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作家作品为 研究 对象、沿袭传统古典文学研究思路的工作继续展开
以作家、作品为对象的研究是 中国 古典文学研究最重要的 内容 之一。在当前跨学科、多元化 方法 逐渐取得主流位置的情况下，这种常规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路也在不断被改进的过程中得到 发展 ，出现了数量众多的着作与论文。这些成果，根据其内容特征，大致可分为 文献 考证、思想透视、意象品评、流派研究、综合比较等类别。
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基本的文献工作可包括资料考证、文献整理等方面的内容。有关资料考证的工作，其重点约略可分为两个：一是因 时代 久远，与之相关的 历史 事件、文化内涵因被遗忘而成为考证重点的。如先秦文学研究中对《诗经》作品时代 问题 的考证，马银琴《西周早期的仪式乐歌与周康王时代诗文本的第一次结集》、《西周穆王时代的仪式乐歌》、《周宣王时代的乐歌与诗文本的结集》等系列论文，以《诗经》作品的时代问题为重点，分别考察了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及西周后期仪式乐歌创作与编辑的基本情况。刘跃进《蔡邕行年考略》、《贾谊〈诗〉学寻踪》、赵逵夫《赵壹生平着作考》、王立群《〈文选〉成书考辨》、《孟浩然集两首诗的作者考辨》、蒋寅《叶燮行年考略》等均可归入此类。二是流传过程中失落了作者及创作时代，因而成为考证中心的。如明清小说研究中有关《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作者考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志和《〈三国演义〉作者及版本问题研究评述》、吴圣昔《究竟谁是造物主：〈西游记〉作者问题综考辨证录》、沈伯俊《〈西游记〉作者补论》等。
在文献整理方面，主要的成果有刘毓庆《历代诗经着述考（先秦元代）》，陈铁民《王维诗选》、《高适岑参诗选评》，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扬忠《晏殊词新释集评》，以及陈祖美《李清照词新释集评》等。除专着之外，刘跃进《蔡邕着述摭录》，根据历代有关蔡邕作品的着录情况与现存作品，比较详细地考察了《月令章句》、《琴操》、《独断》等十二部蔡邕作品的真伪问题以及卷帙存佚情况。周建忠《〈九歌〉要籍解题》，则通过对1900 2000年间出版的十三部《九歌》做“解题”的方式，来了解研究《九歌》的历史与理解《九歌》的关键所在，达到治史的目的。另外，刘跃进《关羽目录》、陶礼天《〈司空表圣诗集〉辑佚考述》、杨镰《元诗文献研究》、刘世德《〈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等，都是与文献整理相关的成果。
通过对作品的 分析 来透视作家的心灵或阐述文学团体、思想学说的成因、内容等，这是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近两年文学研究的方向之一。如王德华《〈卜居〉、〈渔夫〉：屈原精神困境的揭示和对自我与 社会 的双重固持》、赵海岭《〈兰亭诗〉与东晋文的山水 自然 观》、刘铁峰《“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试论柳宗元诗歌在山水风物描写中的贬谪心态》等，均属此类。
“立象以尽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着特征。作为传统思维方式中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出现于文学作品中的意象或人物来把握整篇作品的主旨，进而考察与之相关联的文化现象，在近两年的研究中得到了延续。如胡大雷《从屈原的人生痛苦论〈离骚〉求女指寓》、黄琳斌《〈庄子〉畸人意象三题》、陶文鹏《论李商隐诗的幻象与幻境》，孙艳霞《元杂剧爱情戏中女性形象的叛逆性格及其成因》、罗斯宁《两个韩褗形象的比较———看市井文化对元杂剧书生形象的 影响 》等，都是通过分析意象与人物来研究作品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的文章。
文学流派是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现象，作家作品的研究，尤其是魏晋时代以后的作家作品研究，总是或多或少与一定流派研究发生关系，因而，流派研究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陈才智《〈主客图〉与元白诗派的成立》，通过对张为《诗人主客图》流传、研究情况的分析，确认了它在中国古代文论史、尤其是“诗派”观念形成史上的重要地位，提出《诗人主客图》不仅为我们研究“元白诗派”提供了 理论 根据，表明了对“元白诗派”主导思想的理解，同时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元白诗派”的成员名单。他的另外三篇文章———《〈主客图〉白派诗人考述》、《元白体名义辨析》、《长庆体名义考辩》也都可归入流派研究的范畴。
就某一类作品进行综合分析或对具有一定联系的文学种类或现象进行比较研究，是文学作品研究中的又一思路。如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从常明经试策、准明经试策、类明经试策、常进士试策、类进士试策、学馆试策、制举试策七个方面，对唐代试策制度进行了全面整理和细致辨析。张廷杰《宋词 艺术 论》分艺术发展论与宋词作家论两大部分，全面考察了宋词的艺术特色及词风流变。通过综合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文学现象及相关作品的单篇论文数量更多，如王洲明《楚骚与汉代抒情赋》，金明生《〈史记〉与先秦历史散文人物描写艺术比较》，莫砺锋《论晚唐的咏史组诗》，孙敏、刘尊明《孟浩然、王维山水田园诗比较》，张思齐《白居易闲适诗与基督教圣诗简论》、诸葛忆兵《南北宋词异同平议》等，不胜枚举。
