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组异型吉祥图案是中国图案艺术中比较独特的一种类型，它是集两种或两种以上动植物特征为一体的象征祥瑞的灵异图案。从图案构成上来说，重组异型吉祥图案既不是写实的表现某种生物，又不完全脱离真实生物的实际特征，它是利用某几种生物的组成部分重新组合而形成的。重组异型吉祥图案的形成方式包括动物与动物之间形体特征的借用，植物与植物之间形体特征的借用，动物与植物之间形体特征的借用，动物与人之间形体特征的借用和植物与人之间形体特征的借用。这里的动物和植物完全是广义上的动植物概念，例如，动物之间形体特征的借用不仅包括兽类之间形体特征的借用，也包括鱼类、禽类、兽类之间形体特征的相互借用。 《礼记·礼运》载：“麟、凤、龟、龙谓之四灵。”这四灵中就有三灵属于重组异型吉祥图案。河南濮阳仰韶文化遗址45号大墓考古发现了蚌龙，它的组合型特点已经非常明显，说明早在六千多年以前就已经描摹出组合型龙的基本形态。[第一论文网专业提供论文写作的服务，欢迎光临. 第一论文 网]后世龙衍化为“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的灵物。凤衍化为“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颡鸳腮，龙纹虎背，雁颔鸡喙”。麒麟的形象衍化为“麒，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麐（麟），牝麒也”。在文献典籍中也保存了一批重组异型吉祥图案，《山海经》中记录和绘制了约四百多种组合型灵异怪兽，其中表示吉祥意味的约有一百多种，且这些异型图案都是根据几种真实动物的肢体部位组合形成，而非完全臆造。 这些重组异型图案在中国传承历史悠久，它的发生、发展和图腾观念、符瑞占卜、宗教与泛宗教思想联系紧密，对历史上社会组织、文化生活有过深远的影响。早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万年～公元前7000年），这类图案随着原始社会图腾制、氏族制的形成和发展而逐渐成型，并在卜筮、符瑞以及谶纬观念的大发展中经历了第一次繁荣，诸如龙、凤、麒麟等灵异动物为皇权所垄断，成为皇室家族的图腾和达官贵人们的标识，不仅护佑生前而且引导来世；而后又随着道教、佛教、神仙思想的发展，重组异型吉祥图案在民间得到广泛的应用，在吉祥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找到了自身的定位和角色，日益丰富和发展了它的形式和内涵；时至今日，以“龙”为代表的重组异型吉祥图案作为中国民族精魂依然在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中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本文力图将文化观念与艺术表现置于对话的场域，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科有很多理论都可以用来探讨传统重组异性吉祥图案的生成和发展机制，在联合国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讨论其意义与价值。 一 重组异型神性图案的产生与图腾文化积累 图案艺术是深层文化观念的表现形式之一。重组异型吉祥图案艺术构图的规律性也是当时民众文化观念的表现。虽然学术界对重组异型吉祥图案没有特别系统的研究，但对具体的图案种类，尤其是“龙”、“凤”图案的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有观点认为“龙”、“凤”等虚拟形象的构成与图腾文化关系密切。宋兆麟认为“龙”图腾是母、父系氏族社会演进交替的历史过程中，集父族“熊”图腾之兽头，与其母族“虫乔”图腾之蛇身二者为一体而形成的。这两种观点展示了学界对图腾文化积累方式的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拥有不同图腾的多部族兼并的结果；另一种则认为是因部族联姻而结合生成。此外，还有主动采借其他氏族图腾与本氏族图腾结合以提高神性等方式。无论哪种形式，最后都是希望通过图腾形象的组合促进文化重组，使其合理性以标志化的形式展现，反映到图案艺术中就是这种组合图腾形象的产生。 