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子材是晚清一代名将，其英雄事迹入选中小学历史教材教学内容，在钦州、广西及全国广为传颂，是钦州本土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名人，是中国著名的民族英雄。学术界对冯子材的研究，学者从军事、政治、政绩等角度对其指挥策略、爱国精神、历史地位等进行了较为深入地考察，成果十分丰硕，而对其在地方教育文化发展中的贡献问题，则少有学者关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关于冯子材对钦州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仅散见于文史资料记载及其后代的回忆，这些论著主要是简单记述了冯子材在发展钦州教育方面的事迹缺乏较为系统的学术研究和严格的史学考证。本文主要就冯子材对钦州文化教育发展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不当之处，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设立考场开科，增加科考名额
清代时期’科举考试的程序分为院试(童试）、省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别进行，院试一年一次，在府、州举行，应试者为儒童或童生，由知府、知县或学政主考，录取者为生员(俗称秀才）;省试三年一次，在省城举办，应试者为秀才(庠生)或监生，由朝廷派员主考，录取者称举人；会试在省试后第二年春天举行，在礼部考试，应试者为举人，录取者称贡士；殿试在会试后举行参加者为贡士由皇帝主考录取者称进士。
清初中期，廉州府沿袭明制，辖一州二县，即钦州、合浦县、灵山县，钦州为廉州府下辖的一个州。按清代科举惯例，县不设试院，州郡以上可设，但有一定条件，即州的士人数和财力要达到一定的限额。道光时期，钦州“实在丁口八万五千五百二十”，田赋方面，钦州年“应征税银二千五百二十五两三钱六分三厘”，应征丁银“九百五十六两三钱气氛四厘”人口和财力不足设考场规定之数额，故未设院试考场。当时钦州学子要挤身仕途，则需长途跋涉至廉州府，不但应试不方便，而且考中者寥寥无几。
1885年镇南关大捷后，冯子材威震中外，荣获清廷嘉奖。光绪十一年七月十四日（1885年8月23日），冯子材被“内阁授予太子少保衔，并由骑都尉世职授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同年十月，冯率部“赴钦之防城、东兴布防。”?在钦驻防期间，鉴于钦州重武轻文习气严重，文化教育发展滞后，冯子材接纳了州庠生章正枢的建议，向清廷呈递增录生员名额申奏，申奏了钦州士人赴外应考艰辛之情，请求朝廷将钦州升为直隶州，以便为设置考场准备条件。清廷念冯抗法有功，准其所奏。光绪十四年（1888年）“经冯子材奏请，钦州升为直隶州。并“析灵山县林墟司隶之，又析州属防城、如昔二司置防城县来属。”钦州人口大大增加，财力也较前雄厚，具备了设考场之条件。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钦州乃设试院接纳士人考试，“钦廉分设考场，每科学台直抵钦州，办理考试事务、钦防儒生就毋须再出廉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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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钦州选拔人材提供了方便。但当时清廷给钦州录取生员的名额甚少，远不足地方之所求。设考前，“钦州学八名，廪生九名，三年一贡，增生十八名”，“灵山县学八名，廪生十三名’二年一贡，增生十三名。”两县学额总计十六名。而防城县原“定额文武每试各四名”。光绪十四年（1888年），“钦州升为直隶州，增设防城一县，请添文武学额各四名，当经议复。从此，钦州学额增至三十六名。据有关资料统计，道光十一年（1831年）至光绪八年（1882年）的50多年中，钦州籍士人（包括灵山县）中举者有仇葵忠等5人，平均每10年有1人中举；道光十一年（1831年）至光绪二年（1876年）的45年中，中武举者仅曾思敏等7人，平均约6年有1人中武举；光绪十九年（1893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8年中，中举者有王士宗等4人，平均两年有1人中举；光绪十四年（1888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6年中，中武举者就有黄士莲等4人，平均1年半有1人中武举-。可以看出，钦州设考场和增加学额后，由平均每10年有1人中举到平均两年有1人中举，由平均约6年有1人中武举到平均1年半有1人中武举，文武生员中举的数额大大提升，冯子材在钦州人才培养方面的勋绩功不可没。
