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提要】
魏晋南北朝所存“纸”字意义关系重大， 影响 深广。该时期 社会 用字，书体 发展 ，各体皆备，可以适应于不同的文体、使用于不同的场合，与文体发展特别是与书面文学发展的关联更为直接。而书体的完备，除了文字系统楷化完成过程中自身发展的 规律 外，主要取决于物质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物质的因素，当时就是书写介质转换的实现即纸张在魏晋南北朝真正普遍进入日常书写领域；社会的因素，则是家庭教养的积累和崇尚书艺的社会需求。魏晋南北朝文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体裁流别，在这个过程中，注意到书体的发展和介质的转型，自会有助于某些内在联系的发现。
唐抄本“纸”里所包孕的材质、工具及其他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用字的媒介体质空前繁富。石刻、纸张、简牍等文字载体，应有尽有。其中的纸张，是新出现的书写介质品种。观察魏晋南北朝文字发展，不能不留意介质转换，也就不能不首先讨论一下这个“纸”字。在现存考古发现的纸质材料 时代 较晚的情况下，人们首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文字的记载。现在通行的大徐本《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成书于东汉，也就是跟传统上所说的蔡伦造纸差不多相同的时代，但该本已经过了唐宋之际的修改，存在若干传抄变异。该本“糸部”收“纸”字，并 分析 说：“絮－苫也。从糸氏声。诸氏切。”其中的“－”，是如何用来界定絮、苫关系?其实一直是模糊不清的。 目前 比较有影响的解释是，“絮－苫”揭示了由絮到纸的加工生产过程。这样一来，絮、苫之间的“－”符，似乎兼具了解释词和数量词功能。
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按照制造程序作过细致的联系：
我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发明了造纸和纺织，在《说文》里，这方面的资料也非常丰富。综集起来，可以了解古代手 工业 的制作 方法 和制作程序。这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上的伟大创造。我国的造纸术，据史书的记载是后汉时代蔡伦创造的。晋代范晔的《后汉书》上说蔡伦“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成称蔡侯纸。”其实，造纸决不是一个人发明创造的，也决不会是没有前人的经验、突然创造的。在蔡伦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发明创造了纸。《说文》已有纸字，它说：“纸，絮一箔也(从段改)。”可见周秦时代已经发明了造纸术。大概最初是用乱絮造纸。絮是丝麻剩下的碎乱的继。古人把这种东西或者续在袂衣里御寒，犹如今天的棉花(我国古代没有棉花，南北朝时才由印度传入，见俞正燮《癸巳类稿》)；或者用来造纸。造纸的方法，是把乱絮沤在水里，再漂丽擎之，使乱絮碎散为末，成为纸浆。再用箔使纸浆漏去水分，成为平匀的薄片，曝干后即成纸。……什么是箔?《说文·竹部》：“箔，潎絮箦也。”《广韵》：“箔，漂絮箦。”扬雄《方言》卷六：“床，齐鲁之间谓之箦。”注：“箦，床板也。”《说文·竹部》：“箦，床栈也。”可见古代造纸用拼合碎木板为借。段玉裁说：“澈絮箦即今做纸密致竹帘也。《糸部》曰：纸，絮一箔也，谓絮一箔成一纸也。纸之初起，用敝布鱼网为之，用水中击絮之法成之。纸字箔字载于《说文》，则纸之由来远矣。”
陆宗达的上述解释，是依据段玉裁的改字改注。钱存训教授对汉字载体作专题 研究 ，所着《书于竹帛》同样涉及这个 问题 ，但又不同意段氏的改动：北宋《说文》从廿(笔者按：一符之混淆，下同)，后人改为“笛”，从竹。《说文》谓“笛，折竹箠也”，似与造纸无关，故段玉裁再改为“箔”，又加水旁，适合其“以澈絮箦”释造纸之说。今人释“纸”字，大多从段说，其实所据有误，应该仍照旧本从甘作“苫”。《说文》称“苫，盖也”，《尔雅·释器》云：“白盖谓之苫”，徐锴曰：“编茅也。”大概是指用茅草编成的一种席，作为覆盖之用。因为透水，可能最早造纸时，即用以承载在水中击碎的敝絮，水中的纤维体附着于席上，待水流去，便黏合为一张薄页，干后即成为纸。这种偶然的发现成为最初造纸的意念，应该是极可能而顺理成章的事。但古代的帘模大概是草类编成，用竹丝编帘应是以后的发展。