图腾形象可以说是中国最初的特殊吉祥图案。原始人认为，人是由图腾而来，图腾是祖先，是他们的保护神。虽然，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不丰富，无法确证；但学者们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人类学调查以及各类古文献中还是发现了大量图腾文化的残余，由此可以推证中国曾有过图腾文化阶段。图腾文化的积累，原始思维是复合型图腾形象产生的观念来源。首先，我们来看多部族图腾形象的组合。具有不同图腾形象的原始部族在实行兼并之后，为了更好地组织社会生活，起到统一意志的需要，这些原始部族选择利用各个被兼并部落的图腾的某一部位，并将这些部位组合，绘制成新的组合型图腾形象，以此作为统一后部族的新标识。这些原始部族之所以会选择原图腾的部位组合是因为在原始初民那里，图腾的部分与整体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在他们的观念中部分是可以指代整体的。同时，联姻或者具有血缘关系的部族在选定图腾时也会选择原图腾的组成部分，或者是相关图腾的某些部位的组合。在人类学调查中发现一些原始部族的图腾是母亲氏族图腾动物的某一部分，中国永宁纳西族就是以“虎头”为图腾。新部族组织的权威性正是通过这种图腾部位的拼合而取得各图腾部族的认可。这在当时是增强组织凝聚力、保障原始氏族采集狩猎生活稳定的必要形式。其次，选择采借其他图腾与自身图腾融为一体是带有优胜劣汰性质的复合型组合形式。例如，中国某一部族原来是以狗为图腾，后来又吸收了龙的身体部分与自己部族图腾的头相结合，由此便形成了龙犬，借以提高图腾的神性和威望。 图腾文化的积累方式造就了第一批重组异型图案，图案的特点是以动植物为组合对象，形象写实。图案的功能包括身份识别和寻求保护。所谓身份识别是指图腾作为氏族的标识而具有区别不同族群的功能。寻求保护则是指图腾作为祖先和神性力量的载体对部族安全、丰衣足食等生命、生活的护佑。他们并不以重组异型生物为怪异，而是用这些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生物形成文化符号，寄托族群的文化精神，在这种真实与虚构的张力之中，体现一种神性意识。 二 重组异型吉祥图案的初步繁荣与符瑞观念 随着图腾制向氏族制的转型，氏族酋长在群体中的权威性凸现了出来，在这一时期富有威力的图腾动物的神性、信仰与部落首领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原来纯粹的动植物图腾信仰转变为人格化的动物图腾信仰，在艺术表现上出现了“图腾动物的人格化形象”——半人半兽等变化多端的重组异型图案。此时，图腾动物的形象集祖先、保护神、权威的象征于一身。王权制度确立后，在占卜符瑞观念催发下，图腾形象迅速发展成为国家政治神话的重要阐释原型，祖先神性质的图腾转变成皇室的象征。 符瑞神话在汉代非常盛行，符瑞涵括两种：一为王者受命之符，往往与谶纬学联系在一起；一为王者征兆太平之祥瑞。“龙”这一具有祖先神性质和代表天的图腾物象首先被封建帝王及其家族所利用，从而成为皇室家族和帝王的专有图腾，籍此帝王与上天建立了亲属关系。帝王作为“真龙天子”具有了超越凡人的神性身份，成为上天授命的君主。汉代的“龙”与五德始终理论联系紧密，汉代在五行学说中被认为是“土”命，“土”为黄，黄龙出现意味着“汉”将称王于天下。董仲舒曾称黄龙出现为汉朝的“受命之符”。后来，在汉室统治期间又屡现黄龙，体现更多的就是祥瑞的内涵了。因此，作为图腾标志的“龙”的含义和性质重新被给定，龙作为皇权的象征和象征祥瑞的灵物成为世间万物之灵长。 与此同时，重组异型图案经历了由神物到灵异吉祥物的性质转变。商周时期占卜和符瑞观念的形成并逐渐繁盛。当时，卜筮活动不仅参与国家各项重要事宜的决断，也对个人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占卜把自然物象区分为“吉”、“凶”两大表意系统，与“吉”相关联的物象被称为“符瑞”或“祥瑞”。如果天地间出现这些物象，则表明人的行为符合或者顺应了天意。如果与“符瑞”相反出现了“凶象”，那必然是天对世人的警告。