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3日，日本正式颁布实施《日本国宪法》(简称新宪法)，掀开日本历史的新篇章。然而不为人知的是，这部改变日本命运的宪法是25名以青年军官为主的美国人，用7天时间“赶”出来的。在他们的努力下，日本的皇权在意识形态上被彻底斩断，日本随即走上“和平”之路。
麦克阿瑟决定单独起草宪法
1945年8月30日，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的座机降落在日本神奈川县厚木机场。人们紧张地关注着这位占领军司令将对日本下什么猛药。麦克阿瑟的做法出乎所有日本政治家的意料，他下达命令要求东久迩宫稔彦王(日本第一位皇族首相，在任时间仅54天)留守内阁做修宪准备。后因东久迩宫内阁倒台，新选出的币原喜重郎(1945年10月-1946年5月任日本第44任首相)内阁接手修宪工作。
12月4日，币原将修宪“草案”提交GHQ(二战结束，为执行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政策，麦克阿瑟以“驻日盟军总司令”名义在东京建立“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在日本通称为GHQ)。麦克阿瑟看后大为不满。该“草案”保留明治宪法的原有体系，虽然增加了议会的权力和保障言论自由的条款，天皇依然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拥有者和民族精神的造化者。美国人曾形容明治宪法是“普鲁士君主立宪的父亲和英国大陆法的母亲产生的奇怪的混血儿”。而现政府继续推行“国体护持”方针，搞所谓“一亿总忏悔”(旨在把战争责任转嫁在一亿国民身上，掩盖战争罪行)，实际上是将日本人重新聚集在天皇麾下，架空占领政策。
麦克阿瑟退回了币原案，决定剥夺日本人起草新宪法的权力，于是他命令GHQ民政局单独起草宪法。麦克阿瑟将一张纸条交给局长惠特尼，上面写了三条意见：一是天皇仅为国家统一的象征;二是放弃交战权;三是铲除封建制度。这实际就是形成新宪法三原则的基础。惠特尼立刻着手日本新宪法的起草。他召集以青年军官为主的25名美国人(包括一名女性)组成新宪法起草班子。这些人的专业背景不相同，唯独没有立法专家，只有两人有律师经历。班子成员有着明显特点：年轻，崇尚进步。他们中最小的只有22岁。
犹太军官领导起草班子
这个起草班子的负责人是民政局次长盖迪斯。盖迪斯1907年生于纽约犹太人家庭，哈佛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成为开业律师。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盖迪斯对罗斯福推行政府干预经济的“新政”大为赞赏。当时一批青年人积极参与“新政”，形成美国社会中一股进步力量。盖迪斯的导师是法兰克福学派(罗斯福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支撑)的著名学者，其追求进步的思维体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二战爆发后，盖迪斯被派到欧洲从事对德情报工作，1945年又从欧洲来到日本，协助惠特尼工作。
宪法起草这样的工作，即便是专家，也得花上不少时间，但这群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不分昼夜奋战，仅用7天就完成草案。其中最关键的第9条(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拥有宣战权等)的主笔就是盖迪斯。他是民政局中最不妥协的人物，在他的强烈坚持下，明治以来被视为忠君教育的“法典”——“教育赦语”被废止，皇权在意识形态上被彻底切断，日本实现了真正的民主。而团队中唯一的女性碧特·史洛塔(父母是乌克兰裔犹太人)，在新宪法中增加了一些女权相关的内容，后来她出了一本书，名叫《那间屋子里唯一的女人》。
1946年2月13日，新宪法草案送交日本政府。不久，吉田茂(1946年5月-1947年5月担任首相，此后共5次担任首相，把密切日美关系作为执政基础)上台，务实而保守的吉田茂为了早日从美军占领下独立，尽快与美国“和谈”，选择了服从。最终，新宪法中浓缩了普世公认的三原则：尊重人权，民主主义，和平主义。
1947年5月3日，新宪法正式实施。盖迪斯也因此被称为日本宪法的设计者。不过，盖迪斯和日本政客的较量没有结束，越来越让政客们不可忍受的是，盖迪斯还坚决反对右翼人士入阁。吉田茂恨不得立刻赶走这个得罪不起又接受不了的美国人。
桃色事件背后的阴谋
吉田茂终于等来时机。GHQ参谋部情报二部(G2)主要负责治安和控制报纸、广播等传播媒体，它与民政局在占领政策上一向有分歧。G2的部长叫威洛比，是个德裔美国人，做事勤勉、处事果断，是麦克阿瑟的两把“怀刀”之一(另一个是惠特尼)。但他的另一面是独断专行，刚愎自用，在GHQ内部被戏称为“小希特勒”。他对民政局带有左翼色彩的政策一向不满，据说他尤其对盖迪斯耿耿于怀，但一直找不到报复的机会。
一个小插曲改变了盖迪斯的命运。一天，已经结婚的盖迪斯与一位端庄秀丽、气度不凡的日本子爵夫人“不期而遇”。这位贵夫人名叫鸟尾鹤代。两人一见钟情，盖迪斯成为子爵夫人家中的常客。然而，一次次的幽会都被一双幽灵般的眼睛严密监控。盖迪斯夫人阿丽娜赴日探望丈夫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一个男人以低沉的语调对她说：“夫人，恐怕您还不知道，您的丈夫正在和一位子爵夫人热恋。”结果，盖迪斯与妻子的婚姻破裂。麦克阿瑟随后做了一个特殊决定：允许高级军官的家属来日本与家人同住。但桃色新闻已使盖迪斯难以留在日本，麦克阿瑟以出差的名义将他派回华盛顿。
后来有人说，这起“意外”是威洛比的“杰作”。这件事还有多个版本，有的说子爵夫人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日本有野史专家分析，此事与吉田茂有脱不清的干系。日本方面为GHQ专门安排了一名负责联络的人物，此人叫白洲次郎。他既是吉田茂的亲信，对GHQ也言听计从，被GHQ称为“最能够服从的日本人”。白洲和GHQ混了个烂熟，他认准盖迪斯是民政局里最难缠的对手。有人分析是白洲将事情透露给了威洛比，而背后吉田茂的影子也消除不掉。
盖迪斯再也没有回到日本，1948年5月3日，他辞去民政局次长职务。后来他继续从事律师职业。1992年，90岁的盖迪斯在纽约辞世。盖迪斯的遭遇实际上还有更深的背景，1947年以后，世界两大阵营对峙的态势已显，华盛顿开始悄悄改变对日本的占领政策，要将日本变成反共的前沿堡垒就必须对左翼“踩刹车”。今天日本国内有右翼说“犹太人为日本制定了快速实现共产主义的宪法”，实际上是搅浑水的无稽之谈。
而威洛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为麦克阿瑟提交的分析情报认为中国不会出兵，结果麦克阿瑟深信不疑，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战略误判。威洛比退役后去了西班牙，当了独裁者佛朗哥的私人军事顾问。1972年，他在美国去世，享年80岁。
作者：岳光 来源：文史博览·文史 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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