其他还有一些大同小异的说法，根据都是大徐本贮存的《说文》有关“纸”字结构分析。这些辗转推测解释，我们在有关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段文字发展的调查过程中发现是有问题的，这里撮述其要点
首先，相关楷字数据库调查表明，现存传抄《说文》各种版本，絮、苫之间的“一”符，兼具解释词和数量词功能，这种体例是罕见的。除此之外，未见其他任何用例(《说文·隹部》：“只，鸟一枚也。”为物量数词)。而《说文》释义分析采用“一日”的方式，则是其通例。《说文》释义多以“一日”并出义项，揭示义项间或为条件，或为因果，或为同源，或为并列等等逻辑关系。据我们课题组所研制的传世字书楷字资源库统计，大徐本《说文》在释义过程中使用“一曰”之例凡775处。
其次，成书于南朝·梁代的《原本玉篇·糸部》(下简称《原本》)，援引了当时所见《说文》记录：“《说文》：纸，箁也，一曰絮也。或为帋字，在巾部。”以《原本》为传抄依据的唐抄本《篆隶万象名义》(下简称《名义》)，也保存了有关记录，而且两者所存义项次序皆一致：“纸，之是[反]。箁[也]，絮[也]。”这里所引《名义》传抄义项，作为“语已词”的“也”字皆抄省。这涉及当时“抄”字原本不同于今天的抄写，而是“摘录”的体例问题(参见下文)。《原本》援引《说文》作“纸，箁也，一曰絮也”，其中的“箁”如何理解?这是准确揭示“纸”里所包孕天地的关键。首先《原本》、《名义》等字书都着眼于材质，将“箁”解释为“竹皮”，此其一。也有字书韵书着眼于工具，从功能角度来解释“箸”为竹网，此其二。看来，笤或作□，本质就是竹箬，竹箬就是竹皮，而竹皮所编织的网，作为“沉水取鱼之具”也可以称“箸”。毋唐费词，作为沉水取鱼之具的“箸”，其功能首先是用来过滤流过的鱼，但也同时积淀了漂流经过的絮状物。在晾晒渔网的过程中， 自然 也会发现这种絮状积淀物形同后来加工特制的“薄纸”。
再来看与“箁”相关联的“絮”。□、箸音同，结、箸亦皆同从音得声，《名义·糸部》：“纟咅，匹甫反。治敝絮。”同部“纩，口旷反。绵也。絮(絮)也。纰，上字。”由沉水取鱼即过滤留鱼，到用于整治敝絮，功能有了发展，而作为工具则同。至此，从《原本》所见南北朝时代的《说文》，以及唐代传抄《原本》的《名义》所贮存的信息来看，人们已经很自然地将“箸”与“絮”两项关联起来，用来揭示“纸张”的诞生历程。
《原本》所见南北朝时代的《说文》以“一曰”并出义 项，揭示义项间存在的工具和材料、条件和结果的逻辑关系。首先以“笤”释纸，实际上是着眼于制造纸张所用工具；而又出“一日”之训，则是解释制造纸张所用原料。早期的纸，从工具制作而言要通过竹网的过滤工序，从所取基本原料而言，主要是麻絮一类的材质。因此，就其功能而言，早期的纸张可能主要还是用于服装包裹等等，而不大可能直接就作为单纯的书写材料。上举《后汉书》关于蔡伦造纸，提到“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应该句读为“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按照并列连词的使用习惯，“鱼网”并不跟前面用“、”“及”所关联罗列的“树肤麻头敝布”相并列。其中特别要提到鱼网，就不仅仅像通常作为跟破布、麻头之类等量齐观的“原材料”来理解。设若果真比列联类，充其量相当于烂绳子。然则，不必特别提出鱼网。基于此，《说文》此处的“一日”之训，实际关联了有关制造工具和制作材质。上举钱存训教授所提到的《东观汉记》卷二十也说：“造意用树皮及敝布，鱼网作纸”，我认为这就是“箁”所构成的竹制席状鱼网，而不可能是过去一般所简单理解破烂丝织鱼网之类的废旧原料。
睡虎地秦简所见“网”字尚未从糸构造，字作从网亡声结构，《九店楚简》等战国楚简也没有使用从糸的“网”字，只使用过两个从网亡声形体。真正成批使用从糸结体的“网”字，还是南北朝时期。如北魏《侯刚墓志》“密网初结，有触即离；霜风暂吹，所加必偃”，东魏《张法寿息荣迁等造像记》“缯网”，北魏《尔朱绍墓志》“干纲再造，地网惟新”等等，已皆使用“辋”字。而《庄子》“肱箧”篇“钩饵网罟罾笱之智多，则鱼乱于水矣”，传世宋刻本等皆使用“网”字，而中唐时代的敦煌抄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尚皆用“(冂又)”字。
这类竹制席状鱼网，基本的功能在于过滤。所以，俗语所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许是保持渔网过滤功能所必须的时间周期。 中国 古代社会，渔业发生很早。《诗经》里所描写的“ ”，可能就是这种过滤竹网的早期雏形。像《诗经·小雅·鱼丽》：“鱼丽于罶。”毛传：“罶，曲梁也，寡妇之笱也。”《国语·鲁语上》：“水虞于是乎讲罛罶，取名鱼，登川禽。”韦昭注：“罶，笱也。”
基于此，纸字形体可以替换巾符为帋。南北朝就用从巾的纸字，除了《原本》上面的记录，又见于《名义》：“帚，之氏反。箁也。纸字。”唐宋之际改定的《宋本·巾部》：“帋，之尔切。亦作纸。”(下简作《宋本》)看来，不论哪种情况，都着眼于纸的材质与功能。
