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民先生曾任欧洲研究所所长。正如他在信中所言，他一直提倡建立中国的欧洲学，并身体力行。他学养丰厚，对欧洲问题最有见地。中国文化于他也是根深蒂固的。在他的言谈、笔墨间常可见中外文化之融汇贯通。
他著、译颇丰，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列为要出版文集的学者。特别要说的是，他的《文心文事》、《学海岸边》、《书巢漫笔》、《临窗碎墨》等，虽不是"国际问题研究"，却是不可不读的优秀文化篇章。
90年代他对本刊多有掷稿。
――编者
东桥同志：
你好!
近时读贵刊，有些感想，写在下面。
《世界知识》真是越办越有看头了。因为，除了追踪"热点"问题之外，还给读者以对"世界"的大量"知识"。相对说来，"热点"问题本身比较好办，例如9.11一发生，各方信息铺天盖地而至，人们自然也最感兴趣。稍微离人们所关心的远些的、深些的，但却是属于"知识"的，就不那么容易做了。围着大国转的"热点"问题好比麦当劳"快餐"，深层些的"世界知识"就有点像"淮扬菜"了。
我以为，"世界知识"与"国际问题"并不能划等号；"世界知识"涵盖"国际问题"，而视界要宽得多。我觉得近来的《世界知识》"宽"得多了，"杂"得多了，因而也"活"得多了。总之，丰富多了。
近期(第四期)"茶座"讲欧洲，看了很高兴，因为我号称是"研究"欧洲的。两年前我写了一本《欧洲文明扩张史》，高毅同志("茶座"的主持人)应邀出席了书稿的论证会，"茶座"里的一些观点，在论证会上都曾涉及过；这是我之所以高兴的原因之一。"欧洲"现在属于"冷门"，编辑札记说它"平静而深邃"，这话不假。我的一位老友曾说过一句话："欧洲研究"有"嚼头"。这位老友最近万里来鸿说他以数年之功已译完了一本维也纳大学赫尔教授的巨著《欧洲思想史》，我不禁为之雀跃。
欧洲是个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了解欧洲，必得了解它的"一"与"多"的关系。陶渊明诗《赠长沙公》的第一句："同源分流"，用来形容欧洲恰好。现在"欧元"的硬币，正面图形是统一的，背面图形是"民族"的。这很有意思。
我个人体会，了解欧洲，需通其"三史"或"三科"，即"通史"(包括当代史以及"未来史"，欧洲的"国际关系"问题只属于其中的一部分)、"思想史"(旁及社会史、人文史等等)、"艺文史"(诗文、美术等均在内)。合起来，我称作"欧洲学"。这是十来年前我在职时提出来的。当时我只是想，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叫"汉学"，中国人研究欧洲的学问，为什么不能叫"欧洲学"呢？恰好我应邀到日内瓦大学去作演讲，校园里贴出的"告示"说我是中国的"欧洲学家"(Eurologist)。不谋而合，看来"欧洲学"这个称呼似乎是站得住的。据说有人不同意这个称谓。退休后我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欧洲的历史、现实和精神层面的东西；西方文明源于欧洲，只此一点便有称"学"的资格。我仍想以我的余年为推动"欧洲学"式的研究略尽心力，虽然在当今略嫌冷落了一些。
以上是由"茶座"有感而发。《世界知识》其他栏目都有益智的作用。长期无缘露面的问题和作者都出来了；特别是他们以自己可贵的亲身经历，把常被看作"世界边缘"的地区和民族推上了"舞台"，从而使《世界知识》更加名副其实。当然，编辑组稿之功是不可缺少的。本文来自《世界知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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