2．历史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研究得到了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积极响应
文学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创作与传播，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发生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以历史的眼光观照文学现象时，历史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研究受到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重视。在古代文学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以具体的文学问题为切入点而展开的历史文化研究。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即是一部以具体的名物问题入手，全面考察与之相关的文化问题的专着。全书以《诗经》具体篇目为单位，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细致深入地考察了《大雅·公刘》、《小雅·大田》、《豳风·七月》等十六首诗中所涉及的名物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制度与文化。胡小伟《从〈乐府诗集〉所辑〈关背德〉、〈通荆州〉看三国历史上的荆州之争》，由《乐府诗集》中收存有关荆州战事的两首“吴鼓吹曲”入手，从探讨两曲来源及是否为“当时鼓吹”，进而讨论了两曲的史料价值及其反映的吴蜀矛盾、以及魏蜀吴荆州之争的真实原因与后续影响。王政《〈诗经·鱼丽〉与先秦生态观念略说》，由《鱼丽》毛传“取之有时，用之有道，则物莫不多矣”的物产养护、生态维系意识提出问题，进而以《周礼》、《国语》中的资料进一步证实先秦时代即产生了维系自然生物的思想观念，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生态意识在先秦时代的几种主要倾向：孟子“养”的理论、“生物链”的意识、荀子“时”的观念，以及在礼法对保护生态所做的种种规定。另如陈元锋《王安石屡辞馆职考论：兼论宋代馆职、词臣之荣显与迁除》，何新所、陈忠义《李贽评选〈坡仙集〉与明末文学思潮》，邹元江《明清思想启蒙的两难抉择———以汤显祖为研究个案》，郭孟良《〈金瓶梅〉与明代的饮茶风尚》等，也都是通过个案分析来透视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论文。
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出发来讨论文学作品的性质，考察文学观念以及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状态，是历史文化视野下文学研究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其研究成果以专着形式出版的，有饶龙隼的《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彭国忠《元佑词坛研究》等。《先秦诸子与中国文学》以先秦诸子文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旨在考述先秦诸子的文学活动状况，发掘先秦诸子文学的制度内涵：上编“文学创制”从创造精神、篇章体格、用象形态等层面，具体标示了先秦诸子文学的创造精神和发展性状；中编“前文学观”主要讨论了诸子《诗》说、诸子神怪论以及诸子互攻语境中的“小说”观，作者认为，这三个方面是古代文学观念的前期形态，是中国诗学思想、小说文体和小说观念的渊源所在，他总称之为前文学观；下编“用象制度”在略述先秦时代“观念具象”（即先秦诸子的用象形态）的演进历史之后，集中地讨论了观念具象的基本特征与语言形式。这部作品，不仅是诸子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对于整个古代文学而言，它所采用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从史官文化、门弟、科举、宗教、婚恋思想、商业、士子文化形态等七个层面，对唐五代小说的发生发展作全方位的文化探索。彭国忠《元佑词坛研究》则从元佑更化、元佑党争、元佑学术、元佑词人的词学观念等方面入手，全面描述了元佑及其前后30年间词坛的风貌。
结合历史文化制度的发展来透视文学现象的文章颇多，如马银琴的《〈毛诗〉首序产生的时代》、《春秋时代赋引风气下〈诗〉的传播与特点》即属此类。《〈毛诗〉首序产生的时代》通过分析《毛诗》首序解诗模式与周代礼乐制度之间内在的对应关系，就《毛诗》首序的产生时代问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看法，即它产生于《诗经》作品中被编辑的时代，它是周王室的乐官在记录仪式乐歌、讽谏之辞以及那些为“观风俗、正得失”的 政治 目的采集于王朝的各地风诗时，对诗歌功能、目的及性质的简要说明。《春秋时代赋引风气下〈诗〉的传播与特点》则在讨论春秋时代《诗》传播的基本方式的基础上，依据一系列数据统计，着重分析了春秋时代赋引风气兴衰的原因及其对诗文本传播的意义与影响，文章提出春秋时代赋引风气的兴衰与诸侯争霸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的观点。另外，胡小伟《唐代社会转型与唐人小说的忠义观念———兼论唐代的关羽崇拜》、赵沛霖《关于〈诗经〉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两个问题》、许总《盛唐诗繁荣的人学视野》、陶庆梅《唐末诗人的漂游、入幕与诗歌创作之关系》、严金东《用诗·品味·赏玩———论宋代诗学背景之转换》、左东岭《论台阁体与仁、宣士风之关系》等，都是结合历史文化制度的发展来透视文学现象的文章。
