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广场舞，学者们开展学术探讨，专家们进行艺术争论，深了。就当下火遍城乡大地的广场健身操舞来说，社会性大于专业性，相关的政策、法规、服务、指导等需求都很现实，有待研究解决。
2015年3月23日，国家体育总局和文化部联合推出的12套广场操舞向社会正式公布。随即，各种评价意见和声音鹊起，有人担心以后全国只跳这12套了，也有人误以为政府部门又在搞统一。事实上，很多地方广场舞的状况并未因此出现明显变化，舞者并不像旁观者那样把兴趣放在担心和争论上，健康、快乐才是他们最看重的。
近日，记者就此向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刘国永了解“12套”公布两个月来的情况和想法。
新体育：“12套”发布后，总局群体司曾经做过一些解释和说明。但是，时下有一种社会心理，只要是政府做的事情、官方出台的东西，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又是强制统一的那一套。广场舞这件事是不是也有这种倾向？
刘国永：也许是当时我们讲得不够清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但是，人们的解读可能有多种视角，在一个提倡包容的时代，这也很正常。我们的意图只想丰富大家的选择，同时，也把运动医学等方面专家基于科学性、健身性、观赏性、普及性等角度的意见和建议加以整合，做出引导，并没有要搞大一统的意思。12套广场舞不是只做简单公布，还要让人们找得到，能够从网上下载到动作分解。网络时代不能还像原来那样搞培训了。政府不是企业，做事不能赚钱，也不能因循守旧，要把后续的事情尽可能完善。可以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选学一些广场舞，但绝不是用行政手段搞强化。
新体育：上世纪90年代后，广场健身操舞日渐风行，最初就是有一些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自发活动起来，这些年舞者的规模和成分又有了不断扩充，形式也更加多样，有些跳得很讲究，也有些看上去似舞非舞，更像是一种健身方式。怎样看待这种变化？
刘国永：老百姓的心态起了变化，政府部门做事方式也要转变，就是想搞统一也做不到。广场舞的概念很难说清，只要健身效果好，没有安全隐患就行。许多社会基层文化也有比赛，为的是有一个尺度上的标准，这也是一种需求。国家体育总局打算与文化部商议，组建社团性质的广场舞协会开展活动。我在发布会上曾经说过，这12套广场健身操舞只是一种推介和科学引导，是政府对老百姓各种不同健身需求的回应和服务。但这“12套”究竟好不好，老百姓认可不认可，不是由政府说了算的，最后还是得由老百姓自己来投上一票。
新体育：热衷于广场操舞的中老年人当中，不少人年轻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那么多机会和条件参加体育健身活动，来掌握运动技能。不少老大妈除了跳广场舞，顶多是健步走，基本不参与其他形式的健身活动。
刘国永：中老年人参与广场舞，由历史的和现实的多种因素促成。譬如，他们退休以后，从原来的“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一下子找不到已经习惯的依托。中国人有扎推和从众心理，看见周围的同龄人都在跳，自己跟过去活动一下，也有增进社交和沟通的目的。同时，老年人还会利用这种方式和机会寻找对过去日子的记忆，有怀旧的情结，这从他们跳广场舞选用的配乐曲目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果青少年体育教育做得好，孩子们从小有更好的锻炼基础和习惯，成长到中年以后可能会有更丰富的体育健身方式。
新体育：就您所知，国外有没有类似的大众健身活动方式？
刘国永：国外没有普遍开展广场舞的情况，可以说，这是中国独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复旦大学有位教授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分析政府做事为什么会引起激烈的反应，国外媒体遇到这种现象，往往借机考问中国的管理体制，喜欢做这方面的文章。我们也很重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打算认真梳理其中有价值的成果和意见。对于大众化的交流、展示、创编，政府部门要多考虑群众的感受，讲求方式。广场健身操舞爱好者可以通过网络自荐作品，我们将通过专家评审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选，吸引大家来学。
新体育：广场操舞未来会是怎样的走势？政府部门能做些什么？
刘国永：其实，当年全国人民都做同一套广播体操的时代早就成为历史。作为政府行政部门的国家体育总局和文化部，有责任做好广场舞的引导、服务和规范工作。广场舞的核心是民众自治，提高公民素质，既要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也要注意维护他人的权益。长期以来，公共服务是欠了账的，政府部门要联手做好规划，体育、文化、公安、国土资源等部门共商，拿出具体措施，给全国健身操舞爱好者搭好展示和沟通的平台，帮他们圆个梦，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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