现存所见出土 文献 “纸”字使用情况，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用纸字，如魏晋南北朝石刻《元钦墓志铭》用纸字，使用的都是从糸氏声结构，其余尚未之见。另外，“着于竹帛”的着字，本字结构从糸尾声，着、尾古音尚未分化，出土战国楚简如《郭店楚墓竹简》所援引《缁衣》篇就是如此构造。
语言文字反映事物发展以至于作出相应调整，往往是滞后的。我们按迹推原，既不能以后起的意义去机械套用其原始意义，同样也不能将原始的意义跟后起的变化意义物论齐一。解释者将《说文》原本所贮存造纸题中应有之义的鱼网工具遮蔽了去，而又将比附进来的鱼网工具当做了造纸的下脚料；宋代大徐本《说文》所载“絮一苫也”，传刻失例破体，段氏改注，今人以讹传讹，皆不得其溯。“纸”里所包孕的丰富内涵，代远言湮，解人难索。
纸张广泛使用的书体发展意义
《宋本·糸部》：“纸，支氏切。蔡伦所作也。”东汉蔡伦 总结 制作出比较方便实用的“蔡侯纸”，纸张的使用才开始进入到推广阶段。公元3—6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是造纸的发展阶段。考古研究表明，纸张开始并不是作为书写用途出现的。直到西晋时作为书写功能还是简、纸并用，东晋以降，便不再出现简牍文书，而几乎全是用纸了。经过东汉改进制造技术的纸张，到魏晋南北朝成为社会用字的主要载体，较之其他书写载体，极大地拓展了文字书写的自由空间。只有纸张作为新的书写载体真正走向社会 应用 ，书家辈出，个性呈现，才真正具备了物质基础。“洛阳纸贵”之类的成语，也是出现于晋代(语出《晋书·左思传》)。
一般认为楷字始于东汉，这当然指的应是广义的楷书，即包含主体属于隶书的类型。三国的吴国《走马楼竹简》整体上已经处于由隶向楷过渡而近于楷的倾向。经过魏晋南北朝石刻、简、纸等载体使用，隶变解体之后的汉字，不断传承变异，使得楷书获得发展，作为书体类型真正成熟。不过，唐代以前，楷书亦兼指八分书与隶书，因为相当数量的楷书，还是处于由隶到楷的过渡形态。不仅用字过程隶、楷并行，即碑刻用字，部件记号的选择，正俗的取舍，尚处过渡阶段。宋本《玉篇·木部》：“楷，木名，孔子冢盖之树。又楷式也。《礼记》曰：今世之行，后世以为楷。又音皆。”唐代传抄南北朝《玉篇》的《名义》：“楷，法也，式也，模也。”《法书要录》卷七引唐代张怀瑾《书断·八分》：“(八分)本谓之楷书。楷者，法也，式也，模也。”《名义》释义“法也、式也、模也”等项，即来源于此。汉代史岑《出师颂》：“允文允武，明诗悦礼，宪章百揆，为世作楷。”《法书要录》卷二引南朝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之二：“此书虽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间细楷，兼复两玩。”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跋汉太尉刘文饶碑后》：“想文饶之高风，玩中郎之妙楷。”这里已经将东汉蔡邕的书法作品作为“妙楷”来玩味了，不过，从现存东汉用字实物来看，这里所谓的“楷”，基本上是广义的理解，而且主要还是指隶书。
狭义“楷书”，作为汉字书体之一，由隶书演变而来，通行至今。楷书又称正书、真书、正楷。以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楷书。真正将楷书作为从隶书演变而来的独立书体类型、与隶书相并列、作为狭义书体类型进行传承定形的阶段是唐代。这个时期楷化规整的标准呈现为两类：一是开成石经代表的字样标准，二是《五经文字》、《干禄字书》等字样书代表的字样标准。但后者有的又经过了传刻，所以，真正的楷字标准是唐代所保存的石刻字样。清人钮玉樵辑《觚剩初编》“石经”条记述甚详：“余既购西安石经全本，而未详书者姓名及刊立始末。走书频阳，询李子德内翰。李遣其嗣子叔青往盏厔从赵子函家抄示云：唐天宝中刻九经于长安……太和七年，敕唐言度复定石经字体，于国子监立石，九经并《论语》、《孝经》、《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卷。开成二年告成……按六朝以前用分隶，今石经皆正书，且多仿欧虞法，知其唐人书无疑。《礼记》首《月令》以尊明皇，讳纯字以尊宪宗：又知其非天宝以前人书矣。则今西安府学石经，乃唐文宗敕定，而成于开成时者。”中唐传抄敦煌文献所使用楷字，基本已经体现出通行楷定的风格。如我们以出自一人之手、风格统一、时代明确的《敦煌本庄子南华真经辑影》作为对照楷字传承定形时间层次的文献用字，统计发现两个特点：一是该时期所有定形的楷字都来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楷字；二是一部分呈现某些变异特点的楷字，也都是传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楷化结果。
