能揭示人类新闻活动的深层底蕴，不能勾画传播行为与文明发展的深切关系，特别是不能用哲学的眼力透过历史的进程，挖掘精神活动在信息交流中的意义，那么借用克罗齐的话来说：这个被撵到末席的所谓历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81这样的新闻史，也难免陷入“历史(性）”的隐退。
在诸如此类的重重误解之中，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始迷失方向，大多成为枯燥的史料叙述而没有解释力和说服力，最终陷入新闻与历史双重退隐的困境。简言之，因为过于偏重新闻内史，甚至只剩下片断琐碎的新闻史料,而导致“新闻”本体的隐退,又因为过于向历史方面倾斜，甚至误以为“史料即史学”，而导致“历史”整体的隐退。
新闻与历史的有效融合:摆脱困境的必要努力
新闻性与历史性的双重隐退，构成了包括1949年以后在内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必须克服的重大困境。而解决的办法，最好是能把新闻和历史两者恰当地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将新闻和历史重新恰如其分地放回到新闻史中。
由前述可知，“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这一主张在当时对破除关于新闻史研究的政治干扰和狭隘框架，以及争取新闻学科的尽快独立，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惟时至今日，有必要重新思考这些论述的涵义，特别是新闻史的学科定位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这句话不能做狭隘的理解。正如方先生早就阐明的，在注意新闻史具有历史学科特点的间时，也不能忽略其新闻学科的面向与属性。在那篇著名的文章中，他写到:新闻史“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接着这句话，他转而才称：“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结合其上下文可知，这并非指新闻史只是对新闻进行一般的历史化，更不是干脆将新闻进行史料化。新闻史当然离不开历史。从历史性的角度考虑,新闻史研究要实现重大突破，或许有三个方面的重大转换需要考虑：从微观的考据转向宏观的把握，从表象的观察转向深层的透视，从事实的描述转向意义的阐发。简言之,即由“史实”与“学术”层面向“义理”与“思想”层面转换,借此探索新的研究模式。w因为历史需要的不仅是描述，也需要理解和分析。特别是考虑到“新史学”注重思想性、当代性等特点，新闻史研究不妨采取“新新闻史”的研究取向。
事实表明，历史（学）思维对新闻史确有重要意义。著名史家李剑农曾这样告诉年轻的吴相湘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尤其是报馆主笔是需要良好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他甚至还说，一个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要从事新闻工作，比一个新闻系毕业生去致力于史学研究要容易得多。[12]事实上,的确可以发现现代中国不少著名的新闻人都有较好的史学意识。新记《大公报)〉人群体就是一例。从张季鸾到王芸生，从徐铸成到范长江，从章丹枫到唐振常……可以说莫不如此。特别是章、唐二人，后来还机缘巧合成了职业历史学人，在相关领域各有不俗的表现。同时从历史领域闯到新闻学界和业界的，更是代不乏人。尤其是近年从历史学科转入新闻史学科进行科研教学的，在各大髙校也越来越多，有些人还取得了出色成绩。至于借助历史学方法，在新闻史甚至是新闻传播学领域走出较有特色的路子来的,更非少见。
不过新闻史研究在借鉴历史学科（不论是注重史料考据的旧史学还是强调总体解释的新史学）的同时,也不能极端化，特别是不能忽视其新闻学科的属性。注意到最近新闻史学科和相关领域特别是历史学科的一些学术进展，我们认为新闻史研究必须实现新的“战略性调整”，即其重心要从历史学转向新闻学，或者说重归新闻学科。
