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产业升级已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产业追赶也成为理论界的研究重点。微电子产业以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对中国产业升级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同时，《“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也提出要突破新—代信息技术，增强国际竞争力。信息产业作为最具活力的科技创新领域之_，已成为衡量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和各国争夺发展主动权的战略制高点。作为信息产业的核心基础——微电子产业(集成电路、元器件、封测等)，则是决定信息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全球微电子产业先后经历了由美国到日本，再到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群成长和产业转移。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后发国家如何承接微电子产业转移、如何成功实现产业追赶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技术创新演进、路径模式、政策模式和组织模式方面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本文对微电子产业追赶模式研究的现状进行回顾，将主要模式提炼为技术创新演进模式、追赶路径模式、政策模式和组织模式。本文依次梳理、总结每种模式的相关研究，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1A-U模型与技术创新演进模式
技术创新演进对实现产业追赶具有重大影响，不少学者将技术创新演进模式作为研究突破口，通过分析如何引导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在产业成长中的作用来解释如何实现产业追赶。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分析产业成长的代表性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Abernathy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Utterback[1]。他们通过深入分析美国许多行业案例，提出了著名的A-U模型，并基于A-U模型得出了以下两个结论：
第_，产业演变过程中创新类型和程度的变化规律。在电视行业的演化过程中，创新分布表现为：在流动阶段，创新以重大产品创新为主，主要产品频繁变化，对产品进行多样化设计，生产工艺灵活但缺乏效率，规模经济水平低;主导设计形成后，行业发展进入过渡阶段，创新焦点发生转移，创新因产品设计趋于稳定而开始向工艺创新倾斜，市场中竞争者数量开始减少;进入稳定阶段(或特性阶段)后，创新以渐进性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为主，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市场份额趋于稳定，市场力量控制在少数大公司手中。
第二，产业主导设计与企业数量峰值的关系。产业主导设计与企业数量峰值的假设关系——负相关关系——是成立的。他们通过对美国电视、汽车等行业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以上假设关系。A-U模型对于产业追赶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引导人们关注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创新的焦点以及产业集中度的变化与主导设计确定的联系。后发国家在技术积累方面的不足决定了其要实现追赶必立主导设计并将该标准扩展到国际市场，则决定了某产业能否确定领先地位。A-U模型研究为后续的技术创新研究和追赶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决定性意义。
然而，A-U模型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美国企业，环境差异使得其结论难以直接应用于后发国家。针对这一情况，Kim[2]深入刻画了一个基于逆向A-U模型(从过程创新到产品创新)的多轮次技术转移、吸收与提高过程。他认为，后发国家首先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来积累工艺经验、进行过程创新，然后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产品开发和设计。后发国家缺乏完善的工业体系，没有足够大的产业研发力量和足够多的产品工艺经验，很难直接进入产品创新阶段，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产业积累才能吸收、消化产品的加工工艺和研发技术，才能进行有效的产品创新。Kim分析的产品创新有别于发达国家的产品创新。后发国家的产品创新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首先在某些环节实现创新突破、然后经历过程创新，循环反复地改进和完善。
