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期望理论的乡村环境治理合作方略集搭建

中国论文网 发表于2022-11-20 01:23:38 归属于林业论文 本文已影响292 我要投稿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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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中心—边缘”理论构建的城乡二元体制不断被解构,乡村环境科学治理问题日益严重的现状,基于企业管理中的期望理论,延伸搭建在乡村环境治理中政府、市场、社会三个主体的合作方略集,并以江苏昆山市为例,对方略集进行融合性验证,总结昆山市乡村环境治理的先进经验和推广性意义,以期为相关地区环境治理提供借鉴。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峻。尤其在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基于“中心—边缘”打造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污染大部分向农村地区转移,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承载了污染转移的负面影响。有研究者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一个整体性的、面源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单区域的、点源性的问题,所以区域合作是应对良策;也有学者认为在“中心—边缘”结构下,城市污染向农村的大量转移是有违公平正义的,也是违背基础人权原则的,所以首先在停止污染转移基础上,要着重加大乡村环境治理的政策及资金倾斜,从而实现补偿效果。已有研究基于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与善治”原则,提出了基层政府在环境治理中作为重要主体的责任性,从“善治”角度强调了基层政府在多主体中的桥梁作用,或者从多学科工具角度提出了乡村环境治理的具体的方法,如税收调控、科技治污等。

  乡村环境治理的主体主要为政府、民众、企业、非政府组织(NGO)。绝大部分研究者都明晰“多中心治理”的优点,也多从“合作治理” “协同治理”等方面给乡村环境问题开出了“药方”。但是在实地的调研和走访中,笔者发现在我国广大乡村地域,基层政府往往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企业、民众和非政府组织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参与度过弱,甚至很多地方根本就难以看到一个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过程。基于此,笔者引入经济管理中有关员工激励方面的“期望理论”,搭建一个有关乡村环境治理的“合作方略集”,以期解决当前乡村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体不协调问题。结合江苏省昆山市的先进案例进行分析,对该“合作规范方略集”进行详细解读,并将其二次凝练,多角度验证该方略集在昆山市的表现,以期找出昆山市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取得的有共通性、指导性和借鉴性的经验,探寻其对其他地区的借鉴意义。

  1相关概念解读

  1.1乡村环境治理“乡村”相对于城市化地区而言,属于一种地域概念,泛指城市和原始无人聚居地带以外的一切区域,特指城市(主城区)建成区以外的区域,是一个空间的地域系统[1] 。乡村环境从狭义上来讲,可以说是农村地区的生态自然环境,包括土壤环境、水环境、空气环境等一系列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但是从广义上来讲,不仅可以定义为生态自然环境,还可以泛指乡村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等一系列软性环境。该文中乡村环境着重指乡村的生态自然环境。

  联合国发展署(UNDP)与联合国环境署(UNEP)对环境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如何进行环境决策、谁来决策,这个过程叫做环境治理。也就是说,环境治理是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行使的权力,具体包括法律、公共机构(诸如政府机构、村委会等)和使权力具体化的决策过程[2] 。所以乡村环境治理就是指相关治理主体通过一系列法律及政策手段,对乡村地域自然生态环境这一客体进行休整、改善、提高的一个过程。

  1.2期望理论及其延伸期望理论是美国著名行为科学家、心理学家威克托·弗鲁姆于1964年在《工作与激励》一书中提出的有关激励的理论。该理论可以用公式表示为:激励力(M)=期望值(E)×效价(V)。式中,激励力(M)是指激励水平的高低,看是否能调动工作投入的积极性,更大程度地发挥出自身潜力;期望值(E)是指人们在主观上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估计,判断达到目标获得奖赏的概率及可能性;而效价(V)则指人们对某一目标和某一结果是否能满足自己主观需要的一种判断和估计。弗鲁姆试图通过考察人们的努力行为与其所获得的最终奖酬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说明激励过程,期望理论充分研究了激励过程中的各种变量因素,并具体分析了激励力量的大小与各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弗鲁姆认为当人们有需要,又有达到目标的可能时,积极性才会高[3]。同时,人总是渴求满足一定的需要并设法达到一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在尚未实现时,表现为一种期望,期望的概念就是指一个人根据以往的能力和经验,在一定的时间里希望达到目标或满足需要的一种心理活动[4]。

  对期望值(E)及完成概率的判断可能会产生3种影响:大、中、弱。当主体对自身能力进行判断,无论是觉得概率很大还是很弱,都会对其积极性产生影响。然而只有具有一定希望,但是又不是难到几乎不可能完成时才会对积极性有最大的提振作用。同时,对效价(V)也有3种判断:正、零、负。如果主体认为这个奖励自己是喜欢的则是正效价,如果结果在其看来是无所谓的则是零值,但如果结果主体并不喜欢则产生的是负效价。该理论主要应用于企业管理中的绩效管理及激励方面,以及市场营销中的顾客期望预算等。