《颜氏家训·杂艺篇》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用字转形的背景情况：“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前上为草，能傍作长之类是也。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遂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
吕思勉从晋南北朝学术系统，专节讨论当时纸张真正进入书写领域之后，魏晋南北朝 社会 用字情况。欲救文字之乱，必当厘正字书，当时官家，亦有为之者。《梁书·萧子显传》：“子恺先是大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详略未当。以恺博学，于文字尤善，使更与学士删改。”《魏书·太祖道武帝纪》，天兴四年，“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日《众文经》。”《周书· 艺术 列传》，太祖“命赵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论者按“钞”字之义，今古不同。今云钞者，意谓誊写，古则意谓摘取。故钞书之时，删节字句，习为固然。两晋南北朝，此习未改。《颜氏家训’书证篇》云：“‘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词。河北经传，悉略此字。其间有不可得无者。”根据这类社会习惯，由于顾野王原本《玉篇》书证繁复，使用不便，可能当时就有这类“钞本”，成为《名义》传抄的根据。作为系统内部的证明，我们现在看到的传抄本《篆隶万象名义》，一是删除了书证，只存义项用字；二是所有义项后面作为语已词的“也”字，也悉被删除干净(上引该抄本有关文字我以[ ]形式补充出了抄省的“也”字)。还有系统内部的证明，就是《名义》虽然来自原本《玉篇》的传抄，但又存在若干差异，仅反切用字《原本》残卷与《名义》之间就存在二百余处差异。我调查的结论是：唐代曰释空海传抄的 内容 ，跟原本《玉篇》属于同一系统，但可以肯定不是现在我们所见原本《玉篇》残卷的抄本。现在所见日本东京大学所影印高山寺藏本《篆隶万象名义》卷第一之下标识“东大寺沙门大僧空海撰”字样，似乎可以说明，唐代日释空海传抄，也许根据当时已有可供“撰写”而不需“抄取”的删节本。
《魏书·列传第六十九》：“刘仁之，字山静，河南洛阳人。仁之少有操尚，粗涉书史，真草书迹，颇号工便……性好文字，吏书失体，便加鞭挞。言韵微讹，亦见捶楚。吏民苦之。而爱好文史，敬重人流。与齐帅冯元兴交款，元兴死后积年，仁之营视其家，常出隆厚，时人以此尚之。”《北史·乐逊传》：“逊舆榇诣朝堂，陈周宣帝八失。其七曰：诏上书字误者，即科其罪。”吕思勉特别注意到，当时人士，于小学多疏。他提到的根据是当时有些着名学者，对于古文字已经了解甚少。如王僧虔善识字体，已不能真识竹简古书。有的人士甚至连秦汉间字体亦非常陌生。对于这类现象，我认为，翻过来似乎也可以说明，两晋南北朝社会用字的转型期已经完成，即今文字已经完全取代古文字，楷书为主体的今文字已经完备且趋于定形。古文字作为社会用字的主体，早已退出书写领域。作为交际工具，弃置日久， 自然 相忘。
书写空间扩展趋向自由，是需要一定物质基础的。直接的因素，就是纸墨的完备。纸张既如上述，但用于书写的纸张，开始也不可能廉价走人寻常百姓之家。相当长时期之内，“敬惜字纸”除了民俗文化信仰的反映，更是当时纸张价值不菲的体现。清代学者梁绍壬留意到时人对于“废纸”的处理，也许关乎书写载体介质局限因素，同书又特举古代笺牍中将人名双字者省简为一字的现象。吕思勉曾经列举了大量好学书而乏纸张的动人史料。但是，两晋南北朝书写者自己就能制造纸墨，则已经见于正史文字。像《南史·张永传》所载：永有巧思，纸墨皆自营造。宋文帝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了不及此也。而《梁书·列传第四十三》则记载：“袁峻，字孝高，陈郡阳夏人，魏郎中令涣之八世孙也。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讷言语，工文辞。”逮至南北朝，家贫好学者，没有力量购书，但却可以有纸抄写。这表明纸张作为书写材料：已经相当普遍了。