为什么新闻史研究要回归新闻学科？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说明。其一，以往的新闻史研究大多注重考据式的叙述，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能解释新闻史的发生、发展、演变以及相关逻辑。这些叙述有时难免成为缺乏新闻感或者新闻性的史料之堆砌，没有真实社会变迁中新闻那种活泼泼的生命力和现实感，所以要加强新闻史的新闻性。其二,不少人强调，为解决新闻史研究的困境，要适当引入乃至加强历史(学)的思维、修养及相关方法。这一思路确实值得同情、鼓励和赞许。惟需进一步解释。特别是如果真以为新闻史研究只要更加“（历）史”一点就足以解决它现在面临的问题，似又不然。各学科都有其史,如文学有文学史、经济学有经济史、政治学有政治史、社会学有社会史等。但各学科之史的研究和历史学领域相应的研究,还是有着相当不同的。同样，“新闻史”毕竟是“‘新闻’史”，而不是一般的“新闻‘史’”。稍加浏览即不难发现新闻学领域和历史学领域的新闻史研究，两者在关注的问题、运用的材料甚至采取的方法等方面虽时有交叉，但在大多数时候其基本旨趣还是相当不同的。譬如同样是研究新记大公报人,最近新闻学科和历史学科的两份博士学位论文对胡政之和张季鸾的考察方式则不尽一致：一个更重视从新闻本位的角度研讨胡政之这个现代中国新闻人的各种业绩；后者更注意在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特别是中日关系的风云变幻中，张季鸾如何凭借其报人身份扮演着重要角色。m有关《国闻报》的研究也表明：历史学与新闻史关心的问题不完全一样。™正因如此，新闻史研究仅仅诉诸历史（学）是远远不够的,还须注意其新闻专业的学科本位。既要强调历史性,也不能忽视新闻性。否则新闻与历史只能始终还是两张皮，而难以融合成真正的新闻史。
新闻社会史:一种可能的出路
将新闻和历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看起来像是老生常谈，甚至是毋庸多言的废话。但扪心自思，谁又能保证自己的新闻史研究已很好地融合了这两者，而没有加以反省和注意的必要呢？当然，根据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学科特点，具体研讨中各有侧重是难免的,而且相关路径也可多所尝试。在探索结合新闻与历史的诸多努力中，我们认为新闻社会史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方向。
英语世界很早就出现对新闻社会史的探索，其典型者如舒德森对美国报业的研究。[17]几年前日本也推出过社会史取向的新闻史论著。这些都很有启发意义。反观中文学术圈，能体现这种旨趣的新闻史研究，除了拙著《中国新闻社会史》的初步尝试，以及其他研究者的几篇枵近文献外，可以说尚不多见。也因此，新闻社会史研究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和余地。
对于新闻史研究而言，社会史的取向自有其优势，特别是相对于以往过于政治化的单调叙述，很可能使某些本来值得注意、但极易被遮蔽和忽视的面得以被重新发现，从而丰富对中国新闻史的了解、认识和把握。不过社会史取向本身也有其问题，尤易陷于鸡零狗碎，而难免“见木不见林”。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也要注意根据相关学科特点和情况而有所调整、改进和发展。我们主张新闻社会史研究不但要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这是社会史的特长），也须强调“自上而下”的考察（这是政治史的优势），借助此种双向的认知和评价，避免跌入狭隘的新闻史窠臼和单调的社会史陷阱，力求从各方面、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地呈现中国新闻史的复杂性,而不是平面化和简单化。
新闻社会史在勾勒新闻传播历史演进之轨迹的同时，也试图透视其间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动因，“力求探讨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这意味着在提出像这样一些新问题的同时,新闻史之研究和写作也可能会逐渐容纳各种新材料，甚至得到一些新解读和新阐释。譬如以前不太关注甚至有意无意被忽略和遮蔽的一些方面和内容，现在也有可能被纳入史料范围、考察视野和分析框架。新闻社会史的研究内容将更为拓展和丰富。这不仅仅是说新闻史研究中除了留意上流精英的表达，也开始关注底层大众的声音了。实际上，新闻社会史的考察还包括了其他一些方面。譬如我们会发现研究新闻史仅仅靠媒体特别是报纸上那些公开发表的文本是不够的，还必须纳入更为宽广的社会史视野，才能使看似干瘪、枯燥、平面的新闻史活起来、动起来甚至立起来。