这种卜筮观念强化了人们心中天的至高与人之渺小的意识，祥瑞谴告又在董仲舒时上升到理论化高度，逻辑化论证可以在“天”、“地”、“人”这统一的宇宙结构体系中获得，天是至高无上的，人间帝王为政得失的肯定和否定对应的是祥瑞和灾异的出现，这也就促进了灵异性和吉祥性重组结合。 在东汉时期，为适应封建王权巩固之需要，“符瑞”观念在谶纬学的推动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中记载汉文帝时期，成纪县出现过黄龙。《汉书·郊祀志》记载，王莽时期五年之中出现过七百多项祥瑞。这些“符瑞”中属于重组异型图案的包括黄龙、凤凰、麒麟、飞马、五色雁、嘉禾等。龙为“受命之符”，凤凰、麒麟、嘉禾（九穗禾，属重组异型植物）等出现则是证明治国有道的标识。在这一时期，重组异型物象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并赋予其“灵异”特质，加强了它与吉祥观念的联系。 秦汉之后，虽对谶纬学说屡加禁止，但“符瑞”观念却已深入人心，秦汉之后于宋代又大行其世，随之组合异型祥瑞物象又一次获得了展示的机会，除龙、凤、麒麟之外，还出现了“独角兽”等怪兽，并蒂莲、连理木等重组异型的花草。受五德始终观念的影响，一些重要的图案还被赋予五色，凤凰有五色，雁也有五色。凤凰具有五色，而且还具有与五色相匹配的五德，是禽中之最贵者。这些祥瑞的出现意在向普天下昭示，上天对一代代人间帝王的确认，以及对其安邦治国的厚德睿智的认可。在皇权的推动下，祥瑞观念与一些重要的重组异型物象相结合，促进了这类物象的繁荣。在图谶、建筑雕刻、工艺美术图案中出现了大量相关的重组异型灵异图案。这一阶段异型组合图案的特点已经由写实型转变为简省体的象征型，艺术装饰性也得到了重视。 三 重组异型吉祥图案与民间宗教思想 商周时期产生的神仙观念对重组异型图案的繁荣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时代。此时，人类告别了对动物的神性崇拜，从而走向了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追求自由的强烈意识不断增加，因此使人产生了超凡脱俗、化羽成仙的思想。 神仙思想在东汉晚期与道教融合分为两支，其中一支在上层社会活动，旨在追求长生不老与快乐自由，称为神仙道教。秦汉两代的帝王非常热衷长生不老的神仙思想，企望自由自在、成仙升天。因此，能够在天上自由飞行的动物十分受到关注，从最初有关“羽民国”的原始幻想，到“羽化登仙”思想的产生都证明了古人对能够飞行的动物的向往。在艺术表现中，配合这一思想认识产生了许多可以导引灵魂升天的会飞行的灵异神兽，龙、凤在这个时期也被赋予了引导灵魂的功能，东汉墓室壁画或画像石上刻绘有诸多龙、凤形象。除此之外，又新产生了一系列仙人和能够飞翔具有导引灵魂升天的灵异动物的形象，如：辟邪、天禄等。它们常常被刻画成陵墓的守护者，大都长有翅膀，专管人与上天之间的沟通。 现存汉画像石中也有很多重组异型“祥瑞”画像，包括有神话人物、祥瑞禽兽及星宿图像等，例如：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仙人、白虎星等。伏羲、女娲为人首蛇身的形象。东王公、西王母是仙侣，具有引导人们羽化升仙、长生不老的至高无上的能力。徐州铜山县茅村北洞山出土的《西王母图》中画有人兽结合的西王母形象，在西王母的左边有玉兔捣药，两旁有羽人、翼龙等。《山海经·西次山经》曾记载：“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而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也就是说，组合异型仙人——西王母有惩治厉鬼、除灾免祸的功能，同时又掌管长生不死药，能使人长生不老。东汉中期为画像石的成熟期，这一时期“祥瑞”画像的内容也有了新的变化，门楣和墓室中常见比肩兽、翼兽等“祥瑞”画像。这些神怪异兽的“祥瑞”题材的画像主要就是受儒家思想及生死轮回、得道升仙的神仙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 第二支在民间流行，旨在去病驱邪，祈福消灾，成为民间巫鬼道。巫鬼道与佛教等各种宗教形式相结合，在民间信仰活动中迅速传播、扩散。祛病驱邪，祈福消灾的观念在生存条件恶劣的下层民众中尤为盛行。民众为护佑自身，主动把灵异吉祥物象请到家中，请到自己身边，希望凭借灵异物象的吉祥气质保护自身。