物质因素具备了，而当时版刻尚未通行，南北朝还出现了从事书写的专业户。《魏书·列传第四十三》载刘芳曾为诸僧佣写经论：“刘芳字伯文，彭城人也……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至有易衣并日之敝，而淡然自守，不汲汲于荣利，不戚戚于贱贫。乃着《穷通论》以自慰焉。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北史》卷九十则载蒋少游以佣书为业：“蒋少游，乐安博昌人也。魏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吟咏之际，时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佣写书为业。”《梁书·孝行传》记载沈崇傣，佣书以养母。《南史·孝义传》则记载庾震桑父母，居贫无以为葬，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济。这种或以书为雇佣的关系，或以书为业解决贫困 问题 ，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书写需求。
基于上述，可以将纸张获得广泛使用，作为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字 发展 的物质因素来看待。
书体自觉作为魏晋南北朝家庭社会 教育
魏晋以来，门阀士族阶层形成并得到发展。“门户”一词，为当时社会日常高频用语。陈寅恪论北魏前期的汉化问题，特别提出：“有一点可以注意，在南北朝初期，所谓胜流，不必以高官为唯一的标准，即寒士有才亦可目为胜流，非若南北朝后期魏孝文帝的品目门第胜流，专以官爵的高下为标准。《魏书·卢玄传论》云：‘卢元绪业着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其文武功烈，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范阳卢氏在 政治 上的地位不及清河崔氏，其所以见重于时，主要在‘德业儒素有过人者’。德业儒素，即所谓人伦。东汉以来评论人物，标准有两条，一为姓族，讲整个家族；二为人伦，讲个人才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借以集事。”“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南史·刘系宗传》中齐武帝也这样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相互印证，即可看出当时士族高门的社会风尚。
汉魏盛行乡党清议之风，月旦人物之评。两汉录用人才，大抵由于征辟与选举。而征辟与选举，则唯以乡党清议为标准。《后汉书·许劭传》：“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应劭作《人物志》，辨别人性， 分析 才能。傅嘏论才性，见《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曰：“嘏好论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钟会作才性同异之论，《三国志·魏书·钟会传》：“钟会字士季颍川长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南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其体例为“德行”“言语”等分类，原本就是人物的品评谈资，为汉末魏晋南北朝社会品评风气的直接产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钩玄：“所记分三十八门，上起后汉，下迄东晋，皆轶事琐语足为谈助。”
在重视社会品评的风气 影响 之下，为了使家族地位不至于式微成寻常百姓，家庭教育受到了空前重视。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这一反映上流社会系统家庭教育的巨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从颜之推的专门论述来看，当时的家庭教育内容主要是强调“德、艺”两个方面：既重视儒学经籍，又注重家传技艺；既以儒学传家，又沾染玄风；既重视艺能教育，又强调门风传承。“名实”第十开宗明义：“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勉学”第八强调：“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当时所谓的艺能，为士族大家所普遍重视者，大要有两端：一是文学，一是书法。东晋南朝最着名的两大门阀家族陈郡谢氏和琅邪王氏，其家学教育，一以书法为主，一以文学为主，典型地代表了当时的家教观点。