程源、高建和杨湘玉[3]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模型，用于解释日本产业追赶过程中的创新演进模式。其研究表明，工艺创新往往处于产业追赶过程的初始阶段。后发国家的产业往往首先通过工艺创新建立相应的技术竞争力，然后谋求技术标准等层面的创新。具体到微电子产业，程源[]从需求、技术极限、市场竞争和成本4个层面，指出在MPU(microprocessorunit,微处理器)产业中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是同时进行的。在同一阶段，同时存在许多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成果。处于行业领导地位的企业能够通过实施积极、有效的创新策略保持核心竞争力、维持其行业地位。应用需求的变化、技术极限的不断突破、市场竞争的曰益激烈、研发成本的不断提高，决定了MPU产业中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必须同时进行。要实现高技术壁垒、高附加值的产业的技术追赶，企业需要在更深、更广的领域进行创新。上述研究在A-U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深入分析后发国家的产业状况，进一步完善了追赶模式中技术进步的意义。积累工艺经验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很重要，产品创新是在反复进行过程创新的基础上实现的。不断加大技术投入，实现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再创新，同时及时对需求变化做出反应，进行有效的产品创新，如此才能真正地占领市场。
2路径模式
许多学者认为，实现产业追赶必须确定相应的追赶路径，即产业应按照怎样的顺序实现突破、获得成长，路径模式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归纳来看，产业追赶路径可分为技术路径、R&D路径、FD(foreigndirectinvestment)与VC(venturecap-ital)路径和产业群路径。
21技术路径
Amsden[5]通过研究韩国的工业化过程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初期，技术引进占据着重要地位。Reddmg[]通过建立内生创新的模型，分析了技术的路径依赖性，认为经济发展由内生的创新因素推动，在一定时期技术发展存在路径依赖。其模型较好地解释了技术领导地位在世界各国间迁移的现象。Lee和Yo〇n[]将专利引进与技术扩散相联系，以记忆棒生产企业为例，发现记忆棒生产企业的发展顺序和专利引进的顺序完全一致，都是美国一日本一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可见，认识清楚技术扩散、技术路径是微电子产业后发企业追赶的关键。
更进一步，谢伟[8]指出，技术引进的目的不仅仅是建立产业生产能力，还有通过引进学习和提高技术能力，从而形成和提高产业竞争力。陈劲[]认为，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的过程一般被称为技术学习过程。Hobday[1°]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模式之一是OEM—ODM—OBM®。后发国家正是在技术学习过程中实现了产业技术的积累和沉淀，进而逐步提高了自主设计能力，最后通过建立品牌成功实现了产业追赶。这与Amsden指出的产业追赶必须经历技术引进的思路是一致的。谢伟8给出了追赶和学习过程的能力观，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技术引进一生产能力一创新能力”模式。李靖华、葛朝阳和吴晓波[11]提出了范式转换的危机可能是后发国家实现产业竞争力跳跃的唯一机会，并提出了基于学习对象的能力观和范式转换的“跨越窗口”观，指出了追赶和学习过程中创新型式的定义及其划分一一跨越范式转换的、以生产能力为中心的创新型式和以创新能力为中心的创新型式，基于这一范式给出了追赶和学习过程的阶段划分——学习、忘却学习和创新。
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技术路径追赶模式的关键是通过技术引进培育创新能力，进而实现追赶并巩固追赶后的成果。中国台湾地区学者Hu[12]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LCD生产企业通过全面学习日本领先LCD企业的经验而提升了自身的创新能力，并实现了追赶。同时，他还发现，在培育自身创新能力的过程中，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倾向于提高自身技术效率，而韩国企业倾向于提高自身的技术位置，即不同后发企业在追赶过程中的方向选择有所不同。中国台湾地区学者Chuang[13]对比了后发企业的技术依赖追赶模式和发达国家领先企业的R&D模式，通过研究台湾地区两家领先的平板显示器生产企业——AUO和CMI，证明了后发企业在追赶过程中不仅可从知识迁移中获益，而且可实现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进而实现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同步进化，甚至可能突破边界，成长为领先企业。Chuang和Hobday[14]强调了后发企业吸收能力(absorptivecapacity,AC)的重要性，将能力构建过程分为3个阶段——准备进入一进入一创新与多元化，认为中国台湾地区LCD生产企业的吸收能力应被定义为工业设计能力而非R&D能力——因为其工艺创新多于技术创新，正是这样的吸收能力使得这些企业实现了多元化发展并走向行业前端。Chuang和Lee[15]|fAC定义为衡量企业是否有自主创新能力、是否可产生创新结果的指标。他们将韩国引进的技术分为3类anchpatent和patent-only,通过研究这3类技术强调了know-how对于AC培养的重要性。Figueirt〇1〇[16]通过研究巴西的追赶企业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即创新能力的培育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开展发明创造活动，持续而稳定地提高了企业的环境相关表现，多渠道地促进企业成长。他还指出，企业成长不仅仅由研究和专利带来。