这里所说的灵异一方面包括龙、凤、麒麟等为统治阶层所认可的祥瑞灵异，也包括民众对远古组合型图腾形象的传承以及他们基于自身理解而创作的组合型灵异形象，例如，至今犹存的“泥泥狗”。“泥泥狗”酷似半人半猴，又似人肉同体，也有说九个头的鸟，还有人说像两个头的狗、猴头燕、人面猴等怪异造型；这些“不可思议”正体现了万物皆有灵，人神能物我合一可以相通的特征。因此，人们会借用一些很大亦或有正义感和威慑力的动物形象，神化它们来护卫自身安全，对自然界的动植物图腾的崇拜就这样产生的。“泥泥狗”这种组合型形象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就是去病驱邪、祈福消灾。民众主动把吉祥灵异请到身边，希望能够护佑自身，吉祥文化也正由此得到长足的发展。 唐代是中国封建文化繁荣的阶段，对异国、异族生物形象和艺术图案的消化吸收也丰富了中国的重组异型图案的种类；明清时期是中国吉祥文化发展的成熟期，也是吉祥图案极大繁盛的重要时期，吉祥图案充斥民众的日常生活、节日庆典、求神祭祀之中，雕绘在民居建筑、民间神殿、日用器皿之上；用于室内装饰、随身佩戴、赠送礼品、把玩游戏当中。民众通过谐音相关、图像组合等各种方式来表达对吉祥的追求。随着吉祥文化的发展，民间重组异型吉祥图案的内涵也得到了丰富，“龙凤呈祥”、“麒麟送子”、“凤戏牡丹”、“海马”等组合异型图案一方面具有亘古而来的神性，福瑞灵异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喜庆祥和吉祥性。 四 重组异型图案的民族化与文化多样性 纵观人类历史，不仅是中国，在世界很多文化久远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大量的重组异型图案，代表性的图型有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柬埔寨吴哥窟的神猴造像、中国苗族的鱼龙形象等。在时间的长流中，人类慢慢地深入和了解，我们才可以看到不同的重组异型图案，它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有内涵丰富的，有形式各异的，也有多姿多彩的，还有隽永厚重的，等等。它们有的被刻在图腾柱上，有的被刻在岩石、墓穴内壁上，有的装饰在日常生活所用的衣物、器皿上，或者刺在人的皮肤上。不同民族重组异型图案的方式有较大的差别，但是重组异型图案的生成发展终归有一些相似之处，可它们表现的意义和内涵却各不相同。中国重组异型图案在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滋养中不仅蕴含了中国民众从古至今对灵异的理解和吉祥的观念，而且还包含着源自民族精魂的某些独特气质。2006年，学术界对“龙”这一形象的民族性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以“龙”、“凤”等重组异型图案为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在世界文化、艺术发展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总而言之，一方面，重组异型图案往往与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民众信仰息息相关，是地方、民族的文化精神载体，它本身的文化内涵可供人文科学研究使用；另一方面，经历了千百年文化洗礼的重组异型图案在艺术造型上体现出卓越的表现力，可以丰富我们的艺术宝库。因此，在联合国的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和发展文化多样性的大环境下，重组异型吉祥图案作为有待开发的民族遗产，对它们的整理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岑家梧：《图腾艺术史》，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 （王晋平，太原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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