《颜氏家训》除了“序致”第一，就是“教予”第二。在该篇中，特别提到“书疏”，根据王利器《集释》，“书疏”为南北朝人习用语：颜氏本训后面“杂艺”第十九篇亦有“书疏尺牍，千里面目”之语。“杂艺”专讲“艺能”，开篇即这样强调：“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书疏尺牍，千里面目也。’”“杂艺”篇，突出反映了颜氏的“艺能”观，特别是为南北朝所普遍重视的“书艺”在“艺能”中的地位和社会风尚：
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唯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日：“吾着《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梁氏秘阁散逸以来，吾见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尝得十卷；方知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诸书，莫不得羲之之体，故是书之渊源。萧晚节所变，乃是右军年少时法也。
……唯有姚元标工于楷隶，留心小学，后生师之者众。洎于齐末，秘书缮舄，贤于往日多矣。
上述诸条所及，王羲之、萧子云等人，皆有过人才识。而当时为社会所推崇者，无一不是在书艺方面，可见时俗所重。翻检《晋书·王羲之传》和《梁书·萧子恪传》：“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凯，凯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瞰。凯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子云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赏，随世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着《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语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势而已。十许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澈字体；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犹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其书迹雅为高祖所重，尝论子云书曰：‘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实，当与元常并驱争先。’其见赏如此。”
关于北朝的艺能问题，这里联系到陈寅恪关于“胡族的汉化”问题：进入中原的各族，都经历了汉化的过程。在文化方面，胡族上层的文化都很高。在匈奴族方面，陈寅恪曾举到刘渊、刘和、刘宣和刘聪等刘氏家族，所援引的史料是《晋书》。如其中一百零二卷《刘聪载记》略云：“刘聪，字玄明，一名载，元海第四子也……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着《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特别提及刘氏工于草书、隶书。
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治史者一向似未经拈出。在两晋南北朝大量墓志碑刻材料中，“工书”专门，往往勒石标榜，作为“盖棺定论”。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北魏《元悌墓志》记载“学冠书林、尤好八体”：“王讳悌，字孝睦，河南洛阳人也。折彩丽天，冻源带地。鸿光昭晰，清烂自远。祖重华迭曜，握天镜以临万国；考蹈德齐札，(扌怱)三事以调四气。王资灵川岳，居贞若性。博览文史，学冠书林。妙善音艺，尤好八体。器宇淹凝，风韵闲逺。丽藻云浮，高谈响应。”一个是北魏《元钦墓志铭》铭刻墓主“笔下云飞，纸上风起”，似乎生前尤工草书：“君讳钦，字思若，河南洛阳人也。恭宗景穆皇帝之孙，阳平哀王之季子也。长源与积石分流，崇峰共升极齐峻。丹书写其深玄，绿图穷其妙迹。固以备诸篆素磬于金石者矣。……君资五行之秀质，禀七耀之淳精。生而环奇，任维国秘，职司王言。笔下云飞，纸上风起。忠规良谋，内外称焉。”
正因为“书艺”在“艺能”当中尤为社会习尚所重，所以，颜氏对于南北朝所盛行的俗字就给予了特别注意。颜氏《杂艺》篇所反映当时的社会用字实际，风气煽被，确实遍及朝野，甚至出现政府当局出面，成批别造加以推广的情形。《册府元龟》：“后魏太武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余，诏曰：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可见政府当局也明确意识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独关乎文章，抑或在于文字。