总的来说，可看到基于技术路径的产业追赶研究主要有两类：_是采用实证方法验证了技术依赖、技术路径对于实现产业追赶的重要性;二是在认识技术路径重要性的基础上进_步对后发国家如何选择技术路径进行阶段性的、层次性的剖析。两类研究对技术路径重要性的认识是高度_致的，其中分析各阶段的技术路径逐渐成为主流研究方向。Tsai和Wang[17]利用中国台湾地区83家大型电子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根据Cobb-Doug-las方程，构建了随机影响模型，得出了R&D的产出弹性是0.19的结果。其分析结果还表明，R&D投资的平均收益率达到22%。该研究结果支持了R&D对中国台湾地区电子企业的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结论。Conrad和Wastl[18]以德国和日本电子产业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多元线性回归进行数据处理，经分析指出内在的产业结构和R&D投入是影响日本实现产业追赶的重要因素。Wang和Tsai[19]利用Logit模型，指出R&D投资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大于对大型企业的影响。企业越大，R&D投资对企业追赶的作用越小。可见，传统研究主要采取量化验证方法，对R&D在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追赶企业中的作用进行了细致评估，在肯定R&D作用的同时论证了其对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影响的区别。Wang、Chen和Wang[20]对R&D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分析，将R&Dnovelty定义为衡量项目的技术新颖程度的指标，认为R&Dopenness描述了从外部获得技术的程度，认为R&Dnovelty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产出，但对销售业绩提升的意义不大，R&Dopenness正向影响销售业绩、负向影响创新产出。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更为细致地探讨了R&D的作用，便于更清晰地看到R&D具体通过什么影响产业追赶。
23FDI与VC路径
FDI对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该结论被Hill和Athukorala[21]进一步证明。他们收集了20世纪90年代亚洲FDI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证明了FDI对产业升级的重大影响。FDI不仅仅意味着资金流入，更意味着与资本相结合的技术和知识的流入。中国台湾地区电子产业的经验表明，FDI是台湾地区电子产业融入国际经济的重要途径。Chen[22]认为，FDI使台湾地区的电子企业建立了与外部经济的联系网络，并借助外部力量实现产业追赶。Km[23]根据两个变量一一发展动力和发起源将韩国电子企业的技术合作划分为4种类型，证明了发展动力和发起源是决定韩国电子企业成功的核心因素。Tang和Chyi[24]利用广义线性模型证明了VC对中国台湾地区的电子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VC促进了中国台湾地区电子产业劳动效率的提升。Tung和Wan[25]认为，VC、R&D以及出口带来的知识扩散共同推动了该产业的成长，股权融资为台湾地区的创业型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推动了其品牌建立，从而促进了电子产业规模外延，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将为台湾地区的电子产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Hsu[26]研究了中国台湾地区的电子企业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投资情况，指出台湾地区的电子企业在大陆地区的投资不仅为其赢得了竞争力，而且促进了大陆地区产业链的完善和升级，而大陆地区产业链的完善和升级又有助于台湾地区电子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与R&D路径的研究相类似，基于FDI和VC路径的研究同样主要以量化实证为主，验证了FDI和VC在产业追赶中的积极作用，FDI不仅有助于接受投资国的产业发展，而且有利于投资国自身产业的进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现了更多反思FDI的声音。例如，Wong和Gohm通过对比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差别，得出纯粹依靠FDI的追赶模式不利于长期增长。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在向知识基础型经济转型的轨道上走的比中国大陆地区更好。Guo和Chen[28]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产业内FDI对提高产品相关知识产出效率的正向作用更大，而对提高专利相关知识产出效率的意义较小。产品相关知识的FDI溢出水平大于专利相关知识。Chen、Kokko和Ting-vall[29]在承认FDI积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和产业受益不均匀的问题，指出只有高吸收能力产业才能更好地从FDI溢出中获益。
