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异乡记》是张爱玲在一九四六年由上海往温州找胡兰成途中所写的札记。山遥路远的痛苦心境，今人读来依然令人唏嘘。虽是残稿，因为多处可与张爱玲文本比对，价值仍高。语言密度极高，比起20世纪70年代她在美国动笔的《小团圆》更耐读。
关键词：张爱玲；异乡记
寻找，是步入异乡的开始。胡兰成的多情，成了张爱玲一生痛苦的根源和无法翻越的障碍。她的后半生，不断的反刍这段心碎神伤的过往，形同精神上被判了无期徒刑。被绑架囚禁于黑屋的不是曼桢，而是张爱玲的余生。
一、人在异乡满凄凉
他乡，他的乡土，也是异乡。日本战败，胡兰成为躲避拘捕，偕旧识斯家的小妾范秀美相伴掩护，逃亡至范秀美的娘家温州，二人姐弟相称，途中已成夫妇之实。张爱玲千里迢迢自上海来探视，被安置在旅店20天，胡兰成对人介绍张爱玲是他妹妹，与范秀美倒成了公认的。张爱玲本来是为了让他在她和武汉的小周护士间二选一，现在却又换成孀居妇人，可想而知，张爱情是何等狼狈、痛苦屈辱、绝望愤怒。而在来的路上张爱玲还想着胡兰成所在的温州城“就像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现在却“只有长度阔度厚度，没有地位。”
如今从《异乡记》看来，张爱玲是早就预见了绝望，却还是来了。每接近一步，就像愈接近绝望。异乡带给她处境的难堪，就像一条粉红色湿漉漉的毛巾无处可放，一路握在手里，冰凉的，像小孩子溺湿了裤裆，老是不干，“老有那么一块贴在身上，有那样的一种犯罪的感觉。”
《异乡记》中的沈太太在火车上眼见人们说笑，闹哄哄的，反思这些人为何不为明天的生活和生命、情感惆怅，而她却在这异途、异乡竟是为寻找一个尚不知生死的男人而来。在这群生动的人海里，她是安静和迥异的。或许，他们的未来都是可期，或在其生活的时间和空间里，是可以触摸和接近的；至少是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在他们的心里。而沈太太，走上异乡是为了寻找不具备确定性的人和事。她的心理被不确定所占据，被担忧的期望所占有，愈为孤聊伤楚。所以，这异乡的基调在心里。纵然浮生喧嚣，多少欢笑悲苦都不及情愫下的心海煎熬，羡慕尤甚，嫉妒颇多，失落常长。同在异乡的人如此欢乐，在异乡的沈太太如此凄凉。
二、语言密度高
凄凉是感情的心境，旅途之上并非多沉浸那样的心境之中。异乡的人和异乡的风情都在。《异乡记》中的小幽默颇多。比如火车上猜早餐吃的是什么那对男女；逃票不成表演脱口秀挽救颜面的那个兵士；游西湖时撕破了裤脚的闵先生的舅子的情绪落差；货车上立志要做交际花的那个女人；饭馆里羊吃菜时她内心的纠结；乡下文明结婚，证婚人、主婚人、介绍人都要用印，却不管你有印没印，没印就虚虚地比画一下的荒诞无稽；闵先生说了句“我们越吃越便宜了！”她于是引申他们的旅行是“春蚕食叶”——“一路吃过去的”；那个日日生活在危局中的茶馆老板；闵先生的舅子坚决不坐独轮车，因为“一身雄纠纠的青年装，猴在上面太不是样。”这些情形在沈太太的世界里是不常见、甚至不多见的。这里的致笑因素似乎在说服自己从凄楚的阴霾里走出来，或也未知。
《异乡记》高密度的幽默之外，是高密度的人物刻画。如：“他身材矮小，爆眼睛，短短的脸，头皮剃得青青的。头的式样好像是打扁了的；没有下颏，也仿佛是出于自卫，免得被人一拳打在下巴上致命的。” “那女人年纪不过三十开外，团团的脸，搽得‘胭脂花粉’的。肿眼泡，乌黑的眼珠子，又有酒涡又有金牙齿，只是身材过于粗壮些。” “堆着两肩乱头发，焦黄的三角脸，倒挂着一双三角眼。” “肌肉一条条往下拖着的‘狮子脸’，面色青黄，由于极度的忍耐，总带着酸溜溜的微笑。” “生得有一点寡妇相，刮骨脸，头发前面有些秃上来了。她的比喻也总是陌生的角度，传神中透着苍凉与暗淡。她说钱庄的伙计像“蜜饯乳鼠”；打杂的 “像童话里拱立的田鼠或野兔。”天，像钢盔。脚夫，“像新官上任”，快捞快撤。火车上的兵，“一个个都像油条揣在大饼里。”生命，像一个个小布包，“即使只包着一些破布条子”。火车上妇人叉开腿烤脚，露出白色棉毛裤的裤裆，“平坦的一大片，像洗剥干净的猪只的下部。”从农舍冒出的炊烟，像“生魂出窍，魂飞天外，魄近九霄。” 中国的厅堂，“总有一种萧森的气象，像秋天户外的黄昏。”庙会里追逐彩球的狮子，一次次扑空，“好似水中捉月一样的无望”。“太阳像一条黄狗拦街躺着,太阳在这里老了”更是让人拍案叫绝。
高密度的生活情态和人物白描，除沈太太触景生情、自省反思之外，是对别样生活情态的思考、忧虑和感受。虽然札记里行文没有说如果，却其实篇篇如果——那么真切，那么不可触及。眼见这些平淡的人和事，沈太太笔下的动物也酸楚和空落。 “这头羊和一屋子的吃客对看了一眼，彼此好像都没有得到什么印象。它又掉过头去向外面淡绿的田畴‘咩～～！’叫了一声。”；猪“短短地咕噜了一声，像是老年人的叹息，表示这班人是无理可喻的，从此就沉默了。”；“脖子一探一探的，提心吊胆四处踏逻。但是鸡这样东西，本来就活得提心吊胆的。”一只母鸡跳上桌子，啄那粉紫脸盆儿上的小白花，当它是米，“我看了不知为什么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那一剎那好像在生与死的边缘上。”
从另外的一个视角来看《异乡记》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描摹，饱含着同情和无奈。火车上嘻嘻哈哈年龄像学生的士兵，“看着很难过”。七八十岁的老妇人找瞎子算命，追问：“到底归根结局是怎样的呢？”她“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小商人谈生意经，极小的赚头，讲来脸上一种“异常险恶的表情”，她“觉得惨然”。一对农人夫妇，半天时间里，各做各的事，一句话没有，“看着他们，真也叫人无话可说。”一群乡下孩子挤挤挨挨在汽车车身前照镜子，吃吃地傻笑，“仿佛他们每个人自己都是世界上最滑稽的东西。”她问：“真的是我们的同胞么？”流亡学生衣着污旧、长发油脸、言行举止粗糙放肆，“怎么这样地面目可憎呢？……是一个动乱时期的产物吧，这样的青年。他们将来的出路是在中国的地面上么？简直叫人担忧。”等等。 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苦难，正在遭遇和将要面对，都有对等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描写，似乎是对生活的领悟，对即将要面对的事情和人的释怀。此时的沈太太，亦多矛盾。为什么没有想要的生活，没有期冀的未来。
《异乡记》该是烟痕色的，烟一般的灰，烟一般的惆怅，演绎的依旧是“短的是人生，长的是磨难”。
参考文献：
[1]孟玉梅，读张爱玲《异乡记》，五台山，2011（2）.
作者简介：陈玮(1991--) 女，安徽池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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