书体发展与文体自觉
如上所述，两汉魏晋时期，社会盛行品评风气。当然，其中不同 时代 ，互有消长，固毋庸赘言。品评的标准，首重艺能。各类艺能之中，推崇文学和书艺。这从当时诗文评空前发达，文章流别的自觉意识，也可窥见一斑。士族高才风流放达，首先体现在善于以各种艺能优雅从容地应酬不同的场合。具体反映在文学的书体类型上面，首先就是“体”随“用”施，所“用”不同，“体”即变换。同样很难设想：古朴藏拙的篆文、四平八稳的隶书，如何适应于文体大备的魏晋南北朝文学。
调查表明，士族大家，众多才俊，往往书艺与文学兼擅。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学自觉与书体发达诸多因素的直接关联。有的专家讨论南朝士族大家起源形成过程中的政治、术业和 经济 因素关系，曾经列举两晋南朝20世家大族作为统计数据说明，政治因素有关者13家，术业因素有关者7家，而都与经济因素无关。士族起家，关乎社会体制和舆论风尚，关乎家庭文化教养。以门户为资本，自可优游于社会清要。论者以王氏为例，《南史·王筠传》中，王氏自诩家门七叶之中，几于人人有集。“考王氏一族中有文集者35人，475部；无文集而有文章流传于世者计34人。文士以羲之、韶之、融、俭、筠、规为最着。论书法则以羲之、献之父子为第一；导、廙、恬、洽、珉、僧虔、志、彬、僧佑、籍、珣等，皆以能书名。”可为书艺与文学兼擅的代表。统计者还以《世说新语》为材料范围，设计当时品评关注所在的主要项目，观察两晋名士的分类情况。其中，设定包括兼擅书艺在内的“文学艺术各有所成就者”为C项。这样的统计数据表明，在总共所涉及43名两晋名士中，含有C项者有22人，超过50％以上。当然，论者语料的选取，统计的 方法 ，存在一定局限。已不在本文调研范围，故不置论。
基于上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书体使用真正到了追求个性的阶段。这种书写上的自觉，主要体现在书写风格的自觉追求和使用场合的讲究。社会用字，要求各体皆备，以适应于不同的场合，协调于不同的文体。其用不同，体即有别。使用场合要与书体相统一的特定要求，体现了中古社会用字的“自觉”，促进了各种书体的空前发展。相关纸张介质的普及，促进了楷、行、草等各种书体的完备，书面文学走向全面自觉，才真正具备了基础。社会文字使用，讲究使用的场合和文字所记录体裁的配合协调成为可能，才是真正促成魏晋南北朝文体自觉的内在因素和基本条件。
梁启超着《 中国 历史 研究 法》，就直接从文化工具、着写传抄与文史的发展关系着眼进行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史大备。《隋书》“志”分列三十类，“列传”分列五十类，史部817部13264卷。列在正史者，就有范哗《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姚察及子思廉《梁书》，魏收《魏书》，等等，皆出自此时高门文士之手。谱牒方志，其时也空前发达。这种现象，梁启超分析原因在于：“史官制度，至汉已革。前此史官专有之知识，今已渐为社会所公有，此其一也；文化工具日新，着写传抄及收藏之法，更加利便，史料容易汇集，此其二也；迁书既善美，引起学者兴趣，社会靡然向风，此其三也。”
梁氏史论，特别揭出着写传抄文化工具作为直接的文史发展内因，可谓手眼跳出。自从鲁迅标榜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一说，讨论附和者实繁有徒。但通常情况下，人们看到的是皮相漫言，简单附会。所谓追求个性，遂致自觉。大类梁上君子，一跃即下，似可概乎言之。因为关系实际很简单：论者实在无法拿魏晋南北朝文学来证明此前战国诸子就不追求个性，也不能与秦汉文章形成此疆彼界的对立。文学有自身的发展 规律 及其体裁流别，但在当时，书体达到各体皆备，适应于不同的文体、不同的场合，与文体发展的关联至为直接。书体的完备，要取决于物质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物质的因素，就是书写介质转换的实现即纸张在魏晋南北朝真正普遍进入日常书写领域。社会的因素，则是家庭教养的积累和崇尚书艺的社会需求。学人曾专论南朝士族，其中注意到钱穆讨论魏晋南北朝时代学术文化与门第之关系：再则提倡声律，讲求裁对，精通书画，旁及杂技，殆无不与士族生活有关。此所以钱穆所云“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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