产业群路径些学者关注了世界技术网络与本国产业追赶的关系。例如，Cho和Lee[3°]认为，韩国电子产业的追赶路径不是传统的S型轨道。韩国电子产业的发展没有经历大起大落，整个成长路线比较平缓，不存在阶跃性的产业拐点，S曲线中稳定的斜率变化体现了其产业发展速度的变化。他们指出，构建与世界的网络联系是促进韩国电子产业技术发展的重要原因，正是这种与世界技术潮流的联系保证了韩国电子产业能够不断赶上技术创新的浪潮。Yang[31]研究了中国加入WTO后的经济发展情况，指出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提高市场竞争性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对于正在谋求发展的国家而言是有益的借鉴，后发国家应主动加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而中国经济的成长路径证明了建立这种联系的重要性。日本学者KaoruSugihara[32]分析了过去200年欧美和亚洲在产业布局上的差异——欧美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而亚洲(除日本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主导地位。Wang、Liu和Wei[33]*析了中国企业对跨国企业的追赶，将技术障碍、技术能力和文化相近程度作为变量，论证了追赶速度与技术障碍和技术能力正相关，中国内地企业对文化相近程度更高的港澳台地区企业的追赶并不显著慢于对外国企业的追赶。
—些学者关注了产业园区的产业集中模式如何助推产业追赶。例如，Tsai[34]利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对1986—1995年中国台湾地区工业园2340家企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发现产业聚集和空间分布对知识传播具有积极作用，在_定时期内推动了台湾地区电子产业等高科技产业的成长。同时，参数显著性的研究结果表明，产业聚集和空间分布对台湾地区高技术产业成长的影响甚至大于FDI的影响。Jang[35]指出，工业园和FDI投资促进了知识传播，而知识传播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实现发展的最核心因素。产业的多样性促进了中国台湾地区电子产业的发展，因为产业多样性促进了企业学习、分享技术成果和管理经验，而这些都有助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Chen、Chien和Lai[36]回顾了中国台湾地区的新竹科技园30年的发展历程，利用波士顿矩阵战略分析方法，充分肯定了新竹科技园对中国台湾地区产业发展、创新能力提升的积极作用。
此外，_些学者着眼于产业群带来的竞争，分析了这一竞争对产业追赶的正向效应。例如，Hsu和Chen[37]通过两阶段转换回归纠正了公司规模对劳动效率的影响，估计了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劳动效率。其挑选的指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而证明了修正模型的正确性。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激励竞争提高了中小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但降低了大型企业的生产率。James和Movshuk[38]通过NonparametricDaniels检验，分析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RCA指数，证明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产业竞争力已不再仅仅依赖低廉的劳动力，而是转向依赖技术进步。3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结构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中国台湾地区与韩国的出口结构相似性低于它们与日本的相似性。其研究表明：电子产业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地域性，产业成长的趋势是从劳动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Kini[39]追踪了政府对通讯行业产业标准的制订和退出，发现政府行为对整个产业群发展有积极作用。Gao[4D]通过研究TD^SCDMA，探讨了标准制定对于后发企业的意义，指出在欠缺其他能力的情况下采取特殊方法获取资源支持是可取的。Liu和Ray[413^中国台湾地区微电子产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其新颖之处在于：研究了政府、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三方的关系，建立三方联盟(trple-am-anc)模型，认为解释三方间的关系对于研究中国台湾地区微电子产业群的产生是必不可少的。
综上，以产业群为立足点的研究的主要结论体现在产业群与世界的联系、产业园区模式、产业多元化、产业标准制定对产业追赶的正向意义。
3政策模式
毫无疑问，政策是影响产业的重要外生变量。关于政策的研究文献也最为丰富。中国的政策实践具有高效、强力等特点，政策效果研究愈显重要。政策影响产业追赶的方式不同，基于政策的研究思路也不同。总的来看，有些学者着力于分析政策推动创新和创业进而推动追赶，有些学者着力于分析产学研结合的政策，有些学者进行了更为综合的分析。