以往的中国新闻史研究中，除了笼统的叙述，对媒体的新闻生产几乎并无多少具体的描述。而在新闻社会史的视野里，新闻生产不仅是发生在编辑部里的故事，在新闻采访的背后、制作的背后、传播的背后，其实都各有其丰富多彩的故事。历史学家吴相湘在编纂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时就注意到历史与新闻关系复杂,慨叹报上发表的军事新闻不尽可信，特别是和军方的战斗详报、阵中日记甚至是有些记者手里所掌握的事实之间存在很大差异。w这一点在颇具史学意识、“以研究历史的态度进入新闻圈”的著名新闻人曹聚仁那里,有更为生动的回忆。他以抗战初期战地记者的亲身经历说明，记者所掌握的大量消息和事实，和报上公布的新闻差距颇大，有时出于鼓舞士气人心等特定需要，所发表者甚至会和实际情形完全相反。再加上采访中因各种缘故而造成的客观偏差，所以即便记者也不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生活在“真实”之中，而可能只是住在隔壁，中间还隔着一堵墙。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已发表的新闻文本，就是那些因各种缘故而没被发表的东西，也应纳入考察视野，构成新闻史的研究对象。而且值得注意的不但是什么新闻发表了、什么没发表，还有为什么有些新闻发表了、而有些则没被发表。更进一步的，那些已发表的新闻文本,和新闻创作者之真正意图，其间关系是否一致抑或完全相反？此外,在发表什么和不发表什么的背后,还涉及政治对新闻的操控问题。那么到底是何种政治、以何种方式干预了新闻？对完整的新闻史研究而言，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需要考虑的。如果不从新闻社会史的角度着眼，不考虑新闻发生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分析新闻人的社会政治关系网络，不追溯特定新闻的生产过程，这些问题恐怕很难得到妥当的解释。
新闻社会史关注的不仅是新闻的生产，也包括新闻的消费及其社会影响。譬如新闻史不能仅研究哪天报纸上发表了哪些新闻就算了事，还须尽可能地考察和确定新闻的传播过程及其效果。某条新闻在报纸上刊载了，但是读者何时能读到它？过去北京和天津报纸发表的消息，在南方未必能及时读到（交通沿线城市或是例外），更不用说一些边远偏僻地区了。特别是非常事件或战时期间，可能更是如此。譬如不少人都知道“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9月18日夜，但不能由此以为19日大多数读者就知道了这个消息。除了天津《大公报)〉等极少数报纸19日有所公布且语焉不详外，大部分人是在20日之后才读到相关报道的。新闻社会史不但关注读者何时看到这些消息，还关心读到报纸后，读者怎么想的？这并非一般的受众研究所能解决，还须借助新闻社会史的视角。譬如可以考察作者、编者和读者的往来互动。解放前不少报刊都设有这种多边互动栏目。如〈渐青年》和天津《大公报))就是如此。此外，各种私人日记、信函等之中也会反映阅报者看到某些新闻后的想法和活动。借助于这样一些具体的新闻社会史考察，我们才能确定：新闻到底如何影响了社会，以及如果可能的话，怎样才能更好地影响和服务社会？
只有做到上述这些以及其他必要的内史和外史内容，新闻社会史才会有助于构建比较系统和完整的新闻史。这或者也是新闻传播史的本意。
余论:几点想法
考虑到目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些情况，我们认为有关1949年以后中国新闻史的考察和分析，应该尝试尽量结合新闻与历史，使得这段新闻史既能体现出浓郁的新闻性，又能体现出厚重的历史性，而不是新闻与历史双重隐退的新闻史(料）。为此，新闻社会史的考察路径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可能方向。当然，这些还只是一般的原则性探讨，具体仍须在实际研究中不断改进和完善。下面略谈几点相关的想法。
首先，有关1949年后中国新闻史发展之断裂与延续。当下中国的新闻事业不论在制度设置和思想观念还是业务实践和社会影响等层面，无不体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否认。不过在这些看似巨大的变迁背后，是否也存在着一些相对稳定、大致不变的方面呢？近来史学界越来越认识到，光强调1949年的“解放”、断裂意义是不够的，还须重视这种看似巨变背后的实际延续性。如此才能更加完整地理解1949年的革命意义，特别是把之后和之前的各种情况联系起来，纳入整个现代国家的构建和发展之历史框架中加以考察。这种思路或许也可以借鉴和运用到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中来。