3．考古新材料的发现与公布掀起了利用出土 文献 从事文学 研究 的新高潮
除了上述两种研究思路之外，结合出土文献进行学术研究已经成为当今文史学界普遍认同的 方法 和推动学术 发展 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考古新发现中的一些文献文本资料陆续被公布出来，如云梦秦简、郭店楚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阜阳汉简、张家山汉简、走马楼吴简等。这些资料的发现，为深入了解和认识 中国 古代 历史 ，解决文学史、史学史、思想史上一些悬疑千古的学术难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学基础，对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因此成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就2002 2003年来说，最受人关注的莫过于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刊布后所引起的研究热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前两册分别于2001年11月、200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一册中由29支简组成的《孔子诗论》格外引人注目。2002年1月12日，由《文艺研究》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华文化研究室联合即召开了《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学术研讨会。会后，《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以《新出土文献〈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研讨》为题发表了一组笔谈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孔子诗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如李学勤《谈〈诗论〉“诗亡隐志”章》着重讨论了“隐”字的释读 问题 ，并进一步提出《诗论》的作者是子夏，《诗论》与《诗序》“一脉相承”的观点。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研究浅见》、胡平生《做好〈诗论〉的编联和考释》，从整理简文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王小盾、马银琴《从〈诗论〉与〈诗序〉的关系看〈诗论〉的性质与功能》，在细致比较《诗论》与《诗序》之后提出，《诗序》与《诗论》代表了同一事物在不同 时代 的不同形态，《诗序》是乐教的成果，《诗论》则是乐语之教的反映，时代的先后与服务对象的不同是造成其间差异的根本原因。傅道彬《〈孔子诗论〉与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则把《孔子诗论》放在春秋用诗的 理论 背景下，从出土文献与传世经典相互印证的角度，针对学术界出现的一些偏颇，倡导了在研究出土文献资料时应回归传统、重视传世经典文献的学术立场。此后，以简帛研究网为主要阵地，发表了数百篇讨论《孔子诗论》的文章。如廖名春《上博〈诗论〉简的形制和编连》、李学勤《上海博物馆藏竹书〈诗论〉分章释文》、彭林《关于〈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篇名与作者》等。除了与《孔子诗论》相关的研究之外，关于出土文献的研究亦涉及到了许多其它的 内容 。如刘跃进《咸阳石刻的启示》，徐文武《楚简〈老子〉“绝智弃辩”章解读》、张固也《八角廊简〈文子·圣知〉的复原及其思想》、梁涛《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苏建洲《〈上博（二）从政甲篇〉考释一则》、李铭敬《日本及敦煌文献中所见〈文场秀句〉一书的考察》等。
从上述情况来看，出土文献与古代文学相结合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文献整理工作是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只有在解决了最基本的文献整理工作之后，与文学史、学术史相关联的研究才能真正深入的展开。
4.形式研究受到关注，文体讨论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被称为诗的王国，肇始于《诗经》的诗歌传统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与此相应，诗学建构也成为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蒋寅《古典诗学的 现代 阐释》一书，将理论问题历史化，把古代文论的阐释基点建立在历史研究上，在理论的历史展开中把握其发生、发展、转变的逻辑进程。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作者分别论述了《物象·语象·意象·意境———诗歌本文构成的基本单位》、《以禅喻诗———以禅喻诗的逻辑依据》、《不说破———含蓄概念之形成及其内涵增值过程》、《至法无法———古典诗学对技巧的终极观念》、《诗中有画———一个被夸大的批评术语》、《文如其人？———诗歌作者和本文的相关性问题》、《以诗为性命———中国古代对诗歌之人生意义的理解》等12个古典诗学的基本命题，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中国古典诗学的丰富内涵和理论价值，同时也为建构富有民族思维特色和文化性格的本土文学理论提供了 参考 。陶文鹏《唐宋诗美学与 艺术 论》，从美学与艺术角度切入，坚持立足文学本位，以古代作家和作品为本，从美学和艺术角度阐释了古代文学发展演进的历程，揭示了一些带有 规律 性的问题。有关诗学问题的论文，还有蒋寅的《清初关中 理学 家诗学略论》、《王渔洋与赵秋谷的关系及诗学之分歧》、《论清代诗学的学术史特征》，《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等。
