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13这样振聋发聩的呼喊。虽然这种思想在当时无法实现,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顾炎武希望恢复“先王之道”,使得政治清明百姓安居的愿望。 其次,顾炎武提倡“先王之道”反对“小人之道”。他说:“唐书载尚书左丞贾至议曰:‘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未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取士之失也。”13“小人之道”盛行的根本原因是“儒道之不举”。 最后,顾炎武认为只有“先王之道”得以实行,“儒道”才能发展和昌盛。顾炎武认为“先王之道”只有依靠儒者才能传承。因此他说:“周、程、张、朱五子之从祀,定于理宗淳佑元年。颜、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后国无异论,士无异习。历元至明,先王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这里顾炎武肯定了“周程张朱”,“颜曾思孟”等人对“先王之道”传承的贡献。 (二)圣人之道 儒家把尧、舜、禹、周公、孔孟等人尊称为圣人,而后世学人们只有尊崇“圣人之道”才算真正体会儒家的内涵。历代大儒把“圣人之道”看得极为重要,如《礼记·中庸》载:“太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14这里赞美“圣人之道”的伟大,是世界万物的发源,并把它和天等同起来。 顾炎武也看到了“圣人之道”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经过宋代以来理学的改造,“圣人之道”已经湮没无闻。他说:“试问百年以来,其能通十三经注疏者几人哉?以一家之学,有限之书,人间之所共有者,而犹苦其难读也,况进而求之儒者之林,群书之府乎,然圣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绝也。”顾炎武认为由于儒家经典的逐渐增多,最初的西汉六经发展为唐宋的九经,最后清朝又扩展为十三经,使得学者要想读通这些经书是不可能的。因为经学的日益繁多,人们无法尽读,这就间接导致学者都空谈成风,干脆放弃了研读经典,从而使得“圣人之道”“中绝”。 为了恢复圣人之道,顾炎武从“体”、“用”、“文”三个层面入手。 第一,关于“体”的方面,顾炎武认为,要达到“圣人之道”,对一个人的内在修养也有要求。他说:“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提出了在学术方面要做到博览群书,在个人行为上要有羞耻之心。要想达到圣人,就是对待自己要以“忠”为标准,对待他人要以“恕”为准则。即“自其尽己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当“行有不得者”时要“反身修德”做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15就“可以入圣人之道矣。” 第二,关于用的方面,顾炎武提出要想达到“圣人之道”的标准,还要从自身做起,从日常生活中开始和体会。他说:“圣人之道,未有不始于洒扫应对进退者也。”“夫子之道,不离乎日用之间。”顾炎武去除了圣人之道的神秘性和神圣性,让人感到圣人之道不是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只要每个人从洒扫应对进退等小事做起就能达到圣人的标准。由此他认为:“圣人之道,所谓备物以致用。” 最后关于“文”的方面,顾炎武认为,要想恢复“圣人之道”,就要抛弃后人添加的经书而只求诸于六经。所以他补充说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尚其占”。《易经》中蕴含着“圣人之道”,而要想明晰其中的道理,就要“以《诗》《书》执礼,而《易》之为用,存乎其中,然后观其象,而玩其辞,则道不虚行,而圣人之意可识矣”。顾炎武最后把全部“六经”都囊括进“圣人之道”中来。 以上顾炎武的思想正和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观相符合。《庄子·天下》说:“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16后来这一思想为儒家继承,特指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内圣”,就是将道藏于内心,自然无为;“外王”就是将道显示于外,推行王道。“内圣外王”指的是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是人格理想及政治理想两者的结合17。顾炎武提倡的对内要“忠恕”,“博学于文,行已有耻”;对外要“洒扫应对进退”,“备物以致用”。正是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体现。梁启超说:“‘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
术之全体……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所谓古人之全者即此也。”18 (三)六经之道 顾炎武很尊崇“六经”,他认为孔子之所以被称为“素王”可以与上古圣王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相媲美,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删述了“六经”。他说:“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又认为“六经”集中了上古圣人的所有智慧,后人不需要进一步加以创造发明,只要明了“六经”的含义就可以了。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孔子之圣,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是故六经之业,集群圣之大成,而无所创矣。” 虽然“六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但在流传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到了董仲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六经”才重显于世。顾炎武在诗歌中描述了“六经”由“绝”到“盛”的过程。他说道:“微言既以绝,一变为从横,下以游侠权,上以刑名衡,六国固蚩蚩,汉兴亦攘攘,不有董夫子,大道何由明,孝武尊六经,其功冠百王。”19 明代学风空疏,人们多不习“六经”。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不由感慨道:“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20顾炎武身处于那个时代,他尖锐地批评明代的学者不读经典,读书只是为名而已,“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顾炎武指出明人乱改经书,他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最后顾炎武感叹人人不识“六经”,使得孔子之道无法施行,“尼父道不行,喟然念泰山,空垂六经文,不覩西周年”。 顾炎武提倡回到经典中去发掘古人之意。他认识到,通过对“六经”的研读,在上可以与先秦儒家的“圣人”、“先王”思想相沟通,在下可以作为自己建立学术体系的立足点。顾炎武正试图借助于“道”的内涵和外延着手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而“六经”正是汇通“道”与“学”的关键。从此顾炎武便开创了后世乾嘉学派以“六经”为本源的学术路径。 三、结论 “道统论”最初从孟子开始就构建的儒家正统学说,最终由宋儒发扬光大,占据了从宋至明的中国古代思想界的主流。到了清代,学术风气为之一变,清代学者有感于明代政治的腐朽,纷纷认为是学术上的空疏之气导致了这一结果。因此清代学者纷纷对宋明理学加以批判,由此清代考据学风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学人,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由于清代学人对宋明理学的否定,使得“道统论”也失去原来的地位,逐渐不被人们所提及,但它的影响犹在,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虽然顾炎武也反感宋明理学的学风,但对于宋明理学的优点也加以吸收与改进。正是受到宋明理学的启发,顾炎武从先秦典籍中挖掘并重新阐述了“道统论”学说,借助儒家传统的“先王之道”、“圣人之道”和“六经之道”,赋予了“道统论”以新的内涵。顾炎武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并且对后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国书店,1985:5253. [2]王弼.老子注[m]∥诸子集成: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14. [3]阮元.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171. [4]阮元.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1700. [5]焦偱.孟子正义[m]∥诸子集成: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 608610. [6]马茂元.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8.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15. [8]郭莹.中国文化讲习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50354. [9]阮元.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5338. [10]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499. [11]顾炎武.亭林文集[m]∥四部丛刊:第8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80. [12]清史编委会.清代人物传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53. [13]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四部丛刊:第6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312. [14]阮元. 十三经注疏:礼
记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5]刘宝楠.论语正义[m]∥诸子集成: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263. [16]王先谦. 庄子集释[m]∥诸子集成:第3册. 北京:中华书局,1954:216. [17]汤一介.反本开新:汤一介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49. [1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2. [19]顾炎武.亭林诗集[m]∥四部丛刊:第84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9:50. [20]江藩,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5. (责任编辑文格)
中国论文网(www.lunwen.net.cn)免费学术期刊论文发表,目录,论文查重入口,本科毕业论文怎么写,职称论文范文,论文摘要,论文文献资料,毕业论文格式,论文检测降重服务。