1)政策鼓励创新研发和创业角度的研究。Fong[42]通过研究VHSIC(veryhighspeedintegratedcircuit)，指出政府正确的产业政策和在创新研发方面的积极参与能够提高行业竞争力。HUnter[43]指出，美国政府对_些行业缺乏有效的政策扶持是造成20世纪80年代美国失去对日本相关产业的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Chen[44]通过案例研究证明了产业创新政策降低了国外投资的门槛，为技术转移和产业承接提供了便利的政策环境。他对跨国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目的进行了维度划分，指出联结跨国公司的研究机构促进了新知识、新技术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传播，缩短了技术差距。Koh[45]研究了新加坡政府在推进经济转型、提高产业创新能力和竞争性方面的举措。其研究表明，新加坡政府旨在提高产业竞争力、鼓励创业、优化产业结构和推进创新的政策加速了新加坡产业竞争力的提升。Chang[46]利用1992—2003年中国台湾地区各产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基于随机边界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始于1991年的鼓励创新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显现成效，正是创新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才使台湾地区的微电子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出现并发展。
2)助推产学研结合角度的研究。Hayter和Edgmgton[47]构建了“反产品周期模型”，用于分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过程中的阻碍。他们在分析了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的产业情况后指出：政府政策，投资环境和教育对能否承接产业转移起重要作用——这是日本产业转移过程中所积累的重要经验;正是日本不断地向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转移成熟的制造业，才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Gertler[48]指出，硅谷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在于有效的产业聚集、优势互补、“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以及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在产业创新上的紧密联系。这种产业政策、产业聚集、科技成果产业化和知识传递对实现后发产业追赶的价值在于：在合适的产业政策引导下，这种协同效应能被有效利用，从而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和扩散、实现创新的良性循环。程源和傅家骥[49]在探究日本和韩国实现微电子行业的产业追赶的原因时指出：曰本通过建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协会集合了国内主要的实业公司和3个研究实验室，集中力量进行技术研
发和产品创新——这是日本实现产业追赶的原因;韩国以三星公司为核心，政府提供技术引进和人才培养等服务，从而成功实现产业追赶。值得注意的是，Chang[5°h^于如何解决后发企业的产学研结合问题提出了全新的研究视角，认为传统的研究维度过于单_，构建了基于人力、R&D、流动和联系4个维度的研究框架，用于解决后发企业的创新难题，为后发企业如何寻找出路提供了政策建议。
3)较为综合的政策分析。Kang[51]研究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发展，分析了政策效率、新的经济结构模式、产业政策选择、政治组织能力4个方面的情况，从历史、文化、国际化趋势和比较优势的角度探究了这两个后发国家和地区在产业追赶尤其是微电子产业追赶上获得成功的原因。了口〇@[52]对中国台湾地区电子产业的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指出了其成功经验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强调了其成功经验不同于日本和韩国，是一种能在其他国家得以复制的经验。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台湾地区政府制定了明确的产业政策，由政府进行R&D投资，提供融资便利、税收优惠，转变了用工政策和政府角色，不压制创新、不干涉企业决策，促进产业整合和市场开发。Kim[53]介绍了韩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对比了非洲经济的发展，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策略提供了参考，着重强调了韩国的出口、投资、自由市场策略和有效的政府引导为韩国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Geroski[54]在研究了企业和产业政策的协同效应后指出应建立两者间的垂直联系：_方面，通过培养市场需求以激励创新;另一方面，整合不同区域的创新资源，使创新的生产者、销售者和客户形成_种纵向协同关系。以需求带动创新、创新满足需求，在这种影响和反影响的过程中培养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Hwang和Choung[55]研究了技术与研究机构的协同发展，对比了中国台湾地区与韩国的半导体行业追赶过程及其追赶结果，分析了不同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同一产业发展大相径庭的原因。其研究未着眼于如何实现产业追赶，而是注重产业追赶过程中能力的演变过程，认为企业、公共研究机构与政府的关系会影响创新能力的形成，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宏观考虑产业的协同发展以实现创新能力形成的期望。Gao和Lm[56]»企业协同追赶过程视作企业策略与政府政策共同克服后发企业劣势的过程，既分析了政府政策的不足，又充分肯定了政府政策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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