在诗歌一体繁荣发展并促使诗学走向兴盛的同时，中国文学体裁的多样性也造就了文体理论的相对发达。近年来，随着文学形式研究的重新兴起，古代文体及其相关问题得到了古代文学研究界普遍的关注。2002年4月14日，部分学者聚集在中国人民大学，就古代文体研究的基本课题、西方“四分法”与中国传统文体的关系以及古代文体研究的当代意义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学者们思考有关文体研究的理论问题时，具体的研究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刘跃进《〈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以《独断》及蔡邕创作为基点，研究了秦汉时期主要文体的性质、功能及其演变轨迹。同时，作者还提出了一条文体研究的基本原则，即文体本身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发生着趋同分化的变异，因此，“研究文体学，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概念，其材料的取舍论证，必须限定在特定的时代背景”。蒋寅《韩愈七古声调之 分析 》通过对韩愈七古逐句统计，考定韩愈在唐代的七古写作中，尤其在句型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另外，陈铁民《安史之乱前后的儒学复兴思潮与文体革新》、蔡义江《说歌行》、胡可先《吴富体考论》等，都是对文体问题的具体讨论。
5．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在延续进行
当研究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时，人们总是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一番回顾与 总结 。这不仅是掌握已有研究工作发展态势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推动学术史持续发展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在古代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学者们都对过去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如蒋寅《20世纪后期唐代文学研究述评》，认为唐代文学研究之所以能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众所公认的成绩最显着的一个研究领域，一是唐代文学学会的队伍建设，二是学风的转变，三是研究思路的拓展。刘瑞明《〈公莫舞〉剧本定性研究评述》则对围绕汉代巾舞歌辞《公莫舞》而展开的研究与争论进行了述评，作者在评述各家优长短缺的基础上，对学术争鸣中出现的一些不健康的风气提出了批评。此类属于综述、反思性质的文章，还有赵敏俐《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综述》、刘跃进《徘徊与突破———二十世纪先唐文学史论着概观》、《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刘扬忠《20世纪中国散曲史研究与撰着评述》、李修生《20世纪元代文学宏观研究鸟瞰》、查洪德《20世纪元代诗学研究概述》、梅新林、韩伟表《〈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前瞻》等。
在回顾学术史的发展状况时，一部不容忽视、具有集大成意义的着作是《中国文学史学史》。这套三卷本的巨着是由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合作主编的。此书第一次系统清理了传统中国文学史学观念的演变历程，近现代中国文学通史、断代史编纂的得与失，以及各类文学专史的形成与繁荣。有名万物之始，《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出版，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学科———“文学史学史”的正式确立。当然，学术事业的发展不会因为任何一项集大成工作的完成而终结，新的工作立刻会以之为起点继续展开。《中国文学史学史》的意义，除了体现在总结成绩时确立了一个新的学科之外，同时也体现在它梳理资料的时候提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思考的新问题。刘跃进《秦汉文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即由《中国文学史学史》得到启发，以秦汉文学史研究为例，进一步讨论了研究文学史的基本出发点这一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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