  考虑到在现实乡村环境治理中,多主体的协同治理过程并没有有效实现,基层政府在唱“独角戏”的过程中,企业、民众、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并没有受到合理的激励,从而也就没有产生强烈的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动机。所以,笔者借鉴了弗鲁姆的期望理论,希望通过期望值及效价的不同组合分析各主体之间的激励力大小,从而提出一个相对平衡的策略集,并基于此提出一个乡村环境治理的合作方略集。同时,基于环境问题中一旦产生环境损害,可能需要更大程度投入进行弥补才能消除伤害的规律,所以在引用期望理论公式时必须要加入一旦带来损害时的惩罚因素P(Punishment)。所以乡村环境治理中的期望公式即为:M=E×V+P。


  2乡村环境治理的合作方略集的提出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基于种种社会现状,美国的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并由此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起初是基于政治学和公共政策学提出的,但实际影响远远超过这两个学科,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良策。多中心理论主要包括多中心的社会秩序理论、多中心的公共经济理论、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理论、公共事物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多中心的城市治理理论5个部分,这5个部分是有机联系、密不可分的[5]。该理论提供了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多主体协同合作的方法,也即分别找到治理一个事务的主体,明确主体之间的关系及责任划分,共同为治理形成一股合力,从而更为高效地发挥主体的治理作用。

  在乡村环境治理这一具有强烈公共性的社会事务上,根据已有研究可以划分出政府、市场、社会3个主体。其中政府主体包括上级政府和基层政府,市场主体可细分为排污企业和污染治理相关企业,社会主体又可分为民众个体和非政府组织,乡村环境治理中3主体间作用关系见图1。

  2.2第二主体市场产生污染的排污企业C1和污染治理相关企业C2为两个独立的个体,都是由基层政府G2给予相应的激励或者惩罚。C2作为治污企业,更多是作为G2购买的公共服务提供方,从而获取企业的收益,加大企业的发展规模,例如在水治理中治污设备的生产厂家、河道治理中清污的企业乃至从事垃圾运管处理的企业。尽管企业发展与基层政府的购买投入呈现一定的关系,但其监管、惩罚与激励对其影响都不是很大,所以基层政府需要做到的仅仅是相关扶持,并为其发展提供一个较为优渥的政策土壤。但对于C1来说,其污染排放直接受G2管理与监督,其关系符合期望理论的公式,可以表达为M(C1)=E(C1)×V(C1)+P(C1),只有M(C1)=1×1+0=1时,取得激励M最优。对应到市场这一主体上为:基层政府应该对辖区内产生污染的企业定点检测,通过专业人员为其设定排放量范围,此范围要设定合理数值,不能让其感觉难度过大不可能完成,也不能使其感觉毫无压力,并给出年度不同程度达标的奖励,奖励应根据企业类型一型一议,不能为减少工作量直接给予现金奖励或税收减免。为达到效价最优,应该分类别考虑企业最为切实的诉求,如该企业是希望获得更多的来年排放量,还是希望政府帮助采购治污设备或获得更好的企业选址规划等。同时,基层政府在考核年度初期给出目标与激励时也该给出不同的惩罚说明,即一旦发生严重不达标甚至严重环境危机时,会给予什么程度的惩罚,例如是否通过税收调控等方式对重污染企业劝退,实现产业置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明知故犯和偷偷排放的概率。

  2.3第三主体社会S1代表广泛的群众个体,是一个较为广泛而又虚化的概念,对其的激励和惩罚很难用数值衡量,所以其在乡村环境治理进程中的作用主要是:发挥其监督作用,通过环保教育减少其污染行为。但是对于非政府组织S2,其又可分为NGO组织、居委会和村委会、媒体部门3类,所以对S2的激励是多维度的,其中包括了上级政府G1中牵头主管部门对NGO组织的培育、监管、激励;基层政府G2中宣传部门对媒体部门的监管、激励;基层政府G2对居委会村委会的激励。要获得M最大值1,必须要设立合理的目标任务难度,提供符合诉求的奖励,并让受激励对象尽量减少受到的惩罚。所以对应到社会这一主体,上级政府中的牵头部门要给相关NGO组织设立合理的发展目标,加大培育力度,让其在乡村环境治理中承担出相应的作用。基层政府也该着重发挥好村委会和居委会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其细分出各行政区划内的治理任务,设立相应的目标与适合的激励,从而取得较好的整体治理效果。对于媒体部门,基层政府应发挥其宣传作用,通过地方电视台和橱窗板报等媒介宣传环保优秀典型,及时曝光污染环境的行为。在发挥社会这一主体作用时,要着重注意对污染转移行为的监控,即通过民众、NGO组织和媒体,及时发现是否有大量城市垃圾转移到乡村地区掩埋焚烧等。城市污染向乡村转移是基于城乡二元发展体制,一定程度上有违基础社会公平正义,在后现代发展思潮中强调了城乡发展一体化,要不断解构城乡二元的壁垒,也就不应该再由乡村地区承载着过多来自城市污染的负累。