二、重修和创建书院，培育地方英才
在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官学和私学是最基本的教育组织形式。唐代时期，开始出现了一种不同于官学和私学的新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5]61，它在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和社会教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代和明代初中期，书院进入全盛阶段。明天启五年（1625年），阉党枉法祸兴，诏毁全国书院，书院发展受挫。清初时期，政府在学术思想上采取抑制态度，禁止书院讲学，以防止士人结社，群聚结党，书院发展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至乾隆以后，书院禁令才最终完全开放。
清代初中期，钦州先后有鳌洲书院、东坡书院、钦江书院、成美书院、鸿飞书院、仁文书院、养正书院等，大多建于明末清初，如鳌洲书院“明天启间知州李五美、学正陈联辉建”，东坡书院“康熙三十四年知州程鼎建，雍正元年知州董绍美、乾隆十五年署州李璜先后重修。”钦江书院“乾隆三十七年知州康基田捐建”]。到道光年间，这些书院大多废弃，道光《廉州府志》记载，钦江、成美、鸿飞、仁文等书院“今废”，仅存有鳌洲、东坡、养正三书院。
中法战争结束后，冯子材深深感到钦州武重文轻，而清王朝则重文轻武，操纵国家大权的是文人，自己是行伍出身，文化低，即使赤胆忠肝，有勇有谋也不被重用。特别是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在陆路取得大捷，但清廷却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他希望家乡出一些有骨气的北斗文曲，能参议朝政，制止割地赔款和丧权辱国的卖国行为。班师回钦后，冯子材听地理风水先生说，有龙地距钦城北数十丈，为城内平岗人脉之处，是地灵人杰之所在，遂决定在此为士人建造书院，以培育国材。据民国《钦县县志》记载，少保以为地灵则天杰，故于州龙，山脉蜿蜒而来，筑星峰，培龙颈，再建楼于城北山岗，上下三层，俨然一座高山，为州城背后之座镇。以其山川钟毓之灵，人材辈出。而登高远眺，心胸一豁，尤助文思，最宜作读书之处也。”为给士人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场地，冯子材倡议各界捐资献物，兴建龙岗楼宇，得到积极响应，绅民慷慨解囊。光绪十一年（1885年），楼宇开始动工，四年后落成，取名镇龙楼，楼高三层，砖瓦木石结构，占地约2040平方米。光绪十六年（1890年），知州李受彤将原设于平南古渡头（今中山路房管所大楼内）的东坡书院迁入镇龙楼，易名绥丰书院，取意“绥安弦诵盛，丰满羽毛成”。并聘请举人陈怀经为山长，主持书院，成为士人读书讲学的正式场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冯子材病逝，弥留之际，他叮嘱儿子冯相华不忘乡里教育事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后，清政府废科举，各地大兴学堂，冯相华遵父嘱与钦州绅士商议，在绥丰书院添建堂舍，设钦州中学堂。民国时期，绥丰书院更名为广东省立第十二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先后改为钦县县立第一中学、钦州市第一中学。
在冯子材的推动下，钦州原有的书院也得到重修。铜鱼书院初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因年久失修荒废。中法战争结束后，冯子材的文牍襄理方凤元鉴于自己在家乡创办的“三树斋”书房不足以适应文士学习要求，遂向冯子材提出在小董圩兴建书院的设想。冯子材对此大力支持，命方凤元负责募捐建院之事。为筹集建资金，方凤元不辞劳苦奔走于钦廉四属各地，深入钦北乡村，发动群众解囊捐资，光绪十七年(1891年），组成董事会’冯子材任名誉董事长’方凤元专董建院具体工作’于钦州之北、铜鱼山（亦称“古窦岭”)之南的小董圩购地动工兴建书院，光绪十九年(1893年）书院重新建成，名曰“铜鱼书院”。冯子材为书院亲笔手书“尔为君子儒”匾，挂于书院中门屏风顶上。书院正中三座，结构严谨，古朴大方，雄伟壮观。东边一幢有“东壁图书府”之风，西边一幢有“西园翰墨林”之雅，前后周围，广种树木花草，景色清新雅致，为士子学习之胜地。民国期间，铜鱼书院改为钦县第二中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小董小学，现为小董中学。