其实不但1949年是这样，1978/1979年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历史发展自有其继承性和延续性，真实的历史既不能轻易割裂，也不能随意弥缝。其间真实而复杂的关联是梳理共和国新闻史时需要学会面对的。特别要力避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困境。毕竟生活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以描述乃至解释这种复杂生活为任务的历史当然也是如此，不能随意加以简单化。在考察1949年以后共和国新闻史的同时，如果也能纳入到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整体发展，特别是民族复兴、国家建设等框架下进行思考，其间的利弊得失、成败利钝或许更容易看得比较清楚。
其次，有关1949年以后中国新闻史在世界范围内的定位。1980年，《报刊的四种理论》中译本出版。
译稿完成于I960年即英文原著出版四年后，若干译介并不完全妥当。但一经传播开来，四种理论还是迅即成为新闻学界、业界不少人击节叫好的思考利器。学者李良荣记得，1981年春同班的女同学觅得一本英文原版的《四种报刊理论》，后来她把该书译给李与几个同学听。这令他们“眼界大开”，“打开了读书的视野。业者李大同读完第一遍后，立即开始从头再读第二遍，“读完仍意犹未尽”。觉得这虽然是本理论著作，“但同时提供了足够的历史视野”。它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很明显，这就是我们（记者）入行后要问的问题”。™在当时情境下，这不难理解。惟现在似不无反思余地。新世纪之初，台北有研究者筛选出111篇关于中国大陆传播研究的学位论文，分别以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及使用理论等三项进行整理与归纳。结果发现“皆呈现趋同的现象”，即以“苏联共产报业理论”作为解释工具，观察中国大陆传播媒体宣传运作的情况。所谓“苏联共产报业理论”事实上是“极权主义”典范下所衍生的理论体系，而极权主义模式是在冷战气氛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来理解共产世界的一套思维逻辑与话语体系，这样的理论伴随而来的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假设与预期。因此，这位研究者提出扣合着中国大陆本身的动态发展，应该调整与发展新的理论典范，以跳脱传统“苏联共产报业理论”的局限与制约。
现代西方人文社科学术成果的背后往往有着复杂背景，苏联共产报业理论的解释模式也确实难免其冷战色彩。再加上革命史、现代化等研究范式越来越面临挑战，不少人也越来越认识到：要给中国新闻业和新闻史寻求合适的定位和恰当的解释框架。相对而言，民族国家理论或者更确切些说正常国家理论，或许是一种比较妥当的解释路径。有论者曾从“正常国家”的角度讨论过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问题。惟在新闻学尤其是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这方面的讨论尚付阙如。有学者意味深长地指出，不少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看作是“不/非正常国家”，于是自觉不自觉把中国新闻业归入苏联共产报业的理论框架中。这实在值得注意和反思。
新闻史是老大难。学生不爱学，教师不易教,业界不受用。原因之一即在于新闻史往往既缺乏深远厚重的历史感，又缺乏敏锐直接的现实感。其实正如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新闻史也是如此，现在时而非过去时才是其本真属性只有从当代性的角度才能把握新闻史的真谤，当代性才是新闻史的根本之所在”。™新闻史研究要立足当下，面向历史，这在今天更有现实意义。如能把研究重点从思古幽情的畴昔转向生机盎然的当下，从渐行渐远的“旧中国”转向与当下业界和学界关系更密切的“新中国”，并辅之以新闻社会史的研究方法，那么这样的新闻史将有可能成为当代新闻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和专业认同的命脉，成为影响现实、左右实践、推动学术的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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