  综上所述,可以提出在乡村环境治理进程中基于期望理论的多主体的合作方略集(表1)。各地在具体实施乡村环境治理进程中,有的已经做到、做好了其中一部分,并取得了环境治理的一系列正面收益,但绝大部分乡村区域仍处于粗放式发展状况,决策主要由主管领导制定。

  3.1昆山市概况昆山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总面积927.68 km2,其中水域面积占23.10%。地处上海市与苏州市之间,通达浙江省,是江苏省3个试点省直管县(市)之一,行政区划属苏州市[6]。截止2015年,昆山全市环境质量综合指数90.77,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AQI)70.14%,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和噪声达标区覆盖率100%,三类以上地表水比例上升到63.6%。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下降12%、10%、10%和10%。创建省级生态村5个,苏州级7个;省级绿色社区7个、苏州级3个;省级绿色学校3所,苏州级1所[7]。2010年9月,昆山获得联合国人居奖。2008年至今,昆山多次被评为中国百强县第一,且分别荣获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最佳范例奖、沪宁高铁沿线绿化“特别贡献奖”、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生态示范区等称号,是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典型。

  20世纪90年代初,昆山市在扶持自有乡镇加工企业的同时开始大规模引进外商投资,其中包含大量笔记本电脑、手机、数码相机制造加工企业,以及大量的化工企业,在昆山市产生了大量的化学污染。90年代工业发展初兴,农业生产和规模化养殖仍占据GDP很大比例,很多农户和养殖户只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过度使用农药、化肥、地膜,以及养殖场中大量未经处理的动物排泄物、冲洗用的火碱等都排入河流中。由于昆山市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气候湿热高温,所以一到夏季河流就会发黑发臭。大量乡镇居民的生活用水受到污染,逐步由河流转至井水、深层井水,最终全面使用自来水。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气直接排放至大气中,破坏空气质量,导致呼吸道疾病高发。

  3.2方略集分析基于乡村环境治理合作方略集,分析昆山市实地境况的相关资料,进行总结。在政府这一主体中,昆山市政府根据江苏省政府的要求,加快生态性建设,通过环境评估成为全国百强生态县,成为了国家生态示范区。同时,将具体要求细化分配到各个部门各个乡镇,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昆山市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和行动纲领。昆山市创新性地联动了环保局和公检法机关,制定了《昆山市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规范》,对全市工业企业进行督察,对多家反复排污检测不达标的企业开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自环保局与公检法机关联动后,仅2013年,全市共处罚了33家企业,处罚金额337.989万元;2014年1~6月处罚了56家企业,处罚金额443.000万元,数量分别是2013年同期的267%和226%[8]。该尝试为昆山市的环境治理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在市场主体中,昆山市政府切实做到在扶植环境污染治理企业发展的同时,细化考量设定了辖区内企业的排污量与排放物的检测。拟定推进《昆山市绿色招商转型升级环境准入指导目录》,倒逼转型升级。2014年劝退项目18个,其中内资15个,涉及资金约34 197万元,外资项目3个,涉及资金约1 410万美元。同时,清退多家民声反映恶劣及屡罚不改的污染企业。在社会这一主体中,昆山市着重发挥了民众和媒体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推出“APP昆山市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在环保局网站将全市水、气、声环境质量、32家国控重点污染源及所有新建项目环评信息向社会公开。开展全民环保节、“蓝天工程”市民恳谈会、纪念“6·5世界环境日” “地球熄灯一小时”“对话环保”网友见面会等活动,举办30场生态文明大讲坛,邀请“小记者”走进环保一线,邀请市民参与“你点我查”公众体验式执法活动,在全社会形成人人了解环保、参与环保、支持环保的良好氛围。同时,通过有效激励措施加强了群众对环境信访的热情,2014年受理环境信访3 082件,设立了环境有奖举报,其中7例在受到群众举报并查实后,对涉事企业立案处罚,也给予每位举报人1 000元的奖励。

  昆山市众多创新性的环保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笔者提出的方略集,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建议制定不同类型企业细化的政策要求和排放要求,既对违规企业进行惩处,也对模范企业进行相应激励。

  4结语

  昆山市的生态建设和乡村环境治理获得了很大成效,基于期望理论进行延伸而提出的多主体合作方略集,融合生态示范县昆山市的案例分析得到了验证。总结昆山市乡村环境治理的先进经验和推广性意义,有助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刚开始踏入集中规模化工业化的地区基于本地地情、舆情制定出符合自身政府、市场的多主体合作方略集,编制出具体细化的目标要求与奖惩内容,并使其成为长期发展与建设的方向,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保护生态文明,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作者:宋孝建 姚志友 来源:安徽农业科学 2016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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