绥丰、铜鱼书院建成后，为当地营造了浓厚的文风和良好的学风，对培育钦廉乃至两广士子、造就人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近现代两广地区人才辈出，有一批名人武将就是这两所书院走出的。如近当代著名导演陈酉名’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华南文艺业余大学戏剧系主任、广东省话剧研究会名誉会长，他在铜鱼书院学习过，而且书院的学习对他影响很大，据其回忆，他少年时代曾在南宁鞋店做工，后回乡，“到铜鱼书院读书，又获得一部《三希堂画室》，作画稍知门径，在校中出了名。”又如民国时期曾任陈济棠部第四独立团团长、教导师副师长、广东海军舰队司令等职的张之英，于1941年任国民党22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期间在1948年在西安率部起义，后任陕西省参事室参事，他‘童年时代在铜鱼书院读书”。
时至今日，两所书院仍继续为钦州培养人才散发余热。镇龙楼现是钦州市第一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办公室、学校会议室、校史展览室等分别设在二楼和三楼上。铜鱼书院的大门、洪钟及部分房舍仍保存完好。特别是它们百年来积淀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严谨的教风学风，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成长，为后人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为今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的作用。
三、设立藏书楼，方便子弟及士人阅读
关于冯子材设立藏书楼的来由，实属因一起偶然事件。有人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同治初年，冯子材在镇江任职时，曾救助一穷苦孩子，名叫郭怀仁，留其在军营陪儿子读书习文，兼办文书事务，历时五年’颇有长进。后冯赠与郭怀仁一笔较为可观的银两，劝他勤苦攻读。中法战争后，冯子材在钦居住，学成名就荣任钦差学台的郭怀仁，由粵往桂路经钦，特来探望冯子材，为感恩赠送藏书三船，冯予材在家乡白水塘建一藏书阁，曰：“珍尝楼”，把学台所送之书藏于其间，供本宅及所属各将领子弟阅读’又供近邻乡人借阅。
根据与其他资料的印证，该事基本属实，但在时间记述上有些出入。咸丰年间，文人郭怀仁为避战乱躲在镇江句容，以教读为生，光绪《续纂句容县志》记载：“郭怀仁，字乐山，合肥人，咸丰间避乱居句容郭庄庙，课徒花茂吴氏。”同治元年（1862年），冯子材“授补广西提督，仍督镇江军务”。此时滞留镇江句容的郭怀仁与冯子材相遇，郭被冯任命为“某营司书”“以诸生佣书”。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冯子材被清廷赏穿黄马褂，封骑都尉世职。随后，冯部被裁撤，冯亦告假回钦，郭怀仁恳求冯子材携其而行，冯尽管很赏识郭的才智，但考虑到钦州文化落后，读书与赴考皆不方便，恐误其前程，乃“强之解职，赀其修学”。在得到冯子材的资助银两后，郭怀仁勤苦攻读。同治二年（1863年），郭怀仁中进士，受到同治皇帝召见，他与其他进士一起“俱着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后改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又任广西学政。但郭怀仁任广西学政不是中法战争后，而是在中法战争前，据《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二八八记载，同治九年八月初一（1870年8月27日），由翰林院编修“提督广西学政”。
藏书楼的设立，对钦州教育特别是冯子材家乡青年士人的成长教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冯子材及其部将的子弟，有了一个学习的场所和阅读的地方，临近寒门学子也可以借书攻读。冯子材的儿子冯相华跟随他征战多年，但后来“喜读新学，特别对光学、声学、数学颇感兴趣，学尤得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竟任“初办之钦州中学校长，以其业高尚，喜形于色。”冯子材的孙子、孙女后也大多博学多才’从事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人才。这些是与他对子孙在学习方面的严格要求和家中的丰富藏书分不开的。
刘启强，李汉清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张雪门教育思